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钱高；农奴面前三条路，逃荒、为奴和乞讨。”
在藏族民谚中曾用这样一句话描写旧西藏时期农奴的真实生活情况，在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仍然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由僧侣和贵族专政，其黑暗和残酷与中世纪的欧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史料记载，旧西藏时期的全部耕地、畜牧业等均由占人口不到5%的贵族和寺院的上层僧侣全权把持，农奴占旧西藏人口的90%以上，他们被农奴主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交换和使用，他们的生命虽是父母给的，但身体却被农奴主占有，纵使有生命和身体，但却没有作主的权利。
农奴生下小孩后，要先到领主处缴纳出生税，登记入册，这也注定了一出生便沦为奴隶的命运，如果农奴日后流浪外地谋生，还需要缴纳人役税，携带相关证明才不会被当作逃亡户被处理，他们终生辛苦劳作，除受剥削外，人身自由也极其受限，只能固定在所属领主的庄园内活动，不能擅自离开，更不能逃亡。而西藏贵族的生活则奢靡舒适，通过对农奴无尽的剥削和压榨维持他们这样的生活。
解放前的西藏还处于经济上贫穷落后，思想上愚昧封建的农奴制社会，但旧西藏的贵族们却享受着十分奢靡的生活，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旧西藏，能享受到如此奢华的生活水平，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也同样令人不可思议。
价值千万的首饰对他们来说只是普通的饰品，LV、劳力士等奢侈品只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他们喝的、吃的几乎全是世界顶级、海外进口，住所更是高大宏伟、金雕玉琢，在那个年代，留声机、象牙折扇、洋酒、劳力士手表、各种包包、珠宝……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是今天的迪拜土豪恐怕也比不过他们的奢侈程度。
在1959年民主改革前，旧西藏的贵族世家大约有197个，占西藏总人口的5%左右，但他们却掌握着全西藏80%的社会财富，而占总人数95%的农奴却要分还不到20%的财富，很显然，这些贵族极其奢侈的生活正是建立在对农奴无休止的剥削和压迫之上的。
旧西藏的贵族大体上被分成了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历代以来是达赖喇嘛的家族成员，他们被称为“亚奚”，也是旧西藏最大的贵族阶层；
二是家族中的祖先曾立下过功劳或原本就是名门望族的后代，被称为“第本”；
三是“格巴”，他们出自名门或权贵，担任过地方政府的噶伦职位
噶伦，官名。藏语音译，亦作“噶布伦”、“噶卜伦”。清规定：员四人，三品，为主持“噶厦”之官，总办西藏行政事务，受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管辖。民国与解放初期继续存在。解放初期，地方政府又增设助理噶伦、代理噶伦。1959年废。
四是一般的小贵族阶层，都是一些在地方政府中有一定品级的家族。
这些贵族为了稳固地位、维持统治，他们常常互结姻亲，攀连门第，形成了一张复杂严密的关系网，下层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空间。
这些贵族的生活究竟有多奢华，从帕拉庄园便能窥见一二。
帕拉庄园是西藏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大贵族帕拉家族的庄园，也是今天唯一保存完整的旧西藏三大领主贵族庄园。到19世纪末，帕拉家族在西藏多地拥有1.5万余亩土地，37座庄园，3000多名农奴等，先后有多人在旧西藏地方政府中任职。在整个旧西藏，帕拉家族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帕拉庄园内除一般的会客厅、卧室外，还专设有经堂、玩麻将的专用房间，屋内摆设富丽堂皇、金银玉器令人目不暇接，各种名贵食材、餐具，从海外进口的服装饰品、珍贵的裘皮大衣等，无一不向外彰显着当年帕拉家族奢华的生活。
沙发上铺的都是由金丝猴皮等兽皮制成的坐垫，卧室中随处可见金丝绸缎，皮鞋的款式从藏式到海外进口不下几十双，墙上还挂着虎皮、鹿皮等动物的毛皮，用来彰显主人的地位和身份。而在女主人的房间里，化妆品、包包等都是海外高奢品牌，不仅在当时是最时髦的，就算放在今天来看，也毫不逊色。据了解，这些女主人每天还要喝着咖啡，打开留声机，坐在转椅上享受生活，从这些具有国外风格的饰品和生活方式中，可以窥探到旧西藏时期的庄园主也接受过西方教育。
在室内放置着的马鞍都由黄金打造的，中间的皮革用印度青蛙皮制成，做工十分精细，人们甚至都找不到缝合处在哪，会客室主座背后的柜子里，各种奢侈品让人眼花缭乱，珠宝、玉石、唐卡、世界顶级名表、金笔、眼镜等琳琅满目，很难想象到这些东西竟然存在于50年代落后贫穷的旧西藏贵族家中。
此外，庄园内还有用来酿酒的地方、磨坊、农奴大灶等，磨坊主要用来加工糌粑和藏面，而糌粑又根据好坏分为三等，分别用来给庄主、亲信佣人食用，而最次的则供农奴和牲口食用。在楼道里，还能看到摆放着的各种刑具，是旧西藏贵族用来剥削农奴的工具，手段十分暴虐，园中甚至还专门设有监狱。
