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在毛主席与世长辞后，一位快70岁的老人，不远千里从内蒙古入京。
当瞻仰毛主席遗容时，他几度痛哭乃至于当场晕厥。在几天后的追悼会上，他又再一次晕厥过去，最后被送进了301医院进行抢救。
13年后，这位垂暮老人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和妻子孩子一一道别，最后望着毛主席的挂像泪流不止。
而在他的遗体告别会上，有一个花圈格外引人注目。因为，绑带上的署名为“李敏”。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个李敏，毛主席的大女儿。
从北京到太原，李敏为何远隔千里也要托人送来花圈？这位名叫毛泽全的老人，到底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份？
1942年，时任华野一师二旅供给部副部长的王勋，手底下突然多出来了一批学生兵。
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都是从沦陷区的大城市逃出来的。他们果断中断学业投身革命，只为有朝一日不当亡国奴。
其中，有一名叫徐寄萍的上海女青年，被分配到了会计一职。她在岗位上尽职尽责，很快就引起了后勤方面负责人的注意。
战友们看着年过三十仍孤身一人的王勋，再看看有文化、有知识又办事牢靠的徐寄萍，就动起了说媒拉纤的心思。
可干革命是一把好手的王勋，在对待感情问题上却如不开窍的木鱼一样。
反而是看起来柔弱文静的徐寄萍，面对众人的保媒撮合大大方方地接受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她觉得王勋这个人不摆官架子，处处和基层战士打成一片，对待革命工作也是身先士卒。
而面对热情体贴的徐寄萍，王勋也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好感。在组织的见证下，他们在第二年正式结为了夫妻。
革命年代的结合，没有什么嫁妆和彩礼，有的只是夫妻一心、共度时艰。
徐寄萍也一直以为丈夫王勋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从未细问过对方的家庭情况。
婚后七年他们相继生下了三个女儿，一家人历经了抗战胜利，又面临了解放战争，最后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1950年，王勋携妻女前往南京赴任。不久之后，他突然接到了去北京开会的通知。
得知这一消息的王勋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就飞到北京去。而徐寄萍却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不就是开个会吗，怎么这么兴奋？
面对妻子的疑问，王勋却没有透露分毫。这次去北京可不单单是开会，他还能趁此机会去见一个人。
自从1938年延安一别，他们已经有12年未曾见面了。
怀着激动忐忑的心情，王勋来到了新中国的首都。他首先给中央办公厅打去了电话，在电话里提出了一个请求。
随后，相关负责人立刻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主席：“主席，有一位叫毛泽全的干部想见您。”
一听毛泽全这个名字，毛主席先是愣了两秒，随即高兴得连连抚掌，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去把人接到中南海来。
原来，王勋的本名是叫毛泽全。他不仅和毛主席同宗同族，两人还是未出五服的堂兄弟。
而比毛主席年幼16岁的毛泽全，也正是在这位三哥的带领下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尽管一别12年，可兄弟两人的心中还是一直惦念着彼此。
看着精神焕发的十二弟，毛主席迫不及待地问道：“这些年搞革命，你都上哪儿去了？现在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成家啊？”
当毛泽全改名为王勋之后，除了身边的极少数人，外界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连妻儿也不例外。
所以相距甚远的毛主席有时会谈起这个堂弟，但他不知道对方改名了，因此一直没有得到消息。
如今看到昔年的小伙子，也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革命战士，毛主席的心里很是欣慰。
“当初调到新四军去之后，我就改名字了。一来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攀关系，二来也方便进行革命。”
对于毛泽全的这种做法和觉悟，毛主席赞赏不已。当听到对方早已娶妻生女后，他还相约以后有机会要一起吃个饭。
短暂的交流过后，毛主席和毛泽全各自投入到了工作当中。而鉴于新中国已经成立了，组织上也允许毛泽全改回本名。
于是去时“王勋”，归时“毛泽全”。不说别人，就连妻子都被这番转变给震惊了。
而丈夫接下来说的一句话，更是让她久久回不过神来。
“我是毛主席的堂弟，我这次去北京啊，还特意见了毛主席一面！”
结婚七年，才得知丈夫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这对徐寄萍来说，不可谓不震惊。
但她没有责怪丈夫的意思，因为毛泽全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了革命。
再说了，即便是改回了本名，他们一家人也从未想过，要靠这个身份去为自己谋取私利。
以前怎么样，以后还是怎么样。只不过，毛主席和毛泽全这对情谊深厚的兄弟，倒是能有机会见上两面了。
1910年秋天，年仅17岁的毛主席走出了大山中的老家，发出了“学不成名誓不还”的铮铮诺言。
但彼时的毛泽全，还只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周岁小儿。
