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介机构、组织和生产平台的融合
从一般公认的业界媒介融合的最早案例坦帕实验开始，媒体机构就一直是媒介融合的积极探索者。在美国、西欧、北欧，不少媒体机构自1990年代开始在融合上取得较大进展。如今，媒介融合成为媒体机构应对整体传播环境变化的常见策略。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融合研究一直与新闻媒体机构的融合实践关系密切。这些从媒介机构、组织和生产等维度讨论融合的研究中，媒介融合常被视为新闻室的融合、跨媒体产业的融合，以及多媒介采编技能的融合。
媒体机构融合的内涵与特征是早期的研究重点。Rich Gordon认为可以从公司架构、媒体运作方式以及成员工作方式三个层次来理解媒介组织融合，并区分了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以及叙事表达融合五种形态。Larry Dailey等根据不同媒体机构成员间合作的程度建构了媒介融合的“连续体模型”，依次为跨平台推广、克隆、合作、内容分享以及全面融合。David Domingo等指出了生产的整合、多平台传播、多媒体专业技能，以及满足受众互动参与需求等新闻融合的四个维度。Stephen Quinn等强调文化是决定媒体机构融合程度和种类的关键因素，推进融合必须考虑组织文化的独特性，而融合最终呈现的方式也是独特文化带来的结果。Make Deuze指出，媒体组织内融合形态与程度受到内部因素（实践、仪式、惯例、文化）和外部因素（管制、竞争、利益相关方、公众）的影响。
有研究考察媒介融合对媒体组织的影响。JA García-Avilés等学者认为，作为进行中的实践，媒介融合改变了新闻室的组织、工作流程和管理方式。Klaske Tameling和Marcel Broersma指出，媒介融合驱使媒体机构去发展能够在不同形式和平台上呈现内容的知名品牌。Susan M. Keith与Burton William Silcock指出，在报业与广电融合过程中，产生了新闻工作室的文化冲突。
另有不少研究聚焦于媒体融合对新闻记者的影响，涉及的话题包括记者工作内容和压力的变化、记者之间的关系、跨媒体采编技能培育的可能性等。Jeffrey S. Wilkinson等指出，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中，记者应正确、快速与清楚地报道事实的基本价值并未改变，只是媒介融合要求记者能够进行多平台和跨媒体的创作。John V. Pavlik认为，媒介融合改变了记者与消息来源、记者与受众的关系，进而在新闻室结构、新闻采编实践以及新闻内容等方面重塑着新闻业的面貌。Stephen Quinn发现，媒介融合对于媒介组织的内部运作尤其是对记者间的合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改变了人们关于什么是记者，什么样的新闻来源和内容应该获得记者的保护等问题的思考。Peter Verweij发现，媒介融合将记者从“孤独的狼”转变成“跨媒体团队工作者”。Sue Robinson发现，媒介融合让那些具备数字技能的媒体人脱颖而出，却让那些偏向印刷文化思维模式的媒体人边缘化。Ivar John Erdal发现，新闻机构的融合带来的分化，有时间和精力做高质量新闻的工作者，主要精力用于更新和发展既有新闻的工作者，以及为不同平台复制新闻内容的工作者，他们之间的等级差异证明了新闻业新层级结构的出现。
另有研究侧重考察新闻工作者对媒介融合的感知和态度。J. Sonia Huang与 Don Heider发现，在互联网工作者和广电工作者、管理者和记者、新闻工作者和广告从业者之间都存在态度和行为上的分歧。Vinciane Colson与François Heinderyckx发现，印刷和网络媒体工作空间的融合可能无法消除新闻工作者关于原先角色差异的认知。Hyeong-Jun Pak发现，不同媒体工作者关于工作负担感知、掌握多重技能的机会、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以及内容质量的关注上存在不均衡。Janet Kolodzy发现，由于媒介融合耗资巨大，也隐含了缩减人力的意图，导致多数媒体从业者反对融合，认为融合只是一种经营手法，一种让较少记者在较少资源下做更多事情的方式。Smeeta Mishra发现，因为印度的纸媒依旧具有活力，许多印度记者并未将媒介融合看成影响媒体生存的关键问题。虽然策略性的合作（如重大新闻发生时不同平台记者的合作）十分常见，但印度记者不太喜欢将跨平台新闻生产常态化的做法。在小机构工作的记者相对于大的知名媒介机构的同行更倾向于支持媒介融合。
