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青牧 姚莹莹 图 资料
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在法律修改过程中有较大争议的“常回家看看”精神慰藉条款，被写进了草案。草案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
古有言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作为拥有几千年传统道德的国家，尊老已深入人们潜意识中。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年轻一代多外出工作，“常回家看看”也成为许多年轻人心中的“结”，不是不愿回家而是回家有点“难”；另一面，当老人的年纪越来越大，当“空巢”老人一旦配偶去世，就进入鳏寡期。空巢期加上鳏寡期，老年人生活便容易发生困难。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老龄人口增加迅猛，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1.67亿老人中，有一半过着“空巢”生活。专家预测，50年后我国老人家庭的空巢率将达到90％。而上海的一项调查也表明，随着年龄增大，空巢老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安全因素增多，孤独寂寞感也增强，上海有5％到15％的老人经常产生害怕、孤独、抑郁等心理问题。“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成为空巢老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可见，“空巢老人”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理应引起重视，但是否一定要用法律手段去勒令“回家看看”这一行为，还有待商榷。在采访中，有人为之拍手叫好，认为无论怎么说，这将在促进国民提升道德水准和关爱老年人上，上一个新台阶。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孝敬父母，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如今靠法律手段“强迫”孝顺，这究竟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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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能决定人心
周海旺 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常回家看看”并不是个定量指标，因此很难有强制力。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线，我国千百年传承着百善孝为先的美德，若需法律来维护，是对老人们悲情的慰藉，也是对儿女们道德沦陷的莫大讽刺。在这个条例中，我提出三点，第一，从条款本身来说，常回家看看，对常字的定量，“什么叫‘经常’，一周一次，还是一月一次？”
第二，从执行层面而言，从古至今，国人“家”的观念很强，父母与子女天然地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即便有了法律约束，可裁判依旧是“自家人”，只能再回到原点。所以我建议，可以配合社区加入观察行列，利用社区来监督子女这一义务的执行情况。但是当我们本身应有的道德水平，要靠第三方来加入监督时，不免会心生凉意。
第三，从可行的效果而言，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涉及了“精神赡养”，第十一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但还是会有不少老人因为孤独寂寞，而选择自杀或者其他极端的手段，如果法律真的如此万能，为何还会接连有这样悲剧的产生？
当养老金、医疗设施保障全面普及的今天，老人们需求的不是子女简单地用物质打发，他们更看重的是子女心灵上的慰藉。这种慰藉是其他任何人无法取代的“精神良药”。法律不能决定人心，要不要常回家看看，还是取决于子女本身的意愿。
不如创造“常回家看看”的条件
王童愚 上海纽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常回家看看、给予老年人精神需求诸如此类的道德伦理条款入法，其在现实中难以监督和执行，可能会影响到法律的权威性，甚至使得人们更加不“尊重”法律。
从法律本身来看，严格地说，不具有可操作性。“常回家”就不可避免与单位规定冲突，于是准不准探亲假成了矛盾点。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要明确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如果做不到常回家看看，就要承担相对应的处罚，比如在子女遗产分配中，法官就可以凭借这样的条款来给予不对老人精神尽孝的子女不分、少分遗产。但是在这之前，必须明确条文的规定，要考虑探亲假的因素，要考虑现实可行性，比如子女在国外生活，不然那只能是法律条文上的游戏，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我认为与其用法律强制子女尽孝，不如为子女创造“常回家看看”的条件，比如真正落实“探亲假”，又比如，可以规定员工每年享有数次带薪回家看父母的假期、父母生病时可以带薪请病假照顾父母、出台父母随迁政策等，并确保这些政策的有效落实，让子女有时间、有能力、自愿为父母尽一份孝心，这样更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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