在他前16年的人生当中，就像所有贫苦的放牛娃一样，伴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辛苦劳作。
而这也是穷苦的韶山百姓们的缩影，家家户户都在反动派和大地主的欺压下艰难度日。
所有人都期盼着，在未来的某一天，能有人带领着底层百姓冲破腐朽黑暗，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毛主席，就是家乡人民心心念念的那个人。
1925年，在长沙、安源等地领导革命运动的毛主席回到了韶山。名义上是为“养病”，但实则是想号召家乡父老点燃革命的烈火。
一听说润之回来了，男女老少都欢呼沸腾起来。而刚满16岁的毛泽全，也对这位名声在外的堂哥钦敬不已。
当时乡绅横行霸道，大家的日子苦不堪言。如果有人领导着闹革命，那必然是振臂一呼无有不应。
而毛主席眼见着备受欺压的父老乡亲，也将自己的心里话和盘托出。
“地主土豪、贪官污吏，你不打他是不会倒的。我们不光要打倒他们，还要跺上一脚，叫他们翻不得身！”
一袭肺腑之言，赢得了大家的满堂喝彩。被挤在角落里的毛泽全，第一次见识到了堂哥的影响力和远大志向。
那一刻的他，也在自己心中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毛主席的领头下，20多所农民夜校拔地而起，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也正式成立。
1927年，毛泽全在当地的农民协会担任了通讯员一职。
他立志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为毛主席所带领的党组织站岗放哨、传递讯息。
可惜好景不长，蒋介石、汪精卫于同年公开反共，挥起屠刀对准了曾经并肩战斗的共产党人。
各地革命形势陷入低迷，毛主席所率领的队伍，先后经历了秋收起义、井冈战斗和苏区建立等一系列大事件。
1934年，反“围剿”失利的中央红军为保留有生力量，开始了艰难险阻的长征之路。
毛泽全虽然不在其中，但他时时刻刻心系革命事业，也心系正在进行艰苦斗争的堂哥。
在此期间，毛主席的家人也被国民党反动派“盯”上了。
1929年，年仅24岁的毛泽建在湖南衡山英勇就义，牺牲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1930年，杨开慧拒绝与毛主席脱离婚姻关系，在浏阳门外壮烈牺牲。
1935年，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斗的毛泽覃，为掩护战友撤退血洒瑞金红林山区。
毛泽全看着哥哥姐姐和嫂嫂相继就义，内心对于反动派的恨意更加强烈。
偏偏祸不单行，日寇又在此时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土沦丧，山河破碎，入目所及皆是血泪。
毛泽全明白，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要想拯救四万万名同胞于水火之中，就必须坚定共产主义道路。
1937年严冬，他带着弟弟毛泽青等人辗转千里，突破层层封锁线，最终如愿来到了延安。
那时的毛主席正住在旧窑洞里审批文件，根本不知道家乡亲人的到来。
忽而听到那一声似曾相识的“三哥”，两个人都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在分离十年后，在经历了那么多亲人惨死的噩耗后，兄弟几个能在延安团圆实属不易。
而毛泽全一见到堂哥就好像找到了主心骨，他一边哭一边诉说着家乡的大小事件。
毛主席拍拍痛哭不已的十二弟，强忍悲痛勉励道：“我们唯有继续前行，加倍奋斗，才能告慰逝去的英灵。”
闻言，一腔热血的毛泽全自告奋勇，他要上前线打鬼子、打反动派，要为牺牲的烈士们报仇！
看着充满革命热情的堂弟，毛主席心里当然是高兴的。
但干革命也不能光靠蛮力、死力，必要的革命知识和思想文化还是要学习的。
毛主席有意让毛泽全去学校里锻炼锻炼，这也方便他尽快融入革命团体，为后续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于是，毛泽全先是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在读期间刻苦努力，通过前辈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紧接着，他又继续入读中央党校，再接再厉取得了优异的好成绩。
但不管何时何地，毛泽全都秉持着低调简朴的作风，从不以毛主席堂弟的身份自居。
因为他始终牢记毛主席的一句话：“在这里，要官没有，要干革命倒有的是！”
既然是干革命，就绝不允许裙带关系和徇私枉法。
1938年8月，新一批的毕业生走出了中央党校。
毛主席在毕业典礼上慷慨陈词，希望各位青年人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学习、充实自我。
带着这一番谆谆教导，毛泽全等人分散全国各地，投入到了抗日战争中。
他本人被分配到了安徽新四军军部，在岩寺兵站、繁昌兵站等地担任过指导员、站长和留守处主任。
在一开始展开工作的时候，毛泽全并未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是以，国民党方面也知道了他的存在。
在相互倾轧、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部，这些人就想当然地认为，毛泽全身为毛主席的堂弟，居然被分配到新四军来，这一定是毛主席有意为之。
因此有部分国民党官僚不热心抗日大计，却揪着毛泽全的身份不放，给新四军和他本人的工作都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齐心协力打击日寇，也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毛泽全与上级领导商量过后，将名字改成了王勋。
如此一来，国民党方面没有了大做文章的借口，而毛泽全也一头扎进了部队的后勤工作中。
参加革命多年来，他几乎没有扛过枪上过前线。可他在后勤方面的突出贡献，却成了冲锋陷阵的战友们最坚实的依靠。
