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27日，88岁高龄的黄埔一期名将郑洞国在北京病逝，2月26日，郑洞国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几乎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也举行了郑洞国追悼仪式。
在数百名黄埔系的将领中，能同时被两岸追悼的将领并不多，郑洞国是其中一个。
从抗日名将到长春起义，晚年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不遗余力，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郑洞国做到了以爱国始，以爱国终。事实上，当他在长春被逼无奈之下起义后，一度意志消沉，屡次三番提出回乡种地。为了让他出山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周总理跟毛主席相继出面，可以说是费尽心思。
尽管身处腐朽的国民党集团，但郑洞国一生都信奉忠诚老实的人生信条。郑洞国出生在湘西北的石门县，跟贺龙元帅的故乡桑植县相邻。父母虽是务农，但家里也小有积蓄，算是个富农家庭了。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父母都叫他“幺儿”，母亲怀他时已经是不惑之年。
郑洞国考进黄埔军校颇有些传奇色彩。当他赶到广州准备报考时，已经错过了报考日期。就在郑洞国心急如焚时，同乡兼同窗好友王尔琢以及临县的黄鳌给他出了个主意。原来，黄鳌担心自己考不上，所以耍了个小聪明，报了两次名，但他第一次就榜上有名，因此多出一个报考名额。
最终，郑洞国冒名顶替考进黄埔一期，但他始终觉得不太光彩，还是鼓起勇气，向区队长坦白了自己冒名顶替的事。校方念在郑洞国表现优异，且能坦白，因此并未追究。郑洞国也得以留在了黄埔一期，且用上了自己的本名。遗憾的是，当年为他出主意的王尔琢跟黄鳌都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在革命中牺牲，郑洞国却选择了为“校长”效忠。
跟随蒋介石，郑洞国参加了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也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但他同时也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始于1937年的七七事变，但郑洞国的抗日历程，却是从1933年的古北口之战开始的。
“七七事变”后，他又率国民党第2师参加保定会战，固城数日，于敌重重包围中神奇突围；
1938年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他率部迂回作战，战功卓著；
1939年，他以第5军副军长兼率荣誉1师师长之职，率部正面主攻昆仑关，与全军官兵一道谱写了铁血昆仑的英雄史诗；
1941年他率第8军转战鄂西，固守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不教胡马渡天堑。
在台儿庄外围的那场战斗中，日寇一发炮弹在身边炸开，郑洞国猝然无防，只觉得左胸被重重一击，是口袋里的一枚银元救了他，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郑洞国一生战功赫赫，但最为世人瞩目的，当属他任中国远征军驻印新一军军长和副总指挥后，率部发动缅北反攻战，为打通中印公路，收复缅甸立下不朽功勋。新一军首任军长，蒋介石原本属意邱清泉，但徐庭瑶、杜聿明等人认为邱清泉脾气太暴躁，容易与美国人闹翻，才通过何应钦向蒋介石进言，换成了郑洞国。
这样一位抗战名将，却败给了对蒋家王朝的愚忠上。蒋介石不顾国计民生，悍然发动内战，郑洞国跟随老长官兼老同学杜聿明到了东北。
在东北待了整整两年后，郑洞国已对局势感到失望，想借病离开，远离内战，却临危受命，要驻守长春。“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有谁负责？”当晚郑洞国辗转反侧，最后说服了自己，在1948年3月底，带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心情，抵达长春赴任。
在经历了解放军发动的冬季攻势之后，那时的国民党军队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据点。长春被围城五个月，刚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作为司令官的郑洞国已经非常痛苦，“当时我眼中的太阳，已经失去了光芒，我真正体会到所谓日月无光的滋味。”但他还是丝毫没有改变“坚守到底”的决心。
60军起义后，军长曾泽生写信给郑洞国，劝其起义，他却表示，“唯恐在这最后关头因临阵起义而落下个'卖主求荣’的坏名，故宁愿死心塌地地顽抗到底。”
解放军代表给他打电话，劝他不要做无谓牺牲，郑洞国愤愤地答道：“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新7军参谋长龙国钧来见他，希望郑洞国能一同起义。他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
