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情报学发展的危机种种

1　情报概念的不确定性
    多年来，国内外图书情报界从许多不同的角度给“情报”这一概念下定义，众说纷纭，至今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尽管情报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人们对情报有不同的理解，但情报概念的这种长期不确定性不能不说是情报学发展的一种危机，使得长期以来整个情报学的发展飘乎不定，找不到正确的发展方向。
    情报是情报学的元概念，人们对情报的看法即为情报观。综合国内外图书情报界目前对情报概念的认识，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有代表性的情报观：军事情报观[1～3]、文献情报观[1,4]、科技情报观（小情报观）[5,2,1,6）、竞争情报观[7,8,1]、社会情报观（大情报观）[1,9,10]、产品情报观[8,11]、信息情报观[8,2]和知识情报观[8,2,12～14]。
    情报概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军事情报→文献情报→科技情报（小情报观）→竞争情报→社会情报（大情报观）→知识情报（信息情报），其中还夹杂着产品情报、经济情报等情报观。不同的情报观总是与不同的学科主张直接相连。种种情报观说明情报学目前还处于探索和调整之中。情报学研究和发展的这一状况，既给人们创造了无限幻想，使情报学自身发展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也给情报学人平添了几分忧虑，情报到底是何物，情报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情报学该走向何方？一个连自身许多关键问题都还说不清楚的学科到底该如何发展呢？
    　　2　情报与信息之争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情报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找到了新的学科生长点。随之信息化也成为情报事业和情报学发展的最大主题，信息化在促进情报事业和情报学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观念的大变革，即情报与信息之争。1992年原国家科委决定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1998年教育部重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情报学本科专业与经济信息等4个专业合并成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在专业教育中，计算机等信息科技课程的比重迅速增大，许多专业课程纷纷冠以“信息”之名，传统的情报课程被一再改造和压缩，有些课程甚至就是直接将“情报”改为“信息”，如把“情报分析与研究”改成“信息分析与研究”，将“情报检索”改为“信息检索”等。这场观念变革的焦点和实质在于信息与情报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无论从学科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与国际的Information Science接轨的趋势出发，当初把这门学科定名为情报学是一个历史的错误，信息学取代情报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另一方面，信息取代情报取决于情报与信息的关系把握问题。尽管目前情报信息界仍对情报与信息的概念争论不休，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至少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即情报包含于信息，信息的范围涵盖了情报，因此，信息取代情报是理所当然的。实质上，情报不同于信息，情报学也不同于信息学，它们各自有自己的领地并大有用武之地，不应该被相互取代或取消。著名学者梁战平就认为，原国家科委的改名决定是“我国科技情报界历史上最大的学案”[9]。
    目前我国情报学正面临着向“情报”还是向“信息”发展的抉择。情报改信息的实质是人们从情报崇拜转向信息崇拜的结果。不管我们对情报学发展的前途如何乐观，但情报与信息之争的现状告诉我们，信息管理与信息学正处于强势，而情报学正走向萎缩。情报学发展的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也不能不说是学科发展的一种危机。
    　　3　情报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断更新
    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先后大致经历了二次巨大的变革，即从文献到信息再到知识，并形成了以三大研究对象为核心的情报学研究内容体系。
    1)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情报学。20世纪40年代以前，尽管情报学研究主要是以图书馆和图书馆的各种要素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分类、编目、书目资源管理、文献采访、文献保存与保护等，没有明确地提出以文献为研究对象，但其中包含着文献，因此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的基础仍然是文献。40～50年代，情报学研究的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献工作或文献学，如文献分类、编目、文摘、索引理论与方法等。60～70年代，由于文献量剧增，计算机在信息组织、检索方面的优势日益明显，计算机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引起了广泛关注，机读目录、联机检索等成为情报学研究的新课题，引文分析、书目计量学、文献计量学的地位也日渐上升。80年代，计算机大量应用于情报工作，情报自动化集成系统、文献信息管理系统、联机数据库检索系统的开发应用以及情报网络化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15]。这一时期，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都以文献为基础展开，而且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学科研究的逐步深入，文献的概念、类型与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形成了以文献为研究对象和以文献工作为研究内容的情报学。
    2)以信息为研究对象的情报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对信息需求的日益增长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情报学的研究重心开始由文献转向了信息（情报），情报学研究对象从文献转向信息（情报），同时也是情报学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因为当时全球的情报学研究正处于低潮时期，原有的学科体系已经十分完备，但又找不到稳固的理论基础，使学科发展陷入了困境，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突破口。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科学的兴起，使情报学找到了新的结合点，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全国所有的情报专业、研究机构和大学学院、系都用“信息”取代了“文献”、“图书”。而后，关于信息与情报之争，信息与信息资源之争长期争论不休。一时之间，信息和信息资源成了情报学的“真正”研究对象，所有的学科、课程、机构和工作都几乎冠以“信息”两字，使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如此，原来的情报学研究内容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用信息替代了文献。但是情报学却培养和壮大了另外一支新的生力军，包括“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管理学”、“信息资源管理”等学科和专业，而这些新的学科和专业与原来的情报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它们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可以说，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后期，整个信息管理领域存在两支研究队伍：一支是原来的情报学研究队伍，他们一方面在研究原来的文献、文献信息和文献情报，同时又不断将这些概念淡化和宽泛化；另一方面也在研究信息、信息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另一支是由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专业综合而成的研究队伍，他们主要研究信息经济、信息管理系统、信息技术、信息市场等内容。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情报学只包括前者。混合研究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但是基本的研究对象还是信息，只是所指的信息的研究范围和重点有所差别。
