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30日晚，陈赓乘飞机从哈尔滨飞抵北京西苑机场。回到灵境胡同时，已经是半夜了。
傅涯要给他煮碗鸡蛋挂面，陈赓摆摆手，蹑手蹑脚地去孩子们的房间，看看旧蚊帐里熟睡的孩子们。那个时候，除了小建和小进，还有宋任穷的两个女儿、卢汉的女儿等好几个孩子住在陈赓家里。
陈赓笑眯眯地退出卧室后，去洗把脸，再用洗脸水洗洗脚，一边和傅涯说几句亲热的悄悄话。
9月1日一早，陈赓穿上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黄军装，端起镜子照了一照，傅涯笑着问：“这么打扮，是要上舞台呀？”
陈赓一脸认真地说：“今天哈军工筹委会正式成立，我们真要登上一个大舞台呢！”
说罢，陈赓在秘书刘云和参谋人员的陪同下，出门直奔吉普车。
恭俭胡同1号原为萧克将军的住宅，后为志愿军第三兵团驻京办事处。此时，四合院里已经坐着三十多人，人们看到陈赓迈进朱漆大门，一齐站了起来。
陈赓和大家一一握手，简短地交谈几句，他看到李懋之便问：“什么时候回来的？运动结束没有？”
李懋之说：“刚来一周，我的工作都交代给留守处副主任和副政委了。”
陈赓和张述祖是第一次见面，但早已在电话里认识很久了，他握着张述祖的手，亲切地说：“欢迎啊，张主任和其他教授们在北京还过得惯吧？”
张述祖说：“很好，很好，北京天气可比南京舒服多了！”大家都跟着笑起来。
徐立行走过来对陈赓说：“陈院长，人都到齐了，是否可以开会了？”
陈赓转过身来，点头说：“开会！”
他走到主席台前，那不过是铺着白布的两张办公桌子而已。在主席台后面的大墙上挂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肖像。
陈赓在主席台上坐下，又招手让张述祖、李懋之坐上来，张述祖客气地不肯上去，徐立行过去连劝带拉地把张述祖送上主席台就坐。
“同志们！现在开会。”徐立行是会议主持人，他说话声调轻柔平和，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今天是军事工程学院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下面我们请陈赓院长讲话。”
陈赓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大家，等大家的掌声平息下来才开始讲话，声音洪亮，浑厚有力，他只看了一眼秘书为他起草的讲话稿，就放在一边，他喜欢即席讲话。
“今天是9月1号，而我们现在开会的地方呢，也是个1号。这叫好事成双，当年这个地方是沾了皇帝的龙脉紫光，解放后，这个恭俭胡同1号，曾经是萧克部长的家，我们打倒了皇帝，所以只能借萧部长的光了，在这里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
陈赓说话风趣幽默，旁征博引，妙语连珠。
陈赓详细介绍了8月份与奥列霍夫一行在全国考察时讨论过的建院方案。与会的人员都低着头，尽可能详细地记录陈赓的讲话。
好在院子里几株高大的老槐树为大家遮着阳光，人们全神贯注地听陈赓讲话，竟觉不出头顶上的一片蝉鸣声。
稍事休息，陈赓又宣布继续开会。他拿着几页文稿和主席台上的张述祖、徐立行、李懋之三个人小声讨论着，尽管筹备委员会事先已就各项工作计划，征求过有关人员的意见，但作风甚好的陈赓，还是想多听听大家的反映。
陈赓又站起来，这一次他没有脱稿，而是一字不差地宣布文稿上的内容：“同志们，我们的筹备委员会已经在8月22日由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我的意见，筹委会委员由这些同志组成：我、徐立行、张述祖、李懋之、张衍、胡翔九、黄景文、任新民、沈正功、赵子立；我任主任委员，我提出由徐立行、张述祖、李懋之三同志任副主任委员；工作人员：周祖同、马明德、岳劫毅、钟以文四位教授，还有许鸣真、傅德林、吴兆光、高庆魁、徐文林、党中才、苑野君等同志。”
陈赓就像当年指挥千军万马作战那样下达了战斗命令。果断、明确、周详，这种举重若轻的大将风度给与会的人们以极强的感染力，特别是南京来的学者们，他们是第一次聆听陈赓的报告，如沐春风，只觉得有一股暖流冲击着胸襟。
从委员们的分工可以清楚看出，陈赓团结来自各系统干部的宽阔胸怀，特别对来自南京的教授们委以重任。
在布置了具体工作任务之后，陈赓用斩钉截铁的口气结束他的讲话：“以上各项工作都要抓紧进行，对上对外都用筹委会的名义办事。筹备工作在北京要办的，比如批准计划，确定原则，争取三个月基本办完。12月初迁往哈尔滨办公，北京只设一个办事处。”
筹委会恰似一列已经启动的火车，开始在轨道上加速，陈赓就是火车头，他放手让大家工作，自己则以主要精力抓师资和校舍两件最紧迫、最棘手的大事，以他在中央上层的影响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寻求中央对筹委会的支持。
9月2日，各个工作组分头准备工作方案，徐、李、张三位副主任委员自然最为紧张和忙碌，不时出入各个房间。
这座昔日大清王朝皇亲国戚的大宅院，集中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满腔热忱，一丝不苟地投入军工学院的筹办工作。
9月3日，筹委会召开第一次全委会。委员们畅所欲言，普遍的意见是：筹备工作事关重大，特别是调动教授、专家几乎是跨省市或者跨部门的，拟调之人又都是各自单位的栋梁之才，如无国家一级领导发话，断难调成。
其次，光向国家申请建校的资金还不够，建筑材料要特别供应，才能保证施工进度，这方面也得中央发话。
于是，委员们自然想到要请周总理出面，召开一个有关部委和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同志参加的高层次联席会议。
