“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杜拉斯《情人》
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
亮相嘉德春拍的这份信札是1971年年初，法国作家杜拉斯写给在布鲁塞尔的好友勒内·米夏的。信中详细讲述了她近期的电影拍摄工作，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杜拉斯不论是对于文学还是电影创作，都经过反复思考，有极为严苛的要求。
“十分抱歉，给你回复的这么晚。我一直忙于我最后一本书的拍摄。《de ‘La Mère’ de W》（波兰先锋作家、艺术家斯坦尼斯瓦夫·维特凯维奇）从今年1月31日开始拍摄。说实话，这只是我单边的改编。是克劳德·瑞吉（Claude Régy）觉得原来的讲的不清楚。电影是我的二次创作。别读小说。电影拍的比小说更加深入。这本书局限于那篇报道。而报道在电影中的呈现更见张力……”
玛格丽特·杜拉斯 致好友关于电影拍摄的亲笔信函
1971年1月2日
1通2页
附亲笔信封
1959年，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改编成电影，在法国上映。正是这部电影为杜拉斯赢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的提名。杜拉斯创作了许多小说、剧本、电影，其中最畅销的是她1984年的自传小说《情人》（L’Amant），描述了她早年与一位中国人的恋情。《情人》获得1984年的龚古尔文学奖（Goncourt prize）。她青春期的故事在另外三个小说中也有所体现——《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伊甸影院》《中国北方的情人》。
电影版《情人》由让·雅克·阿诺执导，克劳德·贝里发行，在1992年上映后，获得巨大成功。《抵挡太平洋的堤坝》（The Sea Wall）在1958年第一次改编成电影，在2008年又一次被搬上大荧幕。
杜拉斯的作品中，电影化手法的运用，加强了作品的画面感，却可能带来支离破碎的感觉。但杜拉斯凭借着她在小说中成功营造的某种情绪和气氛，赋予了貌似残缺、不连续的画面后一种内在的流畅。
《情人》电影海报
对于传统的小说来说，叙述意味着情节的产生、发展、高潮和结局，一切都环环相扣，逻辑性很强，而这些在杜拉斯的小说中都不具备，情节淡化到几乎没有，而且往往是破碎的、无序的，彻底远离了传统的“全知全能式”的叙述方式。杜拉斯的作品时就会发现，故事极其平淡简单，寥寥几句话就可概括。淡化故事情节的结果，必然是强化人物的心灵刻画和心理分析。
《情人》剧照
杜拉斯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为了表达作品主题而存在的，为了深刻挖掘人物的内心，她的人物形象就保持在模糊状态，但作家自己对每一个人物的内心都了如指掌，没有名字或者只有字母拼成的名字只是为了尽可能地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表达作品主题。杜拉斯的人物貌似于其他当代小说中的人物，空洞、扁平、模糊，缺乏鲜明形象，但他们内心充满欲望、渴望激情，受过生活的伤痛，精神游离于周围的人、物，沉浸在非理性的世界中，想象、睡眠、哭泣，叫喊是他们的非理性语言。他们是作家观念的代言人，正如诗歌中的意象，他们的存在赋予了文本简约、抽象却含蓄、深沉的风格，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诗化品格。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原名玛格丽特·陶拉迪欧，法国作家、电影编导。代表作有《广岛之恋》、《情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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