同一处庄园中，里面却被分成了极端的两个世界，一处是奢侈无度的糜烂生活，一处却是饱受苦楚的人间地狱。强烈对比下，更凸显出了旧西藏农奴制度的落后和残酷。
“旧西藏农奴居住在世界最高处，却生活在世界最底层。”旧西藏时期曾规定，农奴要世世代代依附于领主生存，他们被当作土地的附属物被束缚在土地上，领主还强制占有他们的身体，当成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当时西藏的民歌中唱到“山上有没主的野兽，山下没有没主的人。”就连婚姻也必须要得到领主同意，如果是不同领主之间的农奴婚嫁还要缴纳“赎身费”。
旧西藏时期，所有的农民都是农奴，他们终身负债，甚至连自己的后代也从生下来便注定是农奴，他们身上还负有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不仅没有人生自由，还一年更比一年穷，为了生活，所有农民自然而然去找领主借钱，借粮，但同样的，利息也很高，高到来年的收成根本无法负担，就这样，他们只能陷入再次借贷的恶循环中，长此以往，便陷入到了这个怪圈中，就算死也没法从债务中解脱出来，他们的孩子从一落地开始便要受到压榨，重复自己父亲苦难的一生，负责无穷无尽的体力活。
除此之外，他们的一生中，甚至连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都没有，也不敢进行反抗，因为反抗带来的后果是难以承担的，贵族和农奴在生活方面存在巨大悬殊，在社会地位上也截然相反，只要贵族不满意，便可以随意处置农奴撒气，甚至可以让其当场赴死，如果农奴不小心惹怒了贵族，被处死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好的归宿了。
在这些贵族眼中，农奴如同会说话的牲口，他们可以手持鞭子随意抽打，在穿着方面，只有贵族们能穿精美的绫罗绸缎，农奴和奴隶们就只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衫，出行时，农奴只能走路，而贵族则出门便是马车，并且，如果奴隶在路上碰到了贵族，需要主动避让，否则，一定免不了要遭一顿毒打。
但是，即使农奴对领主百依百顺，但贵族的态度和行径始终十分恶劣，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杀害生命，一旦奴隶因为某个小举动冒犯了贵族，或者对贵族心生想法，那么，他们很快便会身陷险境，其中，有一个最残暴的就是具有藏族自身民族特色的文化：人皮唐卡。
人皮唐卡根据字面意思理解就是用人的皮肤制成的唐卡，工匠们以特殊的方式将活人的皮肤剥离下来，然后绘上精美的图案，由于人皮有较强的延展性，加之上面的图案能保存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人皮唐卡深受贵族喜爱。但每一张美轮美奂的人皮唐卡的背后，都是一条血淋淋的鲜活生命的丧失。
贵族们对农奴有绝对的支配权，而对农奴中的少女拥有享用权，一旦她们做出反抗之举，就会被贵族们制成人皮唐卡，在充满无尽的恐惧和痛苦中被活生生剥下皮肤，这个过程光是想象就已经令人不寒而栗了。
这一罪恶的农奴制度经过上千年的历史发展演变而成，受剥削的农奴们在长久的反抗中逐渐失去了反抗的意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选择逆来顺受，辛苦劳作一辈子都始终没有挣下半份财产，更没有一个自己的家，永远依附于贵族而生存。
帕拉庄园的对面有一座农奴院，叫做帕拉朗生院，朗生就是指家奴，这些家奴没有生产资料，没有受教育的权力，没有人身权，只是一个会说话的工具，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沦为朗生，不仅连他自己，就连他的后代也永无出头之日，只能世世代代受到庄园主的剥削和统治。
他们住在一间拥挤不堪，终日晒不到一点阳光的房间，除了一些极其简陋的生活用品外，屋内一无所有，几平米的房间里却住了一家人，当时一户人家最多的时候能有7口人，除了冬季挤在一起外，其他时间他们大多睡在露天的院子里，或者只能和牲畜睡在一起。这与对面帕拉庄园内贵族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旧西藏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而农奴不仅没有自己的土地，还要承担起繁重的无偿劳役和各种苛捐杂税，他们苟延残喘在生活中苦苦挣扎，实际上，除了贵族外，整个西藏人民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终结了几百年来罪恶的封建农奴制，受到广泛认同，废除封建农奴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奴制发展到20世纪时，早已走向了末路并彻底失去了得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法典将人严格地划分为三等九级，
“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而定”。明确规定，金、银、铁匠，屠夫和乞丐等同，为最低贱的人。西藏妇女也被列为最低等级的人之中，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妇女更是如此。“
同时，为了维持三大领主地利益，法典又对触犯领主利益的处罚做出了规定：
“按其情节不同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截手，推坠悬岩，抛入水中，或杀戳之，惩戒将来，以儆效尤。”