陈赓认真听完大家的意见以后，立即拍板：“这个建议很对，我们官儿小，调不动各路诸侯，这样的会非得总理亲自召开才行，我明天就去找总理去。”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一直重视军事院校的建设，或许这与他年轻时在黄埔军校担任领导职务的经历有关。
早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周总理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专门研究创办全军军事院校的有关事宜。会议主要决议之一是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和训练中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
远在四川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闻讯后主动请缨，要求辞去现职，专门办学。中央批准他的请求。根据刘伯承的意见，陆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在南京宣告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陈毅代表中央军委向刘伯承授军旗。
此后，全军第一高校——军事学院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和革命化建设，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指挥人才。
时隔一年多，1952年3月，周总理又开始为另一所特殊军校的诞生而亲自操劳。现在，多次与之商谈办学大计的人，则是刘伯承的老部下，同样是战功显赫的军事家陈赓。
9月4日一大早，陈赓没吃早餐，匆匆来找周总理。周总理一露面，他就实行“跟人战术”，笑嘻嘻地坐在周总理的身边。
“阿赓，奥列霍夫等专家回莫斯科了？”周总理在餐厅一边喝粥、吃早点，一边问，他与陈赓之间从没有客套话。
“前天送他们回去的，他挺高兴的。”陈赓说罢，也从桌子上抓起一个馒头吃起来，邓颖超走进来，笑笑，拿起一只碗，给陈赓盛了一碗大米粥。
“筹委会开始正式工作了，要请总理您召集个联席会议，请各路诸侯给点支持。”陈赓望着周总理说。
周总理似乎早已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他吃完早餐，一边向办公室走，一边对陈赓明确地说道：“我已经向有关部委打过招呼，正好陈毅同志刚从上海来京，这个会就定在明天开，陈老总也参加。你回去准备一下，介绍朝鲜战场的情况和成立军工的意义，三位筹委会副主任也列席会议。”
9月5日上午，平静的居仁堂前，停满了小汽车和吉普车。
会议室里，周总理面向着大家，他的身边是有点发福的陈毅。坐在会议桌前排的，都是新中国初期的军政要员。
其中政府系统的有：安子文、钱俊瑞、陈正人，还有十多位政府部门领导和现管司局长。
军委方面的人士有：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粟裕、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炮兵司令员陈锡联、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陈赓和筹委会三位副主任以及工作人员也在后排就座。
这么多部长、司令员们济济一堂，会议前总要聊上几句。周总理入座后，一开口，会场便安静下来，周总理明亮而睿智的目光环顾会场，他向陈赓招招手：“陈赓，今天是为你召开的联席会，你坐到前边来！”
会前刚和陈赓亲热交谈过的陈毅哈哈笑道：“哎呀，陈赓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嘛，要请上座嘛！”
大家一齐朝陈赓鼓掌，陈赓从后排座位站起来，朝大家拱拱手，坐到周总理的旁边。
周总理用他那温和平缓的、带着淮安腔的口音说：“同志们，经毛主席批准，中央调陈赓同志回国担任即将成立的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今天政务院召开有关部委和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会议，就是为了集中力量，协调关系，落实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陈赓同志，你刚从朝鲜战场回来，你先谈谈体会，这对我们加深理解中央的决定很有必要。”
陈赓简短地介绍了入夏以来，朝鲜战场敌我双方形成僵持局面的态势。
他特别强调：我们是和用现代化武器装备到牙齿的强敌作战，敌我双方技术条件相差十分悬殊，尽管我们的军队士气高昂，不怕流血牺牲，用“零敲牛皮糖”的战术，一小口一小口地啃美国人，取得小胜，并逐渐积累为大胜，但是我们付出的沉重代价是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朝鲜战争逼着我们必须迅速改变技术落后、装备落后的状态，因而建立一所综合性的军事工程学院是势在必行的。
周总理接着陈赓的话题，进一步说明了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周总理讲完话，陈赓就站了起来，微笑着向大家一抱拳，环顾一周，娓娓道来：“各位政府大臣，各位将军元帅，兄弟我才疏学浅，诚惶诚恐接受了中央决策的这个史无前例的任务，实在寝食难安，压力很大，竭诚祈求各位军政首长，大力扶持兄弟一把。”