最后，郑洞国成了长春城里的“孤家寡人”，他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诀别电报，“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做好了随时殉职的准备。
1948年10月21日凌晨，随着中央银行大楼外的一阵枪响，长春彻底解放。
郑洞国身着戎装，平躺在床上，准备自戕，却伸手找不到手枪，他生怕稍迟一刻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忙站起来，慌张地在室内寻找任何可以结束生命的器械，不过闯入的国军卫士将他团团围住，阻止了他。原来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已与共产党谈妥，当日朝天放枪，佯装抵抗后放下武器。
这样的起义，看上去让人啼笑皆非。在解放区见到肖劲光跟肖华后，郑洞国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不要广播，二是不参加公开的宴会，三是不想在政府部门任职。如能留得余生，愿回湖南老家做老百姓。
这样的要求，对于一个被迫起义的将领来说，显然有些“不合情理”了，但肖劲光司令员还是同意了。
两天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文章《郑洞国壮烈成仁三百官兵全体殉职》，说“孤守长春之东北剿匪总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战起，率部坚守核心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英勇搏斗，嗣以弹尽粮绝，终于廿一日上午发出最后之一弹，壮烈成仁，所属三百官兵，亦全体殉职。”
其实，早在辽沈战役前，西柏坡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央领导们就讨论过“动员郑洞国起义”。朱老总说：“郑洞国这个人在政治上不坏。”周恩来也讲：“这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属于比较老实本分的人。”毛主席最后拍板，“想办法争取他起义。”
离开长春这座伤心之城，郑洞国到哈尔滨思考人生去了。
在哈尔滨，郑洞国每天都通过报纸关注全国局势的变化。开始，一拿起报纸他就心烦，他当时的思想还有意无意地站在国民党那边儿，看到自己的阵营一败再败，心情可想而知。可是后来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他就提出来说，我能不能读读毛主席的著作。当时解放军就送了他一部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读毛主席的著作。按照他当时的说法：真的是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没想到毛主席的学问这么大。
从这些书里，他就进一步分析思考，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他抗战胜利以后去了两地方，一个是在上海，有半年多，后来1946年初就到东北。他在上海和东北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国民党的腐败，谁有办法谁去捞钱，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经过在国民党阵营20多年，那确实是灰心丧气了，他觉得跟国民党走，这个路是越来越窄，等于是自己的这一生失败了，不仅仅是你军事上的失败，你个人权威的丢失，更主要的是当初你的那种追求没有了，根本就看不到希望。
1950 年8 月，经中央同意，郑洞国前往上海治病，途经北京。周恩来知道后，特地请做统战工作的李奇中作陪，在家中会见并宴请了郑洞国。这是郑洞国做梦也未想到的事情。他与周恩来既有黄埔军校时的师生情谊，又有在参加东征战役时的上下级关系。分道扬镳后，周恩来还惦记着郑洞国。
郑洞国激动不已，愧疚万分地说：“周总理，几十年来我辜负了您的教诲，长春解放前夕，您还亲自写信给我，虽未收到，可见您的宽博胸怀，我有负您的厚望……”当然，就算郑洞国收到了信，以他对蒋介石的“忠诚”，也未必会率部起义。
周恩来见郑洞国还是心神不安的样子，便绕开了话题，详尽地询问了郑洞国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当周恩来问到他今后的打算时，郑洞国正襟危坐，颓丧地向周恩来表示：“学生既无教养，又别无所长，人也老了，打算回家乡种地去。”
一旁作陪的李奇中打趣道：“好哇，你在老师面前还敢称老？”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周恩来亲切地开导他说：“洞国，你现在不到50岁嘛，还有很多时间可以为人民做贡献。现在国家建设刚刚开始，百废待兴，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呀。你养好身体，随时都可以来参加工作。”
周恩来的话如久旱的甘霖，让郑洞国热泪盈眶，感动不己。但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郑洞国终究还是迈不过内心“愚忠”的那道坎。