在一些学者眼中，媒介融合被视为数字化浪潮下推动新闻业走向更好未来的力量。Jane B. Singer认为，媒介融合能够优化新闻室的人力资源和传达不同视角的更全面信息，进而促进高质量新闻的生产。Stephen Quinn指出，媒介融合能够通过分享资源和减少工作人员数量降低成本。
当然，也有学者持批判态度。有人从新闻业务角度提出批评。Lia-Paschalia Spyridou和 Andreas Veglis认为，媒介融合技能可能会给记者的职业自主性和工作表现带来负面影响。<>
二、用户娱乐、生产、社交等媒介实践的融合
媒介融合不仅仅发生在媒体机构，也发生在媒介终端乃至用户层面。近年来，越来越多媒介融合研究将视角转向了媒介机构新闻生产以外，延伸到了社会层面（用户）的媒介融合实践。
在前网络时代，观看电视、收听广播、阅读报纸的人依照媒介不同被分别视为观众、听众和读者，并被统称为受众。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可以在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终端上看、听甚至彼此沟通，“受众”及相关概念逐渐被“用户”所取代。不少融合研究集中探讨受众角色的转变。Axel Bruns认为，媒介融合消除了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边界，使所有参与者同时成为信息和知识的主动生产者，即“生产使用者”（produser）。Nico Carpentier用“超级积极”（hyperactive）来形容当代的融合媒介用户，以区别媒介融合时代前使用与满足理论和接受研究里“积极的”（active）受众。Henry Jenkins认为，媒介融合的三大特质是融合、集体智慧和参与，其中用户在创造和分发内容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不断学习如何利用不同的媒体技术使媒体的内容流动更全面地处于他们掌控之中以及与其他用户进行互动。Mark Deuze认为，在信息丰裕的媒介融合环境内，用户们越来越多地进行跨媒介平台的实践，创造出他们的“个人信息空间”，他用“融合文化”概念分析当代媒介文化现象。John Hartley认为，在媒介融合的环境里，“生产能量”（productive energy）更多来自于中心化的媒体机构之外。生产性的活动有很多种，既可以是人们创作和发布原创作品，也可以是一些更微不足道的生产，如评论或者是与他人分享内容等。Vilde Schanke Sundet和Espen Ytreberg认为，活跃性、社交性和技术新颖性是影响融合环境中用户参与的重要因素。Jakub Macek发现融合环境下用户的参与动机并不仅仅是Jenkins强调的参与文本叙事，还有自我曝光和自我表演的需要，以及与日常生活的环境脉络保持一致的需要。Uwe Hasebrink 和Hanna Domeyer认为，媒介用户涉及跨越多媒介资源和设备的实践使用，他用“媒介技能库”（Media repertoires）来描述个人稳定的跨媒介使用模式。
不少研究聚焦电视、手机等推动的数字化融合对用户实践的影响。Pauliina Tuomi将21世纪电视终端的融合分为三大阶段：互动性电视（电视与短信融合）、参与性电视（电视与Web2.0融合）和社交性电视（电视与社交媒体融合）。她认为，社交性电视将电视与社交媒体融合，让时间和空间上被分隔的观众能够通过电视和移动设备互动、交流。Nele Simons发现，融合环境下电视观看变得越来越个人化。时间位移（time-shifting）技术更是打乱了电视节目的时间流，导致一种共同观看的体验消失了。不过,通过在社交网络上交流节目的意见和看法，观众的群体感在另一个层面得到建构。James Cortez和Linghan Cai发现，网络平台将电视与平板电脑、现代手机、笔记本电脑等设备联系在一起，让新的观看体验得以可能。Jennifer Holt和Kevin Sanson用“连网观看”（Connected viewing）来描述融合环境下观众开展的多屏幕、社交网络化、数字化的娱乐体验。另有学者用“多屏幕”（multi-screen）、“第二屏幕”（the second screen）等概念深入探究用户观看电视时使用其他电子设备的行为。