从周总理到各位与会首长，都被陈赓逗乐了，会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老战友陈锡联也乐呵呵地插话说：“这可是咱们陈司令员的老习惯喽！”
陈赓收敛笑容，道：“今天总理亲自主持这个联席会议，是给我们搭个台子，让我们筹委会亮亮相，会后，筹委会的各位负责人，就直接向在座各位首长当面汇报请示工作了。我们虽说是直属军委的院校，但也是直属各军兵种的院校，除了军委赋予我们的任务外，每个工程系都要向自己的军兵种首长汇报请示工作、接受领导，希望各军兵种首长多加指导，陈赓我先向你们致敬了！”
陈赓向大家敬了一个军礼，在热烈的掌声中重又坐下来。
快人快语的陈毅先开了口，他瞅瞅陈赓，笑道：“你陈赓的演讲硬是精彩得很！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刚上任就成了军事教育专家喽！是不是，总理？”
周总理抱着双臂，开怀地笑了起来。看来，他对陈赓在短时间内就进入角色，熟悉了工作并快速推进军工学院的筹办进度而深感满意。
陈赓也连连拱手说：“谢谢陈老总和粟总的鼎力相助！'
陈毅却不笑，他挥了一下手，瞪大眼睛，认真地说：“诸位老总，我还有一条建议，今后，我们的子女高中毕业了，要带头报考军工，这样就会影响全社会，使青年学生们也跟着报考军工，让全社会都知道建设现代化国防的重大意义。当然喽，也不能光靠影响，主要还是靠军工学院自己能培养出军政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技术军官来。”
周总理带头为陈毅这一条建议鼓掌，在座的军政首长们也报以热烈的掌声。
看看时间不多了，萧劲光、刘亚楼、陈锡联、陈士榘、许光达等军兵种首长们争先恐后，作了简短的表态性的发言。
他们表示，全力支援办好军工学院，已有的武器装备要多少给多少，现在没有的，一从国外进口满足军工的需要。
陈赓再三表示感谢，他说：“各位首长的慷慨支援，对我们是有力的鞭策。要多少给多少，其实呢，多给也不要，只要每样两套就可以，一套做实物教学，一套解剖研究。”
时过中午，这次决定军事工程学院地位和前途的重要会议结束了。在中国教育史上，由政务院总理亲自主持，召集如此多的军政要员专门研究一所大学的问题，恐怕至今尚找不到第二例。
散会以后，陈赓让徐、李、张三人先回筹委会，他想起一个问题，要单独请示周总理。
周总理被几位部长围在中间，正在讲话，陈赓只好等一会儿。周总理看见陈赓等人在一棵大树下，就迅速回答完部长们的请示，朝陈赓走来。
“陈赓，你还有什么事吗？”
“总理呀，我忘记在会上提一个问题了，不久以后，军工学院里要来那么多苏联专家，我们应该怎么向他们学习呢？”
一个多月来，陈赓和奥列霍夫等四位苏联专家朝夕相处，他觉得苏联专家的话也不全是真理，有些事就无法按专家的意见办。
陈赓是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他知道军事工程学院预计聘请大批苏联专家，这些人中的多数为苏联各军事院校的教授，资历深、学问大，如何与他们相处，将势必成为一个问题，中央必须拿出一个全面的政策交给军工，这样才能让军工有章可循。
听了陈赓的提问，周总理稍加思忖后说：“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一块儿去请示毛主席吧。”
两个人沿着湖畔的林荫道路，走到毛主席的住处。刚起床不久的毛主席，穿着随便，赤着脚，半躺在藤椅上看文件。
看见周总理和陈赓进来，他坐直了身体，半开玩笑说：“陈院长驾到，有何贵干呀？”
陈赓敬过军礼，向毛主席说明来意。
毛主席一边招呼周总理和陈赓坐下来，一边点燃香烟。他吐了一串烟圈圈，缓缓地说道：“咱们自己不懂嘛，没有办过这样的大学，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这就是洋为中用的方针嘛。在军事行政管理与训练方面，主要是学习人家的正规化建设经验与良好作风，军队嘛，自然要有军威，这也表现为国威，不要怕有点形式主义。”
毛主席站起来，在摆满书报的书房中踱了几步，挥挥手，继续说道：“在官兵关系上，军民关系上，要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要发扬我军数十年来行之有效的传统，不搞一长制。对苏联专家，要不卑不亢，不学的地方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多做耐心解释工作，不能影响团结。”
周总理和陈赓都在认真倾听毛主席这段精辟的论述。陈赓从朝鲜回国后，这是第二次面见毛主席，现在毛主席耳提面命，透彻而深刻地阐明如何处理与苏联专家的关系问题。陈赓心里一下透亮了。
毛主席重又坐下来，笑着对陈赓说：“陈赓同志，我刚才讲的这些原则，是供领导掌握的哟，不要向外传播，以免让苏联专家感到我们对他们不信任，不尊重。”
和毛主席谈话后，陈赓信心倍增，心情十分愉快。他匆匆赶回筹委会，向大家传达今天会议的精神。就像过节似的，筹委会里一派喜庆气氛，特别是那些教授们，都把周总理和陈毅讲话的具体内容，记到自己的笔记本中。
北京的9月是清爽的，而筹委会的9月则热火朝天得让人们永远难忘。
带了一辈子兵、打了一辈子仗的陈赓，要静下心来办大学，与知识分子共事，的确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此时的陈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如何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他面临的至关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大课题。
