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德2017春拍“笔墨文章”专场中，15通未见著录的熊十力信札首次面世，让柯树平这位谦谨、低调的熊门弟子于历史尘雾中浮现出身影。在熊十力的学生中，柯树平的知名度不及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但是，通过阅读这些信札可以感觉到，作为熊十力先生严格意义的同乡、广泛意义的同行，柯树平与老师的关系更容易让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永怀函丈训”的深意。这组从未面世的信札或许将再度唤起人们对上个世纪师生之谊的想象与追慕。
熊十力像（摄于1947年）
柯树平是熊十力的同乡，此“乡”者，同一县也。熊十力生于湖北省黄冈团风上巴河镇熊坳村张家湾，而柯树平的原籍即为离此地不足百里的鄂城，两人于同一年来到北大哲学系，1922年秋冬之际，在北大校长蔡元培力邀之下，熊十力离开南京内学院，被聘为北京大学主讲唯识学的特约讲师，与梁漱溟一起住在地安门吉安所。同一年，十九岁的柯树平从武昌勺庭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住在北大西斋。
1923年北大湖北同乡会合影，第二排左四为柯树平
熊十力、柯树平这对师生，同籍同乡，同一时期，各自以师生身份同在北大，一人毕生治学，一人与文化教育工作须臾未离。在照顾老师尤其是帮助熊十力安排讲课，联系出版等事宜中，柯树平出力甚多，《熊十力全集——书信卷》收录熊十力写给柯树平的书信17封，可见得柯树平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通信对象。此次春拍，嘉德古籍15通熊十力致柯树平信札上拍，均系首次面世，未曾见于著录。
1925年北大哲学系一年级学生远足合影于长城脚下
左三为柯树平
这15通信札，和《熊十力全集》的同类信件一样，都没有注明写信年份。根据内容初步判断，绝大多数信函写于抗战后至1949年间。彼时熊十力两次入川，辗转多地，颠沛流离，生活拮据。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感情，他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可以说，这一时期，恰是熊氏哲学体系充实、发展并日趋完善的时期，也是他在国内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时期。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已被学界公认为其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与此同时，柯树平则随教育部由北京一迁再迁，经长沙、汉口、重庆，再由重庆迁至青木关。抗战胜利后，短暂回京，因时局变化，由京经沪、穗、渝、蓉，多次辗转。1949年12月由成都新津机场，飞抵海南三亚，经海口去台。
这组尺牍来往于纷飞战火中，纵览全部信札，仍能较为清晰地显现几条重要线索，它们事关学术史、出版史和教育史。
熊十力 致柯树屏信札
近代写本
1通2页 纸本
尺寸不一
《读经示要》被学界视为《新唯识论》之后熊十力撰著的又一“鸿篇巨制”。《读经示要》1948年第二版的“印行记”云：“此书于三十四年冬，由中国哲学会编入‘哲学丛书’甲集，交重庆南方印书馆，印数百部，防稿本散失。值战后纷扰，久未流通。去年乡邦谋印先生丛书，仅印出《新论》语体本及《语要》各千部。而赀力不继，此书复置。”坚持出版，是因为“此书关系今后思想界之趋向，至为重大”，所以，即使资金困难，众弟子仍努力筹划出版。
熊十力 致柯树屏信札
近代写本
1通1页 纸本
28×13.5 cm
目前可见的1948年第二版《读经示要》“刊行记”为徐复观写就。但我们在此通信札中发现，“刊行记”中最为掷地有声的几行文字，最初实见于熊十力写给柯树平的信中：“首有读经示要刊行记，‘因商诸正中书局遂为刊行’，下改正且添云‘此诗来者知所向焉。方今群言淆乱，后生厝溺，得此书者，挥鲁阳之戈以返慧日，负太行之土用截横流，岂曰小补之哉。’”换言之，由徐复观主笔的“刊行记”，不仅杂入熊十力自己的文字，而且这些文字最初是通过书信的方式告知了另一位学生柯树平。
熊十力 致柯树屏信札
近代写本
1通1页 纸本
25.7×30.8 cm
在此通信中，熊十力希望柯树平“函请顾司长再函商务馆，求其恳切说，否则不知拖延何日矣”。可以看出在《新唯识论》一书的问世过程中，弟子柯树平参与出力甚多。在此封信中，我们得知，柯树平刚经历了丧母之痛，这是《全集》收信未提及的。谢幼伟曾说：“《读经示要》成就于抗战危急之际，而出版于抗战胜利之后。”其实，此书第一版实在抗战时已印成，只是印数不多而已，以烽火岁月图书出版之艰难，柯树平为《读经示要》的第一版印行所作的贡献，显得尤其珍贵。
正面
背面
熊十力 致柯树屏信札
近代写本
1通1页 纸本
25.6×23.8 cm
在和柯树平的通信中，熊十力在谈到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如何选择时，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明显地感觉到，似是说给学生，更像清理自己的思路。对熊十力而言，柯树平不仅是能够提供一定实际帮助的教育部官员，更是一位善于聆听、颇解人意的“忘年交”。
本文作者/ 宋皓 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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