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舌尖上的中国1》爆红，担任执行总导演的任长箴从此蜚声业内，片约不断。但这时任长箴却一溜烟跑到了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县开起了个人工作室，“最好谁也别知道我现在在哪，在干什么”。
刺猬公社 | 彦东
2012年夏天，《舌尖上的中国1》播出后火得一塌糊涂。5年后的今天，观众仍然不时会在电视上看到这部美食人文纪录片。
“央视成立了纪录片频道，我们想好好地做部片子。”
“央视能做什么片子呀？”
“你不想拍纪录片吗？这里应该能实现你的梦想。”
“我属于那种一点就着的人”，任长箴被这句话“忽悠”得动了心，连报酬都没谈就接下这个项目，但实际上，她心里揣着一个“鬼主意”。
为了制作这部片子，央视出了500万元的费用，这在中国纪录片界尚属首次。她想用这些钱做一次“纪录片创作实验”：用全新的纪录片生产模式、用国内尚未实践过的拍摄理念拍摄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纪录片。
“当时只敢关起门来和分集导演说这话，因为毕竟花着别人的钱做实验这件事儿，被外人知道不好”，任长箴笑起来的声音略显狡黠。
所幸这场实验成功了，与央视之前出品的同样高水准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故宫》相比，它另辟蹊径，完全脱离了宏大叙事的模式，讲的就是美食，把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的生活。
“官窑”出身的自由主义导演
天蝎座执拗、敢说敢做、决绝的个性，鲜活地表现在这个39岁的女导演身上。
任长箴说，陈晓卿设计的《舌尖上的中国》，是按柴米油盐酱醋茶划分七集，从周口店猿人遗址说起，充满了历史故事穿插和考据。
而播出版本则按照自然食物、主食、硬菜、腌渍这样更简单直接的逻辑串联。任长箴是主导这一转变的人。在被正式任命为执行总导演之前，她就一直是分集导演中意见最强势的一位。
陈晓卿有次提出，想用名人串场的方式增加片子的收视率。“比如小沈阳……”，话音未落，任长箴就打断了他，“要这么拍，我绝不做！”
“如果小沈阳作为一个东北人子孙，出现在我的片子里没问题，但他如果作为红人出现在我的片子里，我觉得太邪恶了！”任长箴说。
项目结束时，这支为片子而生的团队作鸟兽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公司。但任长箴爱上了这种一切为了作品的自由感觉。
她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但“从不招人”，工作室里的“弟子”们都因对记录片的热爱而慕名前来，比如大弟子阿布，她做记者的同学采访过任长箴一次，对她说“这个导演蛮有意思的，你不在找工作嘛，我跟她打声招呼”。
于是本科学习艺术史、研究生专修人类学的阿布懵懵懂懂地找到任长箴去面试。在北京友谊宾馆的咖啡厅，任长箴带着阿布与一个项目负责人沟通，三个人瞎聊了一通。
任长箴怀里抱着一只猫，递给阿布让她为自己拍了张照，问了毫无纪录片基础的阿布一些关于这个项目的看法。“然后，就通过了”，阿布回忆起来当时的面试还是觉得有点懵。
任长箴说，工作室的契约关系很自由也很松散，根据项目按照岗位和绩效发放酬劳，没有基本工资。“我不养着他们”，但相应的，所有人都可以到外面接各种私活赚钱。
接到项目，她会召集大家一起做，你做后期剪辑、他做摄影师、那个人做摄影助理。大多数徒弟们毫无纪录片基础，任长箴作为师傅，还要从软硬件“把屎把尿”地教起。
“我们这不是获得物质回报的地方，而是个精神家园”，任长箴得意地说。“我至少有这个自信让他们愿意跟随我，跟着我最起码可以学到东西”。
就像她当年做《舌尖》执行总导演时一样，“我不仅点燃了整个团队的激情，我还给他们泼上了汽油，让她们的灵魂和热情到达了巅峰，一个分集导演问我，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有激情，我说，我才34岁我还小啊！”
“纪录片是种灵魂生活”
今年5月份，任长箴工作室向江苏电视台提案了《低调苏州》纪录片，时间过去了2个月，任长箴在家里等着签合同，“和电视台合作嘛，就是慢，你懂的”。
这部影片里有小学老师、苏绣技师、医生和僧侣，“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看不见的角落，他们高贵而孤独，高贵的人都有目标，为了那个目标，他们可以隐忍不发”。
任长箴对这段《低调苏州》的文案颇为得意，和她过去的主要作品《留住手艺》《舌尖》一样，任长箴再次把镜头对准了普通的中国人。