在战争年代，陈赓就十分器重和爱护知识分子，他把引进知识分子当成提高部队素质、克服草莽习气的重要工作而予以重视。
陈赓豁达豪爽的军人性格、博学多才的儒将风度、礼贤下士的君子品格，使许多知识分子慕名而来。
抗日战争的时候，陈赓属下的决死一纵队，来了许多初、高中毕业学生，他们都是为了抗日救国而投笔从戎的好儿男；也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去不了延安的，也来投奔决死队。
陈赓非常喜欢这些年轻人，把他们提拔为基层干部。百团大战一打响，头两个战役决死队伤亡五分之二，一些知识分子干部阵亡了。
陈赓心痛得吃不下饭。他去找彭德怀，建议让决死队少参加一些“啃核桃”的战斗，好多保留一些知识分子骨干。
彭德怀叹口气说：“我也珍惜我们的文化人，但部队不打硬仗，怎么能培养出战斗作风来呢？”
陈赓虽无言答对，仍不愿意让知识分子干部去硬拼。陈赓爱护知识分子的故事也传遍了抗日根据地。
陈赓深知，和平条件下创建大学，首要的问题就是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这是寻找足够多的高级知识分子，让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来校工作并能留住他们的开门钥匙。
全国选址归来以后，陈赓几乎每天都泡在恭俭胡同，南京来的教授们共占了四合院的9间房间，这里成了知识分子集中的大院子。
为了解决大家的餐饮问题，陈赓把许鸣真参谋找来，嘱咐道：“他们都是脑力劳动者，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大家都在恭俭胡同吃饭，你每天搞些鸡鸭，让炊事员制定出一周的菜谱来。”
陈赓吃过几顿饭以后，感到不满意，他又派许鸣真专门找来更好的厨师。
陈赓特别喜欢和教授们聊天，中午和晚上开饭时，他端着饭碗，一边吃，一边嘻嘻哈哈地和大家聊起来，南京来的这批出过国、留过洋的学者们很快就被陈赓的独特魅力所吸引，一开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围坐过来。
周祖同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陈院长呀，军工学院要设许多军事机密专业，像我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能够接触机密吗？”
虽然其他教授们没有插话，陈赓也猜得出，周祖同的问题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心中共同的顾虑，这就是担心党不信任自己。
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早年能出国求学，多数人家生活殷实，无衣食之忧，有求学之资，所以大多数人不可能是工农子弟，他们的忧虑就不足为怪了。
陈赓看看大家，笑道：“周教授啊，请你来筹办军工学院，当然能够接触机密专业了，你们在南京时不也是搞机密的军事技术研究吗？要说剥削阶级出身，不瞒你说，我跟你一样，我出身大地主家庭呢。要讲个人经历，社会关系，那我就更复杂了，我当年在黄埔军校跟随蒋介石东征，在战场上救过蒋介石的命，我岂不成了大大的反革命？出身不能选择，革命的道路要靠自己走，党是信任大家的。”
陈赓这一席话，如一阵轻柔温暖的和风，一直说到教授们的心坎里去了。
陈赓知道，在不少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老干部都是打天下的“老资格”，所以他们和老干部共事多少有点敬畏局促、谨小慎微。
陈赓接着说：“你们总觉得我们是老资格，什么算老资格？人到七老八十才算老资格？老资格是指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早或长，对革命、对人民解放事业的贡献大或多。如果老资格是这样一个含义，那么，你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奋斗了几十年，搞出了成果，对人民不也是贡献吗？我们打仗无非是解放全中国，有益于人民，你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也同样是有益于人民的啊，你们在科学领域里就是老资格，真的，你们也是老资格呀！你们就是国家的主人，你们不要有自卑思想。”
陈赓谈兴甚浓，他又说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你们都是在欧美留学的，过去我们骂蒋介石认美国为干爸爸，现在我们学习苏联，与蒋介石依靠美国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以后他们中有个别人欺侮我们，不尊重我们的人格，我们会一脚把他踢开。”
夜深了，大家恋恋不舍地送陈赓出大门，陈赓上车前又回过头对大家说：“眼下最急迫的是缺乏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家熟悉教育界，请多多推荐人才来军工学院共事。”
晚上陈赓与教授们的促膝谈心，张述祖一直坐在陈赓身边默默倾听着，心里早已翻江倒海。
陈赓走后，他一个人在院子里慢慢散步，墙角传出秋虫欢快的吟唱，几枚秋叶轻轻飘落在他的身上，又是一个秋天！
张述祖触景生情，不禁想起当年与兵工校友亡命川江，抗战胜利后报国无门，无端受国民党大员凌辱的往事，更想到陈毅市长的接见以及在南京玄武湖畔潜心研究火箭船的日子。
来北京两周多了，张述祖在心中默算着，和陈赓院长相识也没有多长时间，可陈赓一见面就是“教授长、教授短”的尊称。