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络以及通讯网络越来越融合为一个整体的媒介环境。面对这一现实，学者们进一步推进着媒介融合的理论建构。Pamela Lund用“工具箱”（toolbox）概念来描述媒介融合时代的巨大网络化生态系统，这个系统赋予人们更大权力来与他人联系、加速智识的增长，并用自身观念去塑造世界。社交网络、物联网、“量化自我”、机器人、DIY技术等都组成了融合的工具箱的一部分。Danah Boyd指出，媒介融合导致原来互相分割的社会交往语境和形态（如私人与公共）模糊乃至坍塌，社会融合悄然崛起。Gábor Szécsi认为，社交网络等新媒介因打破了书面语和口头语的界限促成了语言融合，因打破了虚实交往界限促成了社会融合。Klaus Bruhn Jenson认为,作为第三维度媒介的数字媒介融合了第一维度的人际传播媒介和第二维度的大众传播媒介，他将媒介融合理解为一种交流和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他用“元媒介”概念来定义在跨媒介逻辑上建立起来的能让用户在一个地方进行多类型传播的新型媒介。David Mathieu和Tereza PavlíČkova认为，Facebook是“元媒介”的典型，它不仅是人机传播的工具，更成为新闻集聚地。与传统的跨媒介环境不同，元媒介中的跨媒介实践不再是用户依赖不同媒介终端来开展叙事，而是用户定制自己的媒介化经验，选择和排除不同的媒介形态进入自己的生活。
三、信息与物质形态的融合
在许多人的旧有观念中，传播媒介是指涉物质世界又与后者相分离的表征系统。互联网也一度被不少学者视为对现实空间的“替代”，“网络威胁论”至今余威犹在。然而，这种观念正不断受到各种挑战。1990年代至今，不同学科学者致力于从信息与物质形态关系的角度切入媒介融合研究。伴随着AR、MR等新技术的发展，这一范式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不少互联网研究者试图打破信息与物质、虚拟和现实的二元对立，以融合的视角来思考信息与物质空间。Jose de Mul提醒我们，赛博空间不仅是——甚或在首要意义上不是——超越人类生命发生于其间的地理空间或历史时间的一种新的体验维度，而且也是进入几乎与我们日常生活所有方面都有关的五花八门的迷宫式的关联域。在Sue Thomas看来，“上网”将成为一个即将消逝的概念，因为我们一直在网络里。Jeff Malpas批评了将虚拟世界视为日常生活世界竞争物或替代物的观念，他认为，我们所称的虚拟世界并不是一个自治的、独立的、封闭的系统，相反它以各种形式依赖于它所嵌入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依存关系不仅仅是虚拟世界对物理结构的依赖，更有其对不同的社会经济和社会Y文化进程的依赖。Julia Knight和Alexis Weedon将这种虚拟与日常生活世界的融合归纳为“变化的融合概念”的一种。Scott Lash就信息与物质空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古代城市中，词语、姿势、诗歌、绘画和哲学等符号就是融入在城市生活的整个架构中的，是城市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在大众媒介时代，传播在一个与日常物质空间分离的并行领域中发生。但到了网络信息时代，随着数码媒介和一般的标记环境，符号成为三维度的。它们具有感觉，并且组成和适应着指向我们自身的空间。
另一方面，来自建筑以及都市研究领域的学者也致力于探索信息与物质形态的融合研究。建筑学者Peter Anders将房屋和楼宇理解为建筑的媒介，以此探索物理空间和电子空间的融合。他认为，自然物质与电子媒介相互依赖的现象在艺术、工业设计以及建筑领域普遍存在。他根据电子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关系归纳出三种典型环境：第一种是物理空间与电子空间相分离，比如有电脑连接在网络上的办公室;第二种是物理空间与电子空间部分交汇，比如安装了网络会议系统的办公室；第三种则是物理空间与电子空间完全融合，比如全部被电子安全系统与操作系统所覆盖的建筑物。他用“Cybrid”（物理]电子空间复合体）的概念来描述现实中由物质与数据融合而共同构成的新空间环境。Scott Mcquire认为当代媒介与城市紧密融合，当代城市已成为“媒体-建筑复合体”（media-architecture complex）。他致力于考察现代社会生活的空间体验如何经由建筑结构与都市领地、社会事件和媒体反馈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构造过程而崛起。
Andrea Mubi Brighenti在对新媒介与都市公共环境关联的探究中指出，物质和非物质是社会空间中两个不可化约且相互交织的层面。他将媒介视为都市环境的延伸（prolongation），认为新媒介创造和改造的环境可以被视为都市地区特定的可见性机制（visibility regimes）。