三大领主通过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保护自身利益，以高利贷盘剥的手段进行经济剥削，借助宗教对整个西藏社会进行严密的精神控制，使得农奴安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命运。但自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从思想、经济等社会的方方面面努力影响西藏人民。
1954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曾表示：
“现在还没有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今后也可以用某种和缓的方式完成民主改革，然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于是，新疆、云南、四川的凉山彝族聚居区、木里藏族自治县等逐渐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这些地区的改革成功也预示着西藏民主改革的到来和封建农奴制和奴隶制必然消亡的历史命运。社会进步的大环境和大趋势已经没有封建农奴制生存的土壤了，这项被三大领主统治集团看作是“最美妙”的制度的封建农奴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进入西藏后，为推翻农奴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根据中央下达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要求，他们努力开垦生产，修建道路，筹措物资，一心为人民服务，帮助当地的藏民促进生产，开办学校，帮助农奴在思想上产生新的变化。
还有一部分西藏上层人民在到内陆参观后，在思想深处发生了重大转变，消除了对民主改革的顾虑，他们在参观和学习中思想觉悟逐渐得到了提升，开始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改革工作，1957年，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曾明确表示：
“西藏人民肯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肯定要实行民主改革，这不仅是发展西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和走向幸福的道路所需要的，而且也是人类向前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住的。”
就这样，在农牧民和解放军共同的劳动和实践生活中，人民群众深刻体会到了只有废除封建农奴制才能有新生活，他们的觉醒为民主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广大人民群众曾分别在1954年和1957年拒绝宗本的司法征赋，这一行为也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支持。
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和部分上层爱国人士的支持，最终使得1959年的民主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对于农奴来说，束缚住他们的不是手脚，而是一直以来根深蒂固的思想，只要思想得以解放，那么，自由而幸福的生活便指日可待。
1959年，历经8年的尖锐斗争，西藏大地上终于迎来了一场顺应历史潮流的民主改革浪潮，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领导下，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站了起来，一举推翻了罪恶的、粗暴践踏人权的封建农奴制，废除了封建农奴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建立起了人民民主制度，广大西藏劳动人民从卑贱的农奴成为了真正的主人，这是民心所向，历史潮流所向，这次改革是西藏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63年来，西藏废除农奴制后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和生活蜕变，几十年间，他们生活在自由的幸福生活里。“山河依旧，只是换了人间。”1959年民主改革赋予了千千万万的西藏农牧民新的生命。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时常能看到一些藏族人民的家中挂着国旗，挂着毛主席的画像，这是为什么呢？或许，一位普通的藏族老人说的这句话便是最好的答案吧，他说，“从那时起，自己的牛，自己的地，收成都是自己的。”
今天，300多万雪域儿女赶上了最好的时代，他们从身边巨大的变化中体会祖国的日益强大，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西藏人民正在为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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