最让他感到心里热乎乎的还是陈赓称他“述祖同志”，解放前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强作笑颜，有谁称过自己为“同志”呢？
从将军那求贤若渴的目光和发自肺腑的亲切恳谈中，张述祖认识了一个他梦寐以求的带路人。
老天有眼，让我张述祖在知天命之年遇到陈赓将军，平生所学可施展矣，振兴中国国防之志可实现矣，若能辅佐陈院长建成军工大学，为国家培养大批军事栋梁之材，我此生夫复何求？
想到这里，张述祖热血上涌，快步走回自己的宿舍，同事们都睡了，古城的夜晚十分安静。他怕开着电灯影响大家睡眠，就悄悄点上半截蜡烛头，在昏黄的烛光下铺开白纸，摘下近视镜，再换上老花镜，深深吸了一口气，先写下老朋友曾石虞的名字，想了想，又写下卢庆骏的名字。
在教育界多年的工作经历，使他熟悉相当多的学界俊才。他反复斟酌、比较，一个一个写下去，数了数，一共37名教授和副教授。
张述祖一一列出这些人的专长和目前所在的院校或单位。他有点累了，看看表，已经是下半夜了。
翌日下午，陈赓把张述祖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手里拿着早晨张述祖交给他的这份教授名单，十分高兴地说：“述祖同志，你这份名单太重要了，我要感谢你呀！快坐！快坐！”
陈赓给张述祖泡上一杯茶，随手拉过一张椅子，与张述祖促膝交谈。
“我知道你执教多年，对如何办学有深入的研究，今天咱们不谈别的，我想听听你对办学的见解。”陈赓诚恳地说。
张述祖也不讲客套话，他坦率地问道：“不知陈院长最想了解的是什么？”
陈赓想了想说：“我们现在要创办一所中国从未有过的军事技术高等学府，总要有教育家来办学才行，我想听听中国当代有名的教育家对办学有什么高见。”
二人促膝长谈后，张述祖对陈赓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对下属坦诚相待、充分信用的态度，敬佩至极，他高高兴兴地离开陈赓的办公室，找徐立行和其他教授们商量去了。
9月6日，筹委会打电话给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约请他来恭俭胡同商谈抽调教授之事，钱副部长昨天刚参加过中南海的会议，他很痛快，几个小时后，就带着秘书，驱车来到筹委会。
陈赓、徐立行、张述祖和任新民把钱俊瑞一行人让进会议室兼会客室的屋子里，陈赓开门见山，递上拟调进军工的教授名单。
徐立行上前解释说：“我们第一批要调的一共80人，其中卢庆骏等18名教授为重点，因为他们都是名望较高的教授专家，另外还有62名教授或副教授，也希望尽快调入。”
钱俊瑞看过名单后，态度明确地说：“你们所提的名单我都同意，办一所大学，光这些教授也不够。这样吧，星期一你们去部里找教育司长张渤川和计划司长张钟灵具体商定。”
陈赓看钱俊瑞如此痛快，心中高兴，忙让司机开车去买烤鸭，他对钱俊瑞说：“中午别回去了，就在我们这儿吃顿便饭吧，一会儿烤鸭就到。”钱副部长连连称谢。
没想到徐立行和张述祖按约定时间去教育部商谈，司长们却说，18名教授的调动还要研究研究，要请示部长以后再说。
徐立行和张述祖空手而返，陈赓听罢汇报来了气，大声说：“懋之，你再打电话约见钱俊瑞，就说明天我要与他面谈。我们现在调教授，就像打仗搬救兵，军情急如火！不能因为扯皮，打官腔，贻误了战机！”
李懋之电话一拨，问题就迎刃而解。当时，“陈赓打电话”这一招儿还真是灵验，不久，任新民和许鸣真去中国科学院调罗时钧和庄逢甘两位留美博士，一位人事处长说什么也不肯放人，任新民回来向陈赓汇报，陈赓紧绷着嘴唇，在办公室踱了两圈，对任新民说：“你给那个处长打个电话，就说我明天登门拜访，当面请教。”
任新民有点犹豫，憨憨地笑着，没敢碰电话。
“就这么打！”陈赓用手点点电话。
任新民照办了。第二天，科学院来了电话，客气地说，罗时钧和庄逢甘将按规定时间去筹委会报到。
事后任新民听说，那位人事处长听说陈赓要来找他，可吓坏了，立马“举手投降”。任新民感触良深，常对同事们这样说：“哎，没有陈赓院长坐镇，调人的事就不好弄，北京哪个单位都不愿意放人呀。”
在陈赓的亲自督催下，请调教授的名单终获教育部通过，陈赓又去找彭德怀和周总理，重点对象的调令是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需要他们签字。
有一天，保卫科长拿着一叠材料来找陈赓。说道：“院长，我们昨天审查档案，发现这个女教员不适宜调到我们学院工作。”
陈赓放下手中的文件，抬起头来问：“她叫什么名字？”
“俞大缜。”
“有什么问题呢？”
“她的社会关系太复杂，特别是她有个哥哥叫俞大维，以前是国民党兵工署长，现在是国民党上层高官呢！”
陈赓浏览了一遍俞大缜的人事材料，摘下眼镜，揉了揉疲劳的双眼，缓慢地说：“这个女教员的情况我了解，我看她是个不错的同志嘛，我们军工应该欢迎她。”
“可是……”保卫科长愣在那儿，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小声嘀咕道，“我们可是机密单位呀，这政审条件不是规定……”
陈赓重又戴上眼镜，笑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还有个侄子在大陆，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老革命，就是黄敬同志嘛！这个俞大缜不跟着国民党的哥哥跑去台湾，而是跟着侄子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你说她思想进不进步呢？这样的好同志我们军工为什么不要？”
保卫科长明白了，连忙抽回刚才的材料，要退出去，陈赓补了一段话：“社会关系复杂一点不怕的，只要弄清楚就好。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看个人的现实表现，你要记住这一点。”