近十多年来，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发展让AR和MR等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了现实生活。与VR不同，AR和MR更强调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叠加，激发着更多学者探讨信息与物质形态的融合。如Sander Veenhof指出，AR和MR与实体空间的融合，使之有潜能创造能够让使用者参与、分享甚至共同生产事件的社会经验。
Alison Gazzard认为，AR等技术给使用者提供了关于他们周遭环境的新视角，让人们看到无法穿透的建筑物之外隐藏着的地方，改变了人们对地方和空间的感知。Sebastian Hofmann和Lela Mosemghvdlishvili发现， AR技术有改善用户对实体空间邻近性、方向和空间关系理解的能力。Stina Giesecke和Raphael Giesecke提出了“环境融合”（ambient convergence）概念，认为伴随着技术的变革，媒介界面将深度融入物质环境，媒介界面变得无所不在。这体现在媒介在各个地方包裹和伴随着我们：数字媒介、地点感知公告板、装饰性媒介（包括互动性墙纸），甚至曾被认为是“被动”的媒介也开启互动频道,移动设施能够提供任何用户想要持续更新的东西。图书馆变成信息的聚集和分享的中心。网络游戏和虚拟世界越来越多地把物理现实当成它们的“游乐场”。
四、媒介技术与身体的融合
虽然早在1960年代Marshall McLuhan就作出“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论断，但关于媒介与身体关系的研究更多出现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之外。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机器人学（robotics）、人工智能（AI）、人机交互（HCI）的突飞猛进，媒介技术与人类身体融合的研究不断为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许多学科所关注，并逐渐成为媒介融合研究的重要范式。
“赛博格”（cyborg）堪称论及人类身体与技术关系最具影响力的概念之一。这个在1960年代由两位宇航科学家用“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有机体”（organism）两词词首造出的单词，原本是用来设想通过机械等技术手段提升宇航员的身体性能，以适应外太空严酷的生存环境。经过Donna Haraway对赛博格的再阐释，该概念开始在文化研究和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她认为，20世纪晚期出现的赛博格作为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模糊了自然和人造、心智和身体、自我发展和外部设计以及其他许多适用于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区别，挑战了自我/他者、文明/原始、文化/自然、男性/女性之类的二元论，为超越身份认同（种族、性别、阶级等）矛盾冲突的困境带来了可能性。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赛博格的意义也在不断扩展。因为电子设备与身体日益难以分割，学者们将视角聚焦于新媒介技术带来的日常生活的赛博格化（cyborgisation）。比如没有智能手机，人们仿佛被隔离于社会交往之外甚至有缺少了身体一部分的感觉。人机合体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Hans Asenbaum指出，从人到赛博格的转变，如今不仅体现在人和机器层面，更体现在有机体和数据的融合。一方面，赛博格包括了那些与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头戴式设备融合的身体；另一方面，因为数码技术的“浸入性”，赛博格也越来越由不同传播途径汇集的人类身体数据所构成。一些学者把视野拉得更远。Andy Clark认为，赛博格并非仅仅是字面意义上肉体和机器的结合，而是人类与技术构成的共生体。即便我们没有植入任何芯片，我们也早已是赛博格了。Don Ihde在对技艺现象学的论述中与之遥相呼应，认为技术与人类的具身关系由来已久，从视觉、听觉到触觉，技术不仅仅是人的延伸，而且与人的身体结为一体。人类从具身关系中产生了对技术更深层次的期望：完全的透明性和完全的具身，以致技术能真正“成为我”。人类意识不到技术的存在，成为人们向往的身体与技术融合的极致。