尤其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有预谋地削弱新四军的力量，又对其进行了严密封锁。
这种境地下，新四军既要抗击日本侵略者，还要提防着反动派。从上至下，将领士兵们都拿不到军饷，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而时任旅供给部副部长（后为纵队供给部部长）的毛泽全，将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后勤保障中。
众将士万众一心，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但国共两党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可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野心并没有消除。
此时的毛泽全已经是华中野战军师供给部部长，他利用江南地区历史悠久的工商传统，和民营资本家合作开了卷烟厂。
后来又把目光转到了粮行身上，兴办粮行，自力更生解决了部队的粮食供给。
不仅如此，多出来的粮草还能用于接济友军部队。
眼看着我军部队的生活保障日益提高，竟有不少国民党败军纷纷投诚。
到了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内战。毛泽全不仅力求保障粮食供给，还接连创办了被服厂、鞋袜厂等。
源源不断的军需被送往前线，极大程度地支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所以无论是上前线还是搞后勤，大家都在为战争的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全依旧献身于后勤事业。而他也一直隐姓埋名，从来没有公开过和毛主席的关系。
直到1950年，这对分离多年的兄弟终于得以相见。
听说毛泽全在后勤方面搞得风生水起，毛主席也觉得与有荣焉，还十分自豪地跟陈毅介绍起了这个堂弟。
而陈毅其实是见过毛泽全的，对他的事迹也有所耳闻。
“王勋同志嘛，开办烟厂赚银元，可帮了我们不少大忙！”
1952年中秋节，毛泽全和妻女受邀前往中南海。几个孩子早就对毛主席心生仰慕，见了面之后更是“伯伯”、“伯伯”的叫个不停。
毛主席见此十分高兴，特意嘱咐厨房多做一盆炒鸡蛋给孩子们吃。
席间，毛主席还打趣徐寄萍：“你一个上海的女学生，怎么看上了他这样的庄稼泥巴汉？”
闻言，毛泽全和徐寄萍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四年之后，思念家人的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堂弟一家人。而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1957年，毛泽全带着一家人调任内蒙古。他事先没有和毛主席说，直到工作稳定后才写信告知。
后来夫妻俩又相继生下了三个孩子，但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孩子，毛泽全的要求都十分严厉。
“不虚荣，办实事……要依靠组织，依靠自己进步。”
几个孩子小的时候不懂事，也升起过攀比的心理。而毛泽全知道后，总会在第一时间掐断这种苗头。
不管是搞科研的，还是教书的，抑或是参军的，都得靠自己的本事走下去，不许声张是毛主席的亲戚。
在父亲的严厉教导下，六个子女在外求学工作都十分低调。
曾经有人劝说大女儿毛远慧去帮他“走走关系”，但毛远慧只义正言辞地说道：“攀龙附凤这种事，我们家从来不干。”
是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毛泽全一家与毛主席的关系。即便是知道的，也只是佩服他们一家人的清廉低调。
时间一晃就到了1976年，远在内蒙古的毛泽全得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
快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第一次写申请打报告，希望能去北京送伟人一程。
而在瞻仰遗容和参加追悼会时，他一连晕厥了两次，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勉强恢复，此后身体也是每况愈下。
因为于他而言，失去的不止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同时还是一位敬爱的兄长。
又过了几年，已是高龄的毛泽全被调往大同、太原等地。1989年，80岁的他病逝于山西太原。
闻此噩耗，李敏不禁悲从中来。因为她深知，这位堂叔与自己的父亲到底有多么兄弟情深。
她虽不能亲自到场追悼，但也托人送去了一个花圈，算是遥寄哀思了。
也是直到此时，大家才知道这位低调了一辈子的老革命，竟与毛主席有着那般深厚的情谊。
从韶山走出来的毛主席，对于家乡和亲人是割舍不下的。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曾为谁谋过私利。
相反，对于亲近之人还会约束得更加严格。
也正是在这种榜样力量的影响下，毛氏全族隐姓埋名、低调做人，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一样，投身于国家建设的浪潮中。
而毛泽全终其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毛主席的一句评价。
“毛泽全这个人，干革命都是依靠组织、依靠自己闯出来的。”
他从不敢忘记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也同样将这种清廉家风传之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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