张衍天天都与陈赓和徐立行保持电话联系，特别是干部的安排问题，张衍要随时听到陈赓的指示。二高步校有个二百来人的高级研究班，学员都是国民党起义或投诚部队里的将校级军官，还有一个教导总队，则全是停虏过来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
基于军事工程学院必须严格保密的要求，学校决定：将这两个单位留在重庆市另作安排。张衍认为高级研究班中有三位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和几十名校级起义军官，他们都是思想追求进步、学有专长的军事教官，他想把他们带到哈尔滨。
请示陈赓后，陈赓立即同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位起义将领和几十名校级起义军官在哈军工的建设中表现得很好。
筹委会成立一周之后，即9月7日的晚上，西南军区正举行欢送二高步校离渝北上的联欢会。
会餐结束，举行舞会，二高步校的领导同志自然躲不过女战士们的热情邀请。张衍刚刚跳完一支曲子，秘书王秉衡就把电话打进来，请张衍接电话。
张衍抓起电话：“我是张衍，你是……啊！陈司令员！”张衍高兴地昂起头，一边擦着脸上的汗珠。
陈赓在电话里说：“还是叫我院长吧，我已经走马上任了嘛。我说张衍呀，你快来吧，筹委会成立一周喽，快要忙死人了。你熟悉情况，你快来！”
张衍说：“那好，我明天准备一下就出发。”
“准备什么呀？”陈赓有点急了，“让秘书收拾一下就行了嘛。”
“我还得向军区首长辞行吧？”张衍说。
“不用了，我给贺老总打个电话吧，你现在快让秘书买飞机票，我们明天在北京见。”“咔”的一声，陈赓挂机收线。
舞也别跳了，张衍匆匆返回林园，对王秉衡说：“快给我买一张明天飞北京的机票，一早就走。”
他望一眼孩子的房间，问王秉衡：“你说带不带这两个小东西？”
王秉衡帮助拿主意：“带走，北京有好几位女同志，让她们先帮帮忙，我随后带保姆就到。”
张衍不再犹豫，补充道：“再买两张十分之一的小孩票吧。”
翌日凌晨，王秉衡帮助张衍抱着孩子，带着简易行装，直奔机场。
张衍连警卫员也没有带，抱着儿子，领着女儿就匆匆钻进飞机。飞机钻进厚重的云层里，吃力地向上爬升，颠簸得很厉害。密封很差的机舱里，冷飕飕的，女儿有点害怕，小手紧紧抓着张衍的衣襟。
儿子倒很乖，已经悄悄睡着了。爱人程倩重病住院后，张衍是又当爸爸又当妈。他看看表，再有两三个小时就能看见陈赓司令员了，他要是看见我这个拖儿带女的狼狈样子，不知又要说什么逗趣的笑话了，想到这儿，张衍自己先抿嘴乐了。
9月8日晚上，陈赓驱车回到筹委会，进了院子，听到徐立行办公室里传来阵阵说笑声，便和秘书刘云一起推门进屋。
“好热闹！一大屋子人嘛！”陈赓笑道。
大家都站起来，今天刚到北京的张衍忙向陈赓敬礼说：“陈院长，张衍向您报到！”
陈赓握着张衍的手，上下打量着说：“几年不见，你有点发福喽！不容易啊，我听说程倩住院很长时间，你又当爸爸又当妈呀！真能干！今天去医院看看没有？孩子们安顿好啦？”
张衍说：“下午我带孩子去了医院，徐副校长让莫瑞贞同志帮助照看一下小孩子，我得赶快投入工作啊！”
徐立行插话说：“小莫心细，我让她帮忙带带两个小家伙，张主任不能老当家庭妇男呀！”
陈赓满意地说：“这就好！二高步校的同志们是打前站的，大队人马从大西南搬到大东北，你们组织得很好。张衍来了，先听听你的吧！”
领导要开会，屋子里的工作人员都起身离开办公室，刘云又去找来张述祖和李懋之，陈赓就让张衍把二高步校的搬迁和干部调动情况汇报一下。
张衍说，除留给西南军区少部分团职干部外，二高步校共来排以上干部1400余人，其中有准军级干部2名，正师级干部4名，副师级干部3名，准师级干部11隼名。加上家属孩子，共2000余人搬迁哈尔滨。
另外还有练习团1200余名干部和战士。自8月底起校部和5个大队已分批出发，张文峰已到哈尔滨，11月中旬，全部搬迁完。
陈赓说：“让干部部曾琨部长把干部名单和简历造册报上来，等编制定下来即工可以考虑任职问题。二高的干部素质是好的，对极个别作风不好或者能力太差的干部要么调出去，要么放在一般岗位上，不能影响军工干部队伍的质量。另外，这么多人到哈尔滨，必须安排好住处，东北一到10月初就冷了，全体人员要换冬装，懋之，你去总后找杨立三部长，早点准备，二高的人员路过北京，就让他们换上冬装，暖暖和和地出山海关。”
大家议论了一阵，陈赓又接着说：“但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调教授，述祖和新民同志，还有明德勧毅同志，他们推荐的那批教授们，我已经找总理签字批准了，过几天我想先派黄景文去上海、南京跑一趟，张衍你也准备去武汉，立行和述祖同志在家继续跑高教部。聘请名教授，我们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啊！”
黄景文一早就接到电话，他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到灵境胡同见陈赓。
“快坐，”陈赓刚洗漱完，笑着看一眼黄景文，“我要先派你南下调教授，知道为什么吗？”
黄景文一时语塞，摇摇头，他从志愿军三兵团司令部管理处政治委员的岗位上调回国，参加筹委会还没有多少天。
陈赛指了指黄景文的肚子说：“你这里面有墨水嘛，去请调教授，我得派个知识分子干部出马呀！”
黄景文心头发热，凡是陈赓的部下，都有共同的感受，就是陈赓对自己那种透彻的了解和细心的体察。
黄景文是广东惠阳人，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在香港读完中学后，报考黄埔海校，在当年陈赓读书的黄埔军校旧址学习舰长指挥专业。
