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苏联对中亚的民族政策是对俄罗斯帝国已经开始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然而，在一个不存在工人阶级且知识分子的知识主要基于宗教文本的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内在的挑战。布尔什维克在广阔的领土上扩张，居住着众多民族，他们面临着为新成立的苏联建立稳定的多民族政体的任务。
论点：浅析苏联在中亚的民族政策
在 1919 年 3 月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与党内其他人就将自决权扩展到各个民族究竟涉及什么以及如何实施一项切实可行的政策发生了冲突。在民族主义时代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他们明白被贴上帝国标签的危险，并试图从以前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列宁和斯大林商定的政策被特里·马丁描述为“平权行动帝国”：“一种旨在通过授予所谓的'形式’国家地位来解除民族主义武装的战略”。他们的推理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即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掩盖其“反革命计划”的强大动员意识形态。
然而，莫斯科政策的悖论在于它们接受了伍德罗·威尔逊的自决观念。但是，“目标是通过将所有民族融合为一个共同的苏联和社会主义身份来克服这些差异，而不是将自治权扩展到种族”。
人们相信，一旦民族主义制度化，阶级分化就会出现，从而使布尔什维克能够为他们的目标招募无产阶级和农民。此外，民族主义是社会在走向现代化之前必须经历的一个自然阶段。强调它最终会使它从人们的头脑中消失，导致它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
这一政策的最后一个前提是对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回应，俄罗斯沙文主义被视为比地方民族主义更危险。他们不希望他们的政策被视为俄罗斯帝国主义，因此不可避免地必须削减俄罗斯人在苏联的地位，以进一步加强国家凝聚力。
苏联按照政治民族单位分裂，成为联邦制，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权力仍将集中在中央，俄罗斯各省的权力并不比其他共和国多。根据斯大林的四个标准：固定领土、民族语言、文化和经济，15 个民族被赋予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地位。在这 15 个共和国中，按照地位递减的顺序，有 20 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8 个自治区和 10 个自治区。
然而，在 1923 年的第十二届党代表大会上，一百多个民族身份中只有五十三个被正式承认并因此被授予特殊权利。 ’这在苏联取得了成功。” 非名义国籍可以包括未被官方承认的国籍，或者是被官方承认但居住在其本国以外领土的国籍。
苏联的民族划界彻底改变了社会，破坏了该地区的传统组织。1924 年，中央执行委员会解散了突厥斯坦、花拉子模和布哈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完全的联合共和国，而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 1926 年被纳入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 1926 年被纳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然而，1924 年建立的边界直到 1936 年才正式确定，当时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后来升级为完整的联盟共和国。
任意边界与文化或语言边界不相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划分单一国籍，导致大量少数民族居住在其领土之外。在划界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每个共和国的边界都与外国的边界并排。这一要求背后的原因是，在共和国分裂的情况下，苏联境内没有外国边界的领土将危及联盟的领土完整。
当然，共和国脱离的能力纯粹是理论上的，因为这种行动必须得到中央的批准。这些后果表明，莫斯科的政策更多是分而治之战略的结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对当地现实的完全无知。
在每个政治单位内都制定了本土化政策。本土化是一项政策，通过它“促进名义民族文化，名义民族的成员优先享受国家控制的福利，如教育、住房和就业”。这项政策被认为是必要的，以尽量减少俄罗斯人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并促进所有民族身份之间的平等。
熟悉当地习俗和做法的地方干部被邀请到他们所在地区的高级职位，以使苏联当局感到本土化和受欢迎。在实践中，本土化的特点是“功能加倍”，处于权力地位的当地人受到平行的斯拉夫同事的监督。这一特征普遍存在于整个苏联体系和所有部门，因此在维持各共和国之间的统一政策方面非常有效。
从本质上讲，本土化“强调的不是民族传统的内容，而是它的单纯形式”。国籍不仅得到提升，而且制度化；个人必须将自己视为属于他们所处的名义国家的国籍，无论他们实际上是否符合他们自己的国籍。在不存在或无法明确识别国籍的地方，就发明了国籍，并创造了地方精英来管理该地区。
在中亚各共和国的民族划界中，布尔什维克思想中广泛存在着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恐惧。出于这个原因，他们试图监控和限制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人造种族的创造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分裂。
1920 年代发起的反宗教运动削弱了伊斯兰教作为社会组织形式和信仰的作用，当时穆斯林学校、法院和清真寺被关闭。宗教圣地变成了赞美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纪念碑。虽然可以说中亚不存在种族概念，但在许多情况下，伊斯兰教是自我认同的最重要手段。事实上，由于大多数仪式和习俗都源于伊斯兰教，身份和信仰变得交织在一起。
1940 年改用西里尔字母只会进一步混淆民众，并显示出苏联态度的转变。事实上，从 1923 年制定民族政策到 1928 年这段时期是布尔什维克的锻炼阶段。1928 年，斯大林加速中央集权，本土化在苏联东部取得进展。但到 1920 年代末，斯大林放弃了与土著和宗教精英建立联盟的尝试，转而在一个被称为“大撤退”的时代转向大规模恐怖政策。
列宁认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对苏联国家建设的威胁，而斯大林则确定少数民族构成了更大的危险。
1933 年，斯大林开始了第一波旨在扭转本土化政策的镇压浪潮。在保留国家象征的同时，斯拉夫人开始占据领导地位。中亚人被迫忽视民族认同问题，因为他们的精英开始被指控有民族主义倾向，因此被清洗或送往古拉格。
俄语教学成为强制性的，俄罗斯化导致在母语中采用通用的俄语术语。阿拉伯语的日益衰落和俄语作为该地区通用语的使用将穆斯林与其邻居隔开，并在他们之间造成了沟通障碍。
斯大林统治下的民族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人民的迁移，为了使共和国在种族上多样化，人们被说服并经常被迫居住在苏联的范围内。实际上，这意味着斯拉夫人在主要城市的统治，尤其是在中亚。在中亚的首都城市中，名义上的民族人数都没有超过斯拉夫人。
苏联的国籍政策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努力。它充满了矛盾，通过加强彼此的差异来创造统一。
通过本土化加强中亚共和国是阻止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日益增长的威胁的一种方式。人们认为，本土化和社会主义的同时进程会导致的发展，最终削弱并取而代之的是民族。
然而，苏联的政策为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发生的事情奠定了基础。通过官僚化和制度化的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共和国不可避免地被诱惑继续使用已经存在的结构。
尽管有缺点，但也有一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积极方面，例如苏联在普及和标准化教育方面的尝试。伴随着这种结构，部落和氏族的忠诚度在崩溃中幸存下来，并继续影响该地区当今的政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多数共和国中，人们现在可以注意到民族主义在增长，尽管它们是在苏联时期人为和任意创造的。
伊斯兰教在反宗教运动中幸存下来的能力以及与官方伊斯兰教机构一起的能力使其能够渗透到人们对国籍的理解中。苏联共和国七十多年的经历在他们的身份认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持久印记，这些印记大部分一直保留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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