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市的一个旧书摊上，我买下了一本叫作《疟疾防治手册》的小册子，编印者是胶南县卫生防疫站(今青岛黄岛区)，编印日期为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小册子里除了介绍了预防疟疾的相关事项，还辑录了一首《预防疟疾歌》：
“疟疾也叫发'脾寒’，原虫就是病根源；神鬼食水是骗人，蚊子咬人把病传。党和政府关心咱，治疗疟疾不要钱。若是得了疟疾病，赶快去找卫生员，按时吃足八次药，防止以后病再犯；讲好卫生灭了蚊，保证不得疟疾病。全党全民组织起，积极防治莫迟疑；男女老少身体健，搞好生产保丰年。”
这本小册子里提到的疟疾，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听说了，但这个病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却是一种全国性的常见病，每年发病数高达3000万人，有上百万人会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丢了性命。当时的中国被西方国家称为“东亚病夫”，这个称谓虽然是一种蔑称，但却符合中国的实际，因为老百姓没有医疗卫生的保障，传染病、寄生虫病等在人民中间广泛流行肆虐，除了疟疾，比较常见的病种还有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性病、结核病(俗称痨病)等，这些疾病流行是非常广泛的，例如建国初期统计，血吸虫病疫区就达200多万平方公里，感染病人1200万人，大量的人丧失了劳动能力。
我的近亲属中，有多人因感染了某种传染性而遗害终身，我的父亲小时候得了天花落下一张“麻子脸”，我的大娘、大姨、姥爷得的都是痨病，也因此失去了生命。旧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都不长，除了饥饿、战乱等因素，疾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946年，曾在中国进行战时采访的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写了一本叫《中国的惊雷》的书，他在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中国有一半的人不到三十岁就死。亚洲每个地方的生活都浸染着一些惊人的必然遭遇——饥饿、屈辱和暴力，不论战时或平时，荒年或丰年，公路上或城市的街道上横陈着人的尸体是很普通的事情。在上海，早晨在工厂门口收拾童工的尸首成为例行公事。”
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也只有35岁，拿到现在，还正值青春年少呢，而那时的许许多多人却已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中国人活在最苦难的境地里， 这恐怕也是激励着像毛主席这样的革命者不惜流血牺牲的根本动力，1945年，毛主席曾经在《忆重庆谈判》的诗中写道：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解救黎民百姓，是毛主席最朴素也是最崇高的一种济世情怀，让人民病有可医是毛主席始终萦怀的一个远大理想。1933年11月，毛主席在《长冈乡调查》中提出：
“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要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说：
“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1941年，毛主席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期毕业生题词：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明确提出：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1949年，中国的政治版图已定，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紧锣密鼓地提到了如日喷薄而出的新中国的议事日程。
1950年8月，毛主席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
“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1951年4月11日至23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斑疹伤寒、日本住血吸虫病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
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的几年，医疗卫生事业便形成了四项指导方针，即：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中西医相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四项方针确立了毛主席时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框架，奠定了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牢固根基，也成为毛主席时代医疗卫生事业的独具的特色。
1955年，毛主席到血吸虫疫区视察，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2月21日，他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
“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
1958年，血吸虫病流行区江西余江县率先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迹。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正在杭州视察的毛主席读罢，高兴地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为：“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为：“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医疗卫生事业的一穷二白，开始了前无古人的医疗卫生体系的构建，并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富有成效地在中华大地上挺立起来。在医疗卫生功能设置上，这个体系包括了卫生防疫、疾病医治、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国境卫生检验检疫等，在传染病的防治方面，还建立起有针对性的结核病医院、皮肤病医院、麻疯病医院等，在地方病防治方面，国家继血吸虫病防治之后，1960年又建立了有针对性的各级组织机构，对鼠疫、克山病、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等每一种地方病进行全面防治，国家在公共卫生服务上基本是免费的，1950年代初，中国就开始实行全民免费接种牛痘和卡介苗，1960年代初，又逐步开始对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结核病等展开免费计划接种。 我的这本由胶南县卫生防疫站编印的《疟疾防治手册》小册子里提到的“党和政府关心咱，治疗疟疾不要钱”，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些信息。
医疗卫生的这些功能设置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它的基本框架仍然沿用着当初的设置。在医疗卫生机构分布上，城市地区，由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厂矿门诊组成;农村地区，由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组成。在医疗保障构成上，在城镇，实施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在农村，实施合作医疗。1968年，毛主席批示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合作医疗好”，农村合作医疗迅速发展和普及起来，成为农村医疗的基本保障形式，到1975年合作医疗在全国覆盖率达到84.6%，到1970年代末，甚至达到了90%以上。
毛主席对于新中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功不可没，他的一些医疗卫生思想对新中国医疗卫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深的毛主席的烙印。毛主席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医疗资源偏向城市、偏向少数人的问题一直非常关注，多次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力图改变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些偏向。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与一些医务人员进行谈话，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他非常严厉地说：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也就是在这个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个号召在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医疗资源开始向五亿农民倾斜，大批的医务工作者从城市走向乡村，农村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条件得到了快速完善，有一个最响亮、最亲切、最温暖的名字开始广为人知，那就是“赤脚医生”，身背药箱，打着赤脚，行走在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形象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为了实施人民医疗，国家对药品价格一直实行控制政策，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还历次对诸如抗生素、解热镇痛药、维生素和地方病用药等关系百姓利益密切的药品进行大幅降价，降价幅度最高达95%以上，最少也在50%以上，尤其1969年的降价涉及1200多个品种，占全部经营品种70%以上。新中国的人民医疗卫生事业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57年，霍乱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1958年，血吸虫病被“纸船明烛照天烧”。1959年，通过查封妓院，解放妓女，性病在中国绝迹。1960年，云南省西盟县永西寨成为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消灭了天花的最后一个地点。1964年，鼠疫在中国得到了完全控制。1970年代，疟疾逐步销声匿迹。结核病发病率逐年下降，并基本得到了控制。曾经肆虐中国的疾病在新中国面前望风而逃，医疗卫生资源也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平等的分配，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农村医院床位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活跃着180多万赤脚医生，国家有60%的卫生预算花费在农村。
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中说：
“自从1949年后的新中国，在消灭和控制旧中国流行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方面、在建立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全国医疗系统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起于荒芜，兴于艰难，它是那些从西柏坡进京赶考的学子们交出的一份答卷，这份答卷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却赏心悦目，没有什么浓烈的涂抹却泌人心脾，没有什么刻意的雕饰却满堂喝彩，没有什么奇巧的阔论却立意高远，它就像从田野里走来的泥腿子一样朴实无华，带着青草的馨香，散着泥土的气息，它是一棵春苗，蓬勃地生长在最广阔的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我的目光常常不由自主地停留在那本《疟疾防治手册》的小册子，透过那泛黄的页面，我的眼前会展现出一幅历史的画卷，画卷里有书写着“人民”两个字的医院和遍布城乡的卫生院、卫生室，画卷里的人都很忙碌，有的人在除“四害”，有的人在接种疫苗，也有背着药箱的赤脚医生在走街串巷，那些画面模糊又清晰，遥远又近在，陌生又熟悉，那是一个远去的时代，那又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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