海校毕业后正值抗战爆发，思想进步的黄景文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受到国民党的通缉，他逃出险境之后，在广东地下党的指示下，参加了滇桂黔边区抗日纵队的组建，任纵队参谋长。
1938年，黄景文入了党。抗战八年，作为纵队老一团的团长，他一直带领部队出入深山老林，坚持敌后游击战，经历多次血与火的考验。
解放战争后期，他又奉命进入越南，帮助越南同志建军，所以黄景文和胡志明、黄文欢、武元甲等越南党政军领导人关系熟稔，情谊甚笃。又热心筹办军校，甘愿当个教员，这些都给陈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赓把装着调令的大信封交给黄景文，叮嘱说：“关于首批请调的教授，有的是总理签的调令，有的是小平同志签的调令，应该让有关大学和教授本人充分理解中央的重视程度。这次南下，由赵子立教授做你的助手，赵教授为人厚道，你多注意相互配合。”
送走黄景文，陈赓按照工作计划，亲自带人去清华大学，认认真真地参观学习，向清华的领导同志请教办学经验。
当周培源、何东昌等人陪同陈赓参观各个实验室时，清华的师生惊讶地注视着陈赓：哎呀，这个光着头、一身旧军装的平常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常胜将军啊！
再说黄景文一行于国庆节前来到上海，在静安寺招待所住下。当时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已基本结束，黄景文和赵子立带着助手，分头奔波于华东教育部、人事部和各有关高校之间，他们了解到高校的人事关系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例如，浙大理学院和上海复旦大学理学院合并，浙大教务长苏步青教授调到复旦，他已经把卢庆骏调到复旦大学了。另外，梁守槃教授也被调往华东航空学院，要人的话，要到南京去商调。
那天，黄景文特地到复旦数学系，礼节性地拜访了卢庆骏。一见面，黄景文就觉得卢庆骏教授气度不凡，这位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归来的数学博士说话和蔼谦逊，待人彬彬有礼，卢庆骏知道黄景文是来调他的，语气平和地表示，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
令赵子立钦佩的是黄景文那种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他一次又一次登门拜访拟调的教授，把思想工作做到本人和家属的心里。但是，卢庆骏的调动仍有很大的阻力，复旦大学就是不松口。
那天黄景文对赵子立说：“我看卢庆骏教授的调动问题先缓一下吧，应该考虑曾石虞教授了，我离开北京时，张述祖教授详细介绍了他，当初军事科学研究室成立时，他还来南京看了看，听说你是他的学生？”
赵子立说：“曾先生是我在兵工大学时的老师，他学问很好，就是有点怪僻，我们都称他曾夫子，他不愿意到军方工作，可这一回又找到他的头上了。这就是和咱们军工有缘分。”
黄景文笑道：“明天我们就去拜访曾夫子！”
曾石虞是湖南省汉寿县人，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当年，德文甚好的曾石虞曾被聘为国民党的德国首席顾问翻译官。他居然能在战事间隙中整理出德国顾案问关于化学战的多次讲稿，编成在军界影响很大的《化学战之原理及实施》一书。
1935年，他自费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选修火炸药学。后来又到莱比锡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学习，顺利拿下了博士学位。
抗战爆发后，曾石虞报国心切，急匆匆踏上归途。然而等待他的是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和大学教授们随难民潮西撤的悲惨情景。撤退到陪都重庆后，已过而立之年的曾石虞，只能静下心来教书了。
上海解放前夕，时任同济大学化学系主任的曾石虞不受国民党的高薪引诱，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然而老夫子喜欢自由自在地做学问，他不想和军方沾边。可是出乎曾石虞的意料，身着黄呢军装的黄景文出现在他的面前。
“半百之人，要迢迢千里去北满，实出我的意料，”曾石虞眼睛微闭，清瘦的两颊没有一丝笑容，声音也平淡舒缓，“既然高教部已下了调令，那只有从命喽！”
黄景文不急不躁，态度谦和，他详细介绍军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和对老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和蔼地询问曾教授有什么困难，家属要不要一起搬迁。
曾石虞终于展颜一笑，淡淡地说：“没有困难，我的太太不会随我北上的，她是数学教授，离不开南京大学。”
后来，曾夫子和黄景文熟悉起来，话也多了，还主动给黄景文出点主意。
国庆节后，黄景文的主要目标是上海交通大学，他首先要求调走的人是这所著名大学的教务长曹鹤茹教授。
事先马明德教授已向黄景文详细介绍过：曹鹤茹是江苏省江阴县人，1934年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毕业后，考取留欧公费生，到意大利都灵大学学习空气动力学，获得博士学位。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26岁的曹鹤茹抱着抗日救亡的决心，日夜兼程地赶回祖国。
抗战时，曹鹤茹参与筹办交大重庆分校，出任航空工程系代理主任。1944年，他赴美、加考察学习一年。抗战胜利了，交大也迁返上海原校址。曹鹤茹升任教务长。