任长箴对普通人的生命有自己的理解，“比如都是做导演的片子，做李安那种大导演也很好，但是年轻导演身上生命能量的那种浓烈，反而是阅历丰富的大导演们所不具备的，两者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纵览这些年拍的片子，任长箴只有一个大主题——“美丽的中国人”。丑恶的人、负能量的事件是她所反感的，她的朋友圈从来都不会转发这类内容，这样的取向也体现在了作品之中。
“这个世界当然有负能量的事情，但我这不算是逃避，我不拍这些是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啊”，自己喜欢与否，是任长箴创作的最高标准。她的作品，无论是画面还是主题，必须“干净”，一丁点“肮脏”和“邪恶”都不被允许。
可太干净的东西又显得不真实，“一条、二更那样的短视频太小清新了，干净的过了”，虽然并不喜欢负面的事物，但任长箴却坚持一种与负面有“微妙”差别的价值观，“纪录片应该让人们看到他人的挫败，和洪荒宇宙相比，人类实在太脆弱和渺小了，以他人的挫败为坐标系，是人类不多的共同需求。”
任长箴对这后半句也颇有微词，“纪录片跟观众的关系不是引领和征服，应该是遇见比较恰当，观众和我的价值观有暗合、跟随，也有排斥，这就是遇见的状态。”
在她看来，能够达到引领的水平，“必须得是一套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释迦牟尼、耶稣能够引领人类，但纪录片不想，纪录片只是宇宙中的一个片段，说引领，导演可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可纪录片怎么说也是灵魂生活吧”，任长箴补充道，“10个人里至少有6个人都是撸串喝酒睡觉，起来赚钱，循环往复，晚上睡觉前看看武侠片和短视频，这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可好的纪录片它扎心啊，它会促使你去思考。”
“作品拍完就得丢下”
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6》显示，中国2015年纪录片市场达到30.24亿元，总收入46.79亿元。
近两年来，各省级卫视、民营公司、商业视频网站均加大量对纪实产业的投入。如优酷提出了纪录片“开计划”，先后推出《了不起的匠人》《摇摇晃晃在人间》《侣行》等纪实类影片。
躲在工作室的这些年，任长箴说自己只想专心带徒弟、拍片子。但可惜的是，2012年之后，她只接手过3部完整的纪录片项目，“很多时候只能把别的项目往纪录片的方向使劲转，做纪录片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拍纪录片真的费力不讨好，你的甲方不理解你、老板不理解你、观众也不理解你。”入行5年的“新人”阿布对此的感触更为深刻，她碰到过甲方，当面对她和任长箴说，“其实吧，任老师您也没必要把片子拍得那么好，那拍的得多累。”
“我当时直接傻掉了”，阿布感慨。
“他们把‘熊猫’（任长箴昵称）当成了流量明星，要的是她的名字。双方诉求、语境、思维模式都不一样，根本没法沟通”。阿布说。
任长箴不混纪录片的“圈子”，因为她觉得这个圈子变得越来越面目可憎了，只要圈里人聚到一起，讨论的都是如何变现的话题，“根本没人讨论怎么创作了”。
她称其为“文化资本家”，任长箴认为文化资本家和艺术家的区别在于——
“文化资本家研究什么东西好卖，拍出这个东西好卖以后就按照这个来。而艺术家想的是，我下次能不能换个拍法，怎么能拍得更好，要不断的实验”。
任长箴现在接到的最多的工作，按照业内的话讲叫“打样”，为其他团队做出一个样板，就像培训一样，然后大家有样学样。
“举一的能力没有，反三的能力特别强，很可能原创的力量就慢慢被这样消耗掉了”，这是任长箴所担忧的。
《舌尖》爆红之后，很多人都在模仿这部片子。“想要出名想要红，然后就可以靠名气吃饭了，这是卖作品的人才会做的事，也是现在纪录片界的主流，我是拍作品的导演，绝不做这种事。”
不可否认的是，任长箴现在的名气是由《舌尖》所带来的，但她仍然对此表示抗拒，“我没名气，你不要说我出名，我也不想要什么名气，有名气的是作品就够了。最好谁也别知道我现在在哪，在干什么。”
她也不愿意总被别人提《舌尖》，她认为这部作品只能代表她过去的水平，而自己是在不断变化和提升的。“作品就像日抛型眼镜，用完就得扔掉，现在我早就超越它了，我也必须要超越它，今天的我和《舌尖》已经没有关系了。”
更重要的是，她要坚持自己内心对自我的身份定位——纪录片导演，“导演不能躺在功劳簿上，作为导演，人文工作者，必须得在赚钱、提升物质生活这种已经颠扑不破的道理外，再去探索点什么，比如智情的提升、灵魂和幸福。”
彦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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