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庭
给黄炎培的信（1）
给黄炎培的信（2）
从1954年3月12日在杭州写给黄炎培的信开始,毛泽东的书法即向标准草书方向演进,笔划飞动流畅,游丝顾盼联带,连者气通隔行,断者血脉相连，草书以“点划为情性,使转为形质”的特征十分突出。随后的同年3月31日写给彭石麟的信,如夏云奇峰,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如1954年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洪水的题词墨迹,似倒松卧谷,优闲裕斡。从某种程度上看,与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字相比,神虽一脉相袭,但形却判若两人。
给彭石麟的信（1）
给彭石麟的信（2）
中国社会科学院韩玉清先生在1991年第2期《中国书法》杂志上撰文《毛泽东的书论与书法》，提出“毛泽东作草书自1958年始”的论点,其论据仅有毛泽东1958年10月16日给田家英致信向故宫博物院借阅历代名家草书手迹一例。我对韩先生此说不敢苟同,将专文与韩先生商榷。
庆贺武汉人民战胜洪水的题词
现仅简述三个理由:从鄙人目前收藏的毛泽东前后60余年的一万余件墨迹看,毛泽东早年即对草书有所重视,他早期的墨迹中有不少字写得完全符合草书法度,此其一:从书法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草书是最不容易写成功的一种字体,如果没有长期的临池经历和其他书体的基础,仅仅一年半载临草书法帖,是不可能有建树、有成就的，顶多只能形似某家,而不能自成一派;毛泽东的草书没有生吞活剥历史上某一大家或某几大家,而是集众家之长,融百家之妙,形成自己奔放豪宕的风格。我们不能想象他的草书从1958年开始学习，而随即就会有如此深的造诣,况且他决不可能一年三百六十天去练书法，此其二;从目前已经公开正式发表的材料看,在好几个时期,毛泽东都集中借阅过草书法帖,1978年,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陈秉忱在上海《书法》撰文称,毛泽东1949年访苏,以《三希堂法帖》一套身随，《三希堂法帖》真草隶篆诸体齐整;而以真行草体诸多。韩先生能说毛泽东对此帖只读临真、隶、篆各帖,而不读临草书法帖吗?198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忻中在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撰文称:毛泽东长征到达延安时,身边仅有的几件物品中,即有晋唐法帖和草诀百韵歌;文中还称,1955、1956年,他又请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碑帖广置能不包括草书碑帖吗?1989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同事逢先知在所著《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又披露1959年10月,毛要田家英和陈秉忱向故宫借了20件字画,其中只有8件为草书，能不能说毛泽东学其他书体是从1959年开始的呢?同书还写道,1961年10月27日,毛泽东要看怀素《自叙帖》，能不能说毛泽东学怀素草书是从1961年开始的?此为三。
毛泽东工作之余,披览法帖,是常事,尽管托工作人员外出调借某一时期某一家的某类法帖的事也不少,但毕竟是一种偶然现象，依据这一类现象中的某一次(如1958年借帖)而作结论未免失之简单、草率,当然是不严肃、不科学的,与毛泽东的整个书法实践是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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