如果说赛博格更多反映的是人类的“机械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则通过对人类智能的深度模仿从另一个方向推动着技术的“人化”。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学者从人工智能介入媒介技术与身体的融合研究。Morana Alac提出“移动的仿真人”概念，通过对可与人类互动的社交机器人身体移动的观察，探讨人类认知与具身性的问题。
Lucy Suchman将仿真机器人视为主体化客体，探讨了人类规范性模型在机器人设计中的应用。
Sherry Turkle致力于探讨人类与机器人伙伴的日益增多的互动如何衍生了新的社交形式。她认为，当我们将物想象成人时，我们也创造了与人交往的新方式，这也让人变得更接近物。N.S. Sreekanth等指出，因为身体感官被视为人类最自然的传播媒介，视、听、嗅、味、触等感官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人机互动界面，使人机交流尽可能如同人际交流一般“自然”。m如今，从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智能建筑到智能社区、智能交通甚至智慧城市，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全面智能化。学者们不仅在个人层面上探讨技术的“人化”，而且在更宏观层面上探讨大型技术系统与人的融合实践。
技术与人的深入融合催发着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这一理论集合体的发展。Katherine Hayles用“后人类”来阐释呈人类的生命、心智、认知等与技术、物质、环境之间的复杂关联。她指出后人类的四个重要元素：首先，看重信息化的数据形式而轻视物质性的事实例证；其次，意识/观念是偶然现象，打破人本主义的意识主体想象；再次，人的身体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和代替身体成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人类存在可以和智能机器严丝合缝地融合。Rosi Braidotti提出了“作为生成机器的后人类”的观点，认为人类和技术的融合导致了新的生态-智慧联合体的产生。这导致自然-文化的双重差异已衰退，并由复杂的数据反馈系统、交互作用系统和通信转变系统所取代。包括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研究、科学技术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甚至行为艺术等领域的大量研究者加入后人类文化的论争之中，用丰富的个案不断为我们提供重新审视人类身体与技术关系的新视野。
五、结语
作为一个延续数十年的老话题，媒介融合非但未曾落伍，反而不断焕发新活力。本文以跨学科视野，梳理出20多年来欧美媒介融合研究的四种代表性研究维度与范式：媒介机构、组织与新闻生产方式的融合；用户娱乐、生产、社交等媒介实践的融合；信息与物质形态的融合；媒介技术与身体的融合。需要指出的是，这四类范式彼此之间并非毫无交集，比如近年来第一类范式的学者纷纷研究人工智能如何被应用于新闻生产。更重要的是，媒介融合是一个异质性大于同一性的领域。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得益于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多学科背景学者的加入，各种鲜活的融合案例及相关研究不断涌现，不少研究既无法纳入这四类主要范式之中，也尚未形成清晰的范式，但它们同样不容忽视。
在当代中国，媒介融合的现象也早已不限于新闻领域，更发生在整个社会形态层面，重塑着我们对经济、文化、社会的理解。对新闻传播学而言，这既意味着机遇，也带来了挑战。面对不断变化的媒介融合现实，仅仅满足于在原有的路径上深耕细作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勇于打破既有的学科边界，广泛吸纳不同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借此加强中国媒介融合“地方性知识”的建构，在跨区域和跨学科的对话中不断推进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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