  3)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情报学。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热潮的兴起，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情报学研究对象的知识化趋势日益明显，情报界逐渐认识到知识是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知识是情报学的研究对象，这一论断在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直到90年代，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热潮兴起后，情报学才真正将知识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英国著名情报学家B.C.布鲁克斯很早就提出，情报学是关于客观知识的分析、组织、传播和利用的科学。情报科学的真正任务应是组织、加工和整理客观知识（即世界3），绘制以各个知识单元为节点的知识地图。并提出著名的知识方程：[S]+ΔI=K[S+ΔS]，即知识的增长是通过情报的获取来完成的。在这种背景下，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开始将研究对象逐步转移到知识上来，使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再一次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同时也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16]。
    情报学研究对象的变革，使情报学研究内容不断更新。情报学就好像一个百变万花筒，给图书情报学界带来了无限遐想的空间，同时也显示出其发展的不稳定和不成熟。尽管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学科及其概念的变迁，但是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总是这样变来变去，讨论来讨论去，不能确定，终究会对学科定位和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并且谁也无法预料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否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还会发生新的变化。
   　　4　情报学理论基础的游离不定    情报学理论基础是情报学学科确立的根本。然而，长期以来，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像一叶飘来飘去的浮萍，无法落定，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什么理论都可以成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又好像什么理论都无法成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正如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所言：“从哲学上看，目前情报学还没有确定的地位，也没有理论基础”，处于“被哲学遗忘的角度”，漂浮在“常识性实践应用的海洋中”[17]。
    在情报学理论基础的研究上，目前国内外颇具影响的理论体系主要有：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布鲁克斯的“知识基础”理论、米哈依诺夫的“科学交流”理论、约维茨的“决策”理论、萨瑞塞维克的“通信”理论、德本斯等的“知识系统”理论、谢拉的“社会认识论”、赵红洲的“中介世界论”、周文骏的“文献交流论和情报交流论”、宓浩的“知识交流论”、王子舟的“客观知识论”以及“信息资源论”、“知识组织论”和“公共知识管理论”等[4,17～20]。这些基础理论在情报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对情报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情报学理论基础的缺乏使情报学发展先天不足，成为一个没有自身理论根基的学科，需要从学科之外去广泛寻求理论支持。既然大量其他学科的理论基础都可用作情报学学科确立的理论基础，那么情报学自身的特色又在哪里呢，与其他学科又有什么区别呢？情报学理论基础的游离不定让人对情报学的学科发展感到困惑。
    　　5　相关学科的分割蚕食
    情报概念不明确，情报学对象和内容的飘乎不定，情报学学科出身的狭窄，使得情报学在众多的学科之中飘来飘去。情报学源于文献学、文献工作，与图书馆学，或者说图书情报学有着难分难舍的密切关系，之后又与信息科学、数学、经济学、新闻传播、信息管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交叉融合，产生了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情报学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充分吸收了这些学科的营养来丰富自身，形成了一个大综合的学科，同时又与这些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展开激烈的竞争，并面临众多相关学科的分割蚕食，如信息管理学与知识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就使情报学学科发展又面临巨大生存危机。
    1)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的产生直接来源于文献学、文献工作，对文献规律和文献加工的研究被视为情报学发展中的第一个里程碑。而文献学与文献工作又是图书馆学学科确立的基础，因此情报学与图书馆学从学科渊源上就存在着难分难舍的联系。随着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情报学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展和更新，但事实证明，情报学正在不成功地脱离原来的文献情报和图书情报（如仍大量展开对数字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等图书馆学所属领域的研究），远离图书馆学的影响，可是又没有找到新的发展方向，无法形成新的学科核心和学科优势。
    2)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在情报学领域的广泛应用，使情报学技术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即技术情报学。现代情报学已经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的关系也日益不可分割。尽管情报学与信息科学关系密切，但信息技术毕竟不是情报学的本质和核心，而仅仅是情报学发展的一种辅助手段和工具，不能取代情报学，也不代表情报学自身的特色。情报学专注于信息技术，或信息技术在情报学中的应用，而忽视了利用信息技术来促进情报学自身的发展，凸显情报学自身的特色，那么会面临被信息技术淡化的危机。