他办事果断，敢于负责，深受交大师生的好评。黄景文要调走的曹鹤茹是交大重要的人物，人家会顺顺当当放人吗？
交大的领导热情接待黄景文，他们告诉他：“曹先生已经调走了！现在正在南京筹办华东航空学院呢！”
“那我可要唱萧何月下追韩信了，今天就去南京。”黄景文说罢，又拿出一份名单，“我们还要求调刘景伊、顾懋祥、陈含奎、张良起这些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们，请多多帮忙！”
黄景文当天赶到南京，住进华东航空学院，要请调的曹鹤茹和梁守槃恰好都在一所大学里。
曹鹤茹中等个儿，面容清瘦，戴着金丝边眼镜，嘴角挂着矜持的微笑。曹鹤茹和黄景文一见面就蛮谈得来。
曹鹤茹笑道：“这是我一个月内第二次接到调令了。之前马明德教授给我来过信，劝我去哈尔滨干点我们当年想干而干不成的事业，我是学航空工程的，参加军工学院的建设，必定全力以赴就是了，只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北方，孩子都小，我爱人是学药学的，希望组织上考虑孩子的就读和爱人的工作安排。”
黄景文正色道：“照顾好每一位教授的生活是我们重要的工作任务，请曹教授放心！”
临别前他又叮嘱几句：“请曹教授抓紧准备，最好年底之前能到哈尔滨报到。”
不巧的是，黄景文没有见到梁守槃，梁教授回上海去了，黄景文带着助手追回上海。
梁守槃是福建人，身材瘦小，两眼有神，不苟言笑。他见到黄景文，说了一句不冷不热的话：“如果你们不是拿来邓小平同志签的调令，华东航空学院是决不会放我走的。”
梁守槃走后，助手说：“这位教授好像缺乏点热情。”
黄景文不以为然：“热情在心里，不是挂在脸上的，你不了解这位梁教授，他可了不起哪，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硕士，我国航空工业的著名专家，浙大的人都很敬佩他呢。”
完成了曹鹤茹和梁守槃两位教授的调动手续，黄景文长舒一口气，轻声哼唱“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
可一想起卢庆骏的调动还没有落实，又不禁眉头微蹙，陷入沉思。
黄景文和赵子立商量后决定向筹委会打一份工作汇报，他一开头就写道：卢庆骏成为调动中最难的一个了，因为复旦党委认为不能无条件调走，华东教育部就不能不感到棘手。据华东人事处反映此问题只能等待中央解决……
我们认为，我们这样一所学院是需要一个高深数学人才的。卢庆骏学的不是纯理论数学，而是应用数学，他的数学知识与工程方面结合较密切，因此他到我们学院去不仅能领导一、二年级基础数学教研组而且应成为各系、各专科中解决某些疑难数学问题方面的顾问。
这点对我们学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卢庆骏水平高，有朝气，有组织能力，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从黄景文和赵子立联名给筹委会这封长信的片段中，可以看出当时请调教授是何等困难，调一个人竟要中央出面解决。高校对自己的知名教授视若瑰宝，岂肯轻易放人？
陈赓对黄景文在沪宁地区请调教授和专家的工作深感满意，他经常叮嘱大家，要学会和地方同志商量办事，切不可拿着中央的“圣旨”压人。
有一次，冯捷到灵境胡同汇报招生工作，正赶上陈赓和陈锡联通电话，可能有人告了状，只听陈赓说，我们军工的同志有错都怨我，我现在向你道歉，我给你磕头都可以。但是，你一定得支持我，帮我的忙，同意放人。
放下电话，陈赓对冯捷二人说：“我们现在到处调人，一定要谦虚，我们是去挖人家的肉，人家能不心痛？”
11月中旬，江南已是落叶纷纷下的深秋时节，黄景文终于和复旦大学达成了缓调卢庆骏的协议，他留下赵子立继续完成收集图书资料和购买教学仪器的任务，回京复命。
然而，好事多磨，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卢庆骏的调动又出现波折。大约是12月底，上海市长陈毅给哈尔滨的陈赓打来了电话。
“我的陈院长呀！”陈毅笑哈哈地说，“有人告你们军工的状了，你们要挖人家的宝贝，就是复旦大学啥子系的教授，叫啥子？噢，叫卢庆骏，是吧？这是人家的数学专家哟，是苏步青先生的大弟子呢。苏先生把这件事提到上海民主党派会议上去啦，讲你们军事工程学院是挖工事的，搞土木工程的，最多是建筑设计嘛，你们偏偏指名道姓要卢庆骏去大东北是干啥子哟？听说民主党派中好几位大学教授也表示不满意呢，说这是浪费人才噢。怎么办？你老兄得想个办法，解释解释嘛！”
陈赓眉头皱起，复又微笑道：“哎呀，市长大人，多亏您打招呼，我马上派人专程去上海，把这件事解释清楚！”
寒假前，徐立行受命急赴上海。在复旦大学，他见到苏步青教授。
一身戎装的徐立行，谈吐儒雅，彬彬有礼，他向苏教授详细说明了军事工程学院的性质和任务以及目前面临的困难，特别强调明年初要招生开课，亟待教授编教材和授课的燃眉之急。
苏步青对这位上海老乡、解放军的大干部颇有好感，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欢。
苏步青在明了军工学院的情况后，坦言道：“你知道，卢庆骏是我的学生，这次高校院系调整，我奉调来复旦，把庆骏调来，做我的助手，他刚刚40岁，正是挑大梁的黄金年龄。方才听徐先生介绍，自然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庆骏就调给你们好啦！”
卢庆骏教授于1953年3月北上，到哈军工报到，此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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