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是用来糟蹋的

       [按：新书《我疼》中的第二个故事《母亲》在《中国作家》发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时约我写了这篇创作谈。]

 

       许多年前，奶奶走了。那是一个很安静的清晨，当医生的叔父将一张纸放在她鼻孔前，纸悄无声息。空气中谁说了一声：“好了，好了……”也许是我自己在念叨吧。奶奶她活得太痛苦了，活了一百岁，她最后20年是在病床度过的，失明，瘫痪，各种疾病……子女大多在她之前走了，她说是自己吃了他们，于是把假牙摘下来，我们难以想象她是怎样长期用牙龈咬食的。每到年末，她都求老天不要再让她活下去了，她说她曾经想爬上床边的窗户跳下去，可是这样子孙就要背骂名。她是被要挟着活下去的。那时我写了篇文章，叫《长寿则辱》。这是我不能发表的文章中的一篇，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把生命写得太不堪。也许要让人浑浑噩噩活着也是意识形态吧？因为有助于秩序，于是自杀总被历代政权所禁忌。大家都老老实实活着，不要闹！

       几年后，又一个老人走了。她是我妻子的外婆。这下走得一点也不安静，简直是惊天动地。是心脏衰竭，但是老人的体质十分好，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挺回来了。她出生在富裕之家，身体功底打得好。她思维还特别清晰，她生在日本，会唱日本歌，我妻子最初听到的日本童谣，比如《红蜻蜓》、《桃太郎》，不是在日本，而是小时候的外婆的嘴里。当地电视台还曾想请她去做节目。她是清醒地感受着自己一次次受苦的，到最后，她决定放弃。但是作为子孙，怎么可能放弃？所以最后的较量，与其是她跟病魔，勿宁说是她跟子孙——她为了自己能死，简直穷凶极恶；子孙为了她能活，简直没心没肺。最后还是由妻子和我提出，让老人安静走掉。

       这次我开始写小说了，关于死。我很少因具体的事件而写小说，所以我也很快搁笔了。至少“长歌当哭，是必定在痛定之后的”。何况这是写小说呢，小说家实在没有诗人和散文家幸福，他必须营造，有多大的痛苦，他都必须抽身出来首先去营造。虽然如此，人死前的景象一直难以挥去。也许这是我自己脑子里固有的，当年读大学时，我就老想着自杀。但我害怕母亲哭，没付诸实施。其实还有个原因：我害怕死的痛苦。死是一个坎，这个坎，就连信奉武士道的日本人都承认的，所以剖腹自杀需要配个助手，在自杀者痛苦不堪又无能为力时，劈下他的头。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跨过这个坎。上吊？溺水？跳楼？喝药？我都看过其惨状；据说吃安眠药死没有痛苦，但其实未必，只不过别人不知道罢了；据说拿枪直接对准太阳穴，一抠板机，立刻就没知觉了。但我没有枪。我曾经多次做过拿枪的梦，都是刺杀者，杀的是别人，不是自己。也许这也说明我没有死的决心吧。所以我活下来了，结婚，生子，现在不仅为人子，还为人夫，为人父了，不仅要顾及父母，还得顾及妻儿了，更死不成了。生命像越吹越大的汽球，简直可怕。

       我这么看生命，一定为大多数人所不解。有道是，人都是要活的，人有求生本能，中国还有句话：“好死不如赖活。”历经苦难的民族有着特别强烈的求生渴望，于是我们的文学也充满了活命哲学。可是难道无论如何要活吗？假如活只成为活命。曾听说患乳腺癌的妇女拒绝切除乳房，宁可完整地赴死，这勿宁可以跟仁人志士相提并论了。为了理想和美慷慨赴死，这是一种勇敢，一种尊严。生命不是用来糟蹋的。     

       顺便说一句，《母亲》原来想取名叫《母》，可惜发表时没能用上。母，我们生命的本源，我们从那里来。当我们记住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到哪里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认识。明白地说，我们一出生就走向死亡，这是我们的宿命，于是这“母”就是“死”之“母”，或者说是“孽”之源。既然“孽”已铸成，就坦然接受吧，淡定对之。人生不可能没有苦难，关键在于你必须认了——认了，就没有任何力量可糟蹋你了。其实，生命因苦难而精彩，死的前景会给我们存在的限度，让我们珍惜生存，同时接受死亡，于是精彩地存在，决绝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