    3)情报学与经济学。情报学与经济学相结合，交叉渗透产生了情报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经济信息学。这些新的交叉学科的产生使情报学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情报学毕竟没有经济学那样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学科渗透力，很快失去了对情报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经济信息学研究的优势，使这些新的研究领域被迫划入了经济学领地。
    4)情报学与编辑出版、新闻传播。情报学与出版发行学、新闻传播学也有密切的联系。情报学的传统领地，文献学、文献工作和文献情报也是出版发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尽管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并且相互都在扩大研究领域。随着情报学的转向，这一传统领域也正逐渐成为图书馆学、编辑出版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内容。情报学与编辑出版、新闻传播三个学科都研究情报交流、情报传递和情报用户（情报受众）特征与规律，但目前情报学在这一点上没有形成优势，只保留了情报计量这一块自留地。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合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5)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但又是两门联系非常紧密的学科，也有众多的交叉和重叠。尽管如此，两个学科之间还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科专业的产生，信息管理、信息资源管理和知识管理从情报学研究中的分离，不仅使情报学研究的领域正在缩小，也使得情报学正面临着被取代的危机。
    情报学与如此众多的学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与其他学科发生激烈的竞争，而年轻的情报学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如近年来情报学对信息化、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知识管理等的研究就是如此。情报学无法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渗入其他的学科之中，或者集成其他学科的优势来推动自身的发展，形成学科优势。这样就使得情报学发展陷入两难之中，要么被其他学科分割蚕食，要么并入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优势学科，要么形成自身的学科优势，这是目前情报学发展中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艰难抉择。情报学目前就只剩下情报分析与研究，其中包括竞争情报分析这一块“纯洁”的领域了，但也面临着将“情报分析与研究”改名为“信息分析与研究”的冲击。
    　　6　情报学教育的起起落落
    我国情报学教育先后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变，才达到了今天的这种发展格局。其中所包含的酸甜苦辣和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这些变化的情报学人才能切身体会到。情报学教育的起起落落向我们昭示着情报学发展的危机。
    1)“科技情报”专业阶段（1978-1992年）。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我国情报学专业教育真正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并且以科技情报教育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层次齐全和结构比较合理、完整的情报学教育体系，为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一时期的情报学教育并没有完全从图书馆学教育中脱离出来，没有形成特色鲜明的情报学专业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以美国图书情报学院的调整为标志，情报学专业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并出现了世界性的危机，受国外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发展低落的影响，我国的情报学教育也开始走向低迷，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发展情报学专业教育的大讨论。
    2)“科技信息”专业阶段（1993-1998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在情报学中的广泛应用，产生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及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使得传统的以文献信息管理为基础的情报学专业教育显得陈旧和落后，不适应人才市场竞争的需要，必须寻找新突破口。1992年9月，原国家科委决定把“科技情报”更名为“科技信息”，这一举措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全国各情报机构和教育机构都纷纷将“情报”改名为“信息”，连专业名称和课程名称中只要有“情报”两个字的地方都变成了“信息”，十分彻底。这一更名风潮导致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情报学专业教育中课程设置、专业设置和专业教育的混乱。
3)“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阶段（1999—至今）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情报学教育沿着以“信息”和“信息管理”为轴心的方向延伸和发展，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教育管理部门的承认，其主要标志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设置。教育部于1998年7月颁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将原来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经济信息管理、信息学、科技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和林业信息管理5个专业合而为一，设立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与图书馆学专业、档案学专业一起隶属于管理学门类之下[21]。尽管这一调整使情报学教育有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明确的视野，但也使情报学开始滑向以“信息”、“信息管理”为核心的学科方向改造，失去原有的特色。情报学及相关专业整合的一个最大的令人震惊的信息就是情报学作为一个学科专业在本科基础教育中的消失，仅仅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中保留了“情报学”这一名称，另一个对情报学发展不利的结果和局面就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资源管理等这些极具竞争力的强势学科的出现，对情报学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这无疑在向人们暗示，情报学教育正在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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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龚蚊腾，侯经川，文庭孝.公共知识管理学：关于图书馆学本质的思考.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6):2～6
    21　邱均平.我国情报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中国信息导报，2001(10):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