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历史观解读毛泽东一生的行止和贡献，工业化无疑是关键词。同时，伴随工业化的推进过程，毛泽东还建立了一个公平的社会。这两者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后来者绝不能遗忘历史，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既是对民族惨痛历史的理性认知，也是对文明发展潮流的积极顺应。在长期的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对此更是深有体会。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在远离工业文明的黄土高原的窑洞里，他就挥毫写出了这样的语句：
“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机器工业（也就是大工业）为基础。没有大工业，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灭亡。”
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进一步写到：
“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实现工业化怀有何等急切的期盼之情！
（一）旧中国的软弱无力，促使毛泽东加深了对夺取政权重要性的认识
中国的工业化是从晚清政府推动的洋务运动开始的。但一直到民国时期，工业化建设始终不得要领，更无章法，所以成果有限。不仅没有完成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任务，反倒是起到了刺激外敌入侵和加剧社会撕裂的负面作用。国家发展坠入“越是工业化，越是半殖民地化，越是贫困化”的绝境。国是日非、国土日蹙、民怨沸腾、民变蜂起。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尚不可得，实现工业化更是遥不可及。
因此之故，毛泽东常以“外战外行，内在内行”八个字概论以往的反动政府。其潜台词就是旧中国政府软弱无力，无法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去解救他们。”天降大任于斯人，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夺取政权，才能推进工业化建设，才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进而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抗美援朝战争，促使毛泽东加快了推进工业化的节奏
不期而遇的抗美援朝战争，对新中国发展进程的影响既深且巨。敢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交手，固然体现了我国政府反侵略战争的坚定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惨烈的伤亡代价和工业化水平的巨大差距，最终迫使新中国政府接受了并不尽如人意的停战协定，让誓言“一直打到彻底胜利”的毛泽东不得不面对现实，并下定决心加快实施“一五计划”（1953年开始实施，1955年7月人大才正式审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因为工业化水平跟不上战争需求而导致志愿军面临的被动局面，《聂荣臻回忆录》中有段材料可以佐证：
“从武器装备上来说，中国要单独应付这样一场现代化战争是不可能的。仅供应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本身就根本无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14100多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总共只有1500多吨。”
（三）工业化对资金的需求，促使毛泽东加快了推进三大改造的步伐
如何实现工业化，不外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十几年就完成了工业化。鉴于特殊国情（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但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而这个方针的执行不仅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而且短期内还难以见到明显的经济回报。这是在任何一个个人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做到的。
这一矛盾的解决是从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必然性的要求只能通过集体化、公有制的道路，把国民组织起来，并且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形式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更为严峻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赢得的和平时期是有限的，而且中苏之间的蜜月期也是有限的，中国可以利用的和平红利和盟友援助都是不可持续的存在。因此“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是普遍的社会心态，三大改造的快速推进（原打算利用十年至十五年时间完成，实际只用了短短三年）和也就是逻辑必然了。后来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都是同样逻辑的自然延伸而已。
（四）解决快速工业化带来的问题，促使毛泽东加重了对“修正主义”的打击
必须指出，中国的工业化是在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推进的，党和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权力。围绕着绝对的权力，必然会派生出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这是规律性的现象。苏联解体的历史事实就是典型的例子。若不打击必然滋生无穷无尽的特权阶层和腐败现象。
毋庸讳言，中国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严重存在的基础之上的。占人口总数绝大部分的农民政治上无权、经济上贫穷、文化上落后是客观存在。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历史过程，但如不设法尽快解决，势必造成工农群众重新沦为社会底层的事实，既削弱党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也会因为农民消费能力的不足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1929—1933大危机不就是肇因于此吗？
在1961—1965年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毛泽东发现党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特权和腐败现象。有材料为证：
“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实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
“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出于对“党变修、国变色”的警惕，毛泽东连续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甚至不惜“天下大乱”的代价，以打击“修正主义”之名，清理以官僚为主的既得利益集团。虽失之于“左”，但客观上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对比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事实，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启示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以此观之，毛泽东推进工业化建设，从生产力角度而言，是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毛泽东打击利益集团，建立公平社会，从生产关系角度而言，是站在了人类进步的一边。
伟哉，壮哉，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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