不过，在面对美国人的时候，郑洞国便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由于郑洞国在抗战时曾与美军联合作战，对美军的作战特点比较了解，周恩来就问他对美军的看法。郑洞国很明确地说：“美国人打仗主要靠武器装备，打不了硬仗。”还举了几个实战的例子说明。他讲到美军依赖空中补给，与美国人共同作战时，美国兵行军走累了就先丢弃武器弹药，然后是衣服，到达目的地时就只剩一条短裤，活像一只大毛猴，逗得周恩来大笑。
到了上海后，郑洞国发现过去那个物价飞涨、流氓阿飞横行的上海不见了，共产党短短两年间治理的成效，让他惊讶得目瞪口呆。在共产党身上，郑洞国看到了希望，那正是他年轻时候的理想。
1952年6月，养好身体的郑洞国应周总理邀请，迁居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开始参加新中国建设。
1954年4月的一天，郑洞国突然接到一张套红的金字请帖，打开一看，原来是毛主席要在中南海家中宴请他。这个意外之喜，使郑洞国一夜未合眼。
次日，郑洞国一到场，毛主席便迎了上来，亲切地同他握手寒暄。坐定之后，毛泽东和颜悦色地问郑洞国吸不吸烟？郑洞国应声说：“吸。”他顺手在茶几上取了一支香烟。
使他怎么也没想到，毛主席极为敏捷地从口袋中掏出一盒火柴，起身替他点燃了香烟。这个细节，也不是毛主席有意的，他跟谁都这样。却让郑洞国百感交集，因为他从没听说过，蒋校长给谁点过烟。郑洞国在蒋介石面前，那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含糊，毕恭毕敬。这一刻祖父确确实实感觉到毛主席和蒋校长不大一样。
毛主席如此亲切随和、平易近人的大家风范，使原本有些紧张、拘谨的郑洞国一下子轻松多了。
毛主席说：“这下子我放心了，我们终于坐在一条板凳上说话了，你的名字叫郑洞国。郑洞国好啊！你对人民是有功的。”郑洞国顿时一愣并站起来。
毛主席挥手招呼他坐下，说：“如果不是你回电蒋介石，曾泽生的六十军将被蒋介石飞机炸为平地呀！你说得对，轰炸无意义，蒋介石太绝情了，是不是？你是抗日名将，我们说话是作数的，只要放下武器，我们一律欢迎，你还年轻，还可以为中国人民作很多工作。”
席间，毛主席问起郑洞国全家的生活情况。郑洞国都一一如实回答了。毛主席听后亲切地说：“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还得多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51岁，还很年轻哟！”
“51岁，”郑洞国心中又是一惊：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那么繁忙，怎么连自己的岁数都记住了，此时心中如潮水翻滚起来。两人愈谈愈随便，郑洞国的心病彻底治愈了，高兴异常，竟忘了自己的身份，突然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那么好？”
毛主席闻言爽朗地笑了，他回顾了在革命实践中接受马列主义的曲折经历，“当初做工人运动时，开始工人都不理我，我整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里特别痛苦，也着急。后来明白了，脸还是娃娃脸，身上还是学生装，所以工人跟你有距离。一个人只有把架子放下来，思想转变了，立场才能转变。”毛主席在宴席上的一席话，影响了郑洞国整个后半生，从此他开始真正改变立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郑洞国先后担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同学会副会长。他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真诚希望海峡两岸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他多次接待从台湾和海外来的故旧袍泽，耐心地向他们介绍情况，解释政策，并呼吁他们响应祖国的召唤，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伟业而共同努力。一直到晚年，他还坚持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为国家的改革和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不遗余力，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告诉家人：“我是个军人，对生死都看得很淡，你们不要为我难过，好好生活，我这一生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没看到祖国统一，如果国家统一了，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
参考资料
《郑洞国与长春解放》，肖舟 ，党史纵横
《我的祖父郑洞国》，郑建邦，各界
《毛泽东、 周恩来给郑洞国“治病”》，柯云，湘潮
《父辈的1949｜郑洞国：归向人民》，北京新闻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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