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服饰制度的建立,是辽朝二元政治制度的产物。辽朝服饰制度的发展与演变,始终体现了辽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辽太宗制定的国服与汉服制度,在对汉族实行有效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契丹族与汉民族的融合及辽朝南北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辽朝末期,对吏民服饰的严格规定,引起了国内各族人民的不满,其对辽朝的灭亡起到了催化作用。
作者简介：孙文政,男,1966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邮编150028。;
辽朝服饰制度的建立,是伴随着辽朝二元政治制度的建立,而与之相适应建立起来的。辽朝占领燕云十六州后,使辽国地域辽阔,分以南面汉人、渤海人为主的农耕经济文化圈,以北面契丹、室韦、女真人为主的畜牧经济文化圈。辽太宗为了统治新纳入辽国版图的燕云十六州汉族文化圈,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辽史·百官志一》记载:“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从此,辽朝的统治机构开始分为南面官和北面官两个管理系统。辽太宗为了把南北两个管理系统区分开来,沿袭各自生活方式下的服饰习惯,制定了不同的服饰制度。辽朝所制定的服饰制度,是辽朝二元政治制度的标志之一。辽太宗确立“国服和汉服”2的服饰制度,使辽代服饰制度有别于其他各代不同的特点。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梳理,对辽代服饰制度进行系统考述,以其揭示辽代服饰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对辽代经济社会的影响。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辽朝契丹族原本没有真正意义的服饰制度,辽朝服饰制度的建立,是沿袭契丹族传统的服饰习惯以及吸收中原汉族服饰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契丹人生活在我国北方寒冷地带,以渔猎为谋生手段。最初的契丹人“马逐水草,人仰潼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3,他们游牧在荒山野岭之中,迁徙不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服饰主要是为了防止蚊虫叮咬和预防寒冷。“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还,灵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际,以青毡为上服,人给青毡两匹,赏其诚款之心,余依旧式。”4这里所说的以青毡为上服,既可以防风寒,也可以防蚊虫叮咬。由于契丹人的生产生活条件,使契丹人戴毡帽,成为当时一种传统的风俗习惯。“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5“上古之人,网罟禽兽,食肉衣皮,以俪鹿韦掩前后,谓之靴。然后夏葛、冬裘之制兴焉。”2从这两则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契丹人以畜牧和渔猎为生,行无定所。世代生活在北方的契丹人,吃猎获野兽的肉,用野兽的皮缝制衣服,用鹿皮做成靴子来穿。契丹人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夏天穿用多年生长的植物葛缝制的衣服,冬天穿以动物毛皮缝制的衣服。契丹人这种衣着习惯,逐渐成为契丹人不成文的服饰制度。
一般契丹人的服饰习惯,“它带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并受生产方式、地理、气候条件所制约”6。契丹人长期以打猎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契丹人特别依赖太阳,所以在契丹族人们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对太阳的崇拜。《辽史简编》说:“契丹有拜太阳的习惯,同时又以左为上,皇帝的御帐坐西向东,北面官的办事衙署(即左面),故称北面官。”7契丹族崇拜太阳的习惯,形成了契丹人崇拜东方,也形成了契丹人尚左的习惯。“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1契丹族东向尚左的习惯,不仅影响到辽朝皇帝御帐坐西向东的习惯,还影响到契丹族服饰左衽的习惯。“蕃汉诸司使以上并戎装,衣皆左衽,黑绿色。”2契丹人穿衣服,开左衣襟的习惯,是契丹人的服饰特点。
契丹人的服饰习惯,随着契丹族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特别是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占有今天西辽河流域后,“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契丹人的服饰也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俭入奢的过程”8。“契丹转居荐草之间,去邃古之风犹未远也。太祖仲父述澜,以遥辇氏于越之官,占居潢河沃壤,始置城邑,为树艺、桑麻、组织之教,有辽王业之隆,其亦肇迹于此乎!”2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辽朝建国前,没有什么服饰制度。当时是由于生产生活需要,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穿戴不同服饰。契丹人的这种传统服饰习惯,被后来辽朝服饰制度所继承和吸纳。随着契丹族建国统治区域的扩大,生活资料的丰富,特别是建立城池之后,契丹人开始用桑麻织布,使契丹的传统服饰质料逐渐发生变化。
在内蒙古哲理木盟奈林稿乡木头营子村发现的辽初壁画墓中,其中“两个男门卫,左侧第一人头戴土红色圆顶小帽,扎带垂脑后……穿绿衣……左侧第二人,头戴深红色圆顶小帽,扎带垂脑后……深红袍,圆领窄袖”9。这个壁画墓中契丹人戴帽子、穿绿衣服、深红袍、窄袖等服饰特点,都与其生活的环境有关。其戴帽子防寒、防风雨、防蚊虫叮咬;穿绿色衣服便于隐蔽在草丛中打猎;窄袖衣服也可以防止被毒蛇等蚊虫叮咬。契丹族的服装“以圆领、紧身、窄袖、长袍为主要特征”10的服饰习惯,一直被沿袭。契丹人的服饰习惯,在沿袭传统习惯基础上,也受唐朝、渤海国的影响。由于“东丹国王耶律倍倾慕汉文化的影响,不论在墓葬形制和壁画主题及人物服饰上,都接受了唐文化”11。早在辽朝建国前,契丹族的服饰习俗,就已深受唐朝汉文化的影响,契丹人已经向汉族学习纺织技术。《辽史·食货志》记载:“初,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3
辽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后,以唐文化为深厚基础的渤海国被纳入辽朝版图。耶律阿保机建立东丹国,保留渤海文化和原有的政权体制,还用原来的汉法进行统治。“仍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一用汉法。”12耶律倍为东丹王后,对渤海实行人性化统治,一切沿用原先的法律,没有改变渤海人的生活习惯。在服饰方面,保留了渤海人的服饰习惯。渤海服饰习惯保留,在一定的情况下,对辽朝的服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保留渤海服饰习惯,为辽太宗后来制定辽朝服饰制度,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模式。
辽朝服饰制度的建立,是在辽太宗灭晋,改大契丹国为大辽国之后。“甲午,德光胡服视朝于广政殿。乙未,被中国冠服,百官常参,起居如晋仪,而毡裘左衽,胡马奚车,罗列阶层,晋人俯首不敢仰视。”13辽太宗身穿契丹传统服饰,视朝于广政殿,原班晋朝官员都不敢仰视。辽太宗为了与后晋官员建立和谐的关系,第二天就改穿汉服,按照后晋的礼仪出朝。辽太宗为了统治纳入辽国版图的汉族文化圈地方,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辽太宗把国家统治机构,分为北面官和南面官两个管理系统。辽太宗为了把南北两个系统区分开来,根据辽国南北两大区域各自不同的服饰习惯,制定不同的服饰制度。“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5辽太宗为了有效统治长城内外广大地区,制定了“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14,《契丹国志》亦记载:“国母与蕃官皆胡服,国主与汉官即汉服。”15二元政治制度下的二元服饰制度。“于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2辽太宗根据长城内外,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服饰习惯,制定了辽朝服饰制度。被后人称为“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2。
辽太宗根据南北不同的文化区域,制定南北不同的服饰制度。在契丹文化圈内,确定以契丹族传统服饰习惯为国服制度,在汉族文化圈内,确定以五代晋以来的遗制为汉服制度。“辽国自太宗入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14辽朝国服有祭服、朝服、公服、 常服、田猎服和吊服六种;汉服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四种。
辽朝国服制度当中的祭服,是在辽朝祭祀大典中穿戴的。“祭服:辽国以祭山为大礼,服饰尤盛。”2辽朝服饰制度规定:“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绫袍,红带,悬鱼,三山红垂。饰犀玉刀错,络缝乌靴。小祀,皇帝硬帽,红克丝龟文袍。皇后戴红帕,服络缝红袍,悬玉佩,双同心帕,络缝乌靴。臣僚、命妇服饰,各从本部旗帜之色。”2辽朝国服制度当中的朝服,是辽国君臣每日上朝时穿的服装。“朝服:太祖丙寅岁即皇帝位,朝服衷甲,以备非常。其后行瑟瑟礼、大射柳,即此服……皇帝服实里薛衮冠,络缝红袍,垂饰犀玉带错,络缝靴,谓之国服衮冕。太宗更以锦袍、金带。”2辽太宗改朝服衷甲为锦袍、金带,体现了契丹族自觉汉化,接受中原汉族服饰传统遗风。“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或纱冠,制如乌纱帽,无檐,不擫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末缀珠。服紫窄袍,系
辽朝制定的汉服制度,是唐朝至后晋以来服饰制度的延续。“唐以冕冠、青衣为祭服;通天、绛袍为朝服,平巾帻、袍襕为常服。”2辽会同元年正月朔(938年2月2日),“太宗皇帝入晋,备法驾,受文武百官贺于汴京崇元殿,自是日以为常”2。从此以后,辽朝的汉服制度就确定下来。辽朝汉服制度中的祭服,是在辽朝祭祀大典中的穿戴。“祭服:衮冕,祭祀宗庙,遣上将出征、饮至、践阼、加元服、纳后若元日受朝则服之。金饰,垂白珠十二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黈纩充耳,玉簪导。玄衣……青褾襈裾,黻革带、大带,剑佩绶,舄加金饰。元日朝会仪,皇帝服衮冕。”2辽朝汉服制度中的朝服,是汉族区域内官员入朝例会时的穿戴。“朝服: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2辽朝的汉服朝服制度,对皇帝的着装规定得比较细致。“皇帝通天冠,诸祭还及冬至、朔日受朝、临轩拜王公、元会、冬会服之。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帻,发缨翠緌,玉若犀簪导。绛纱袍,白纱中单,褾领,朱襈裾,白裙襦,绛蔽膝,白假带方心曲领。其革带佩剑绶,袜舄。若未加元服,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双玉导,加宝饰。元日上寿仪,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2对在汉地任职的官员穿的公服,规定为:“勘箭仪,阁使公服,系履。辽国尝用公服矣。皇帝翼善冠,朔视朝用之。柘黄袍,九环带,白练裙襦,六合靴。皇太子远游冠,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服。绛纱单衣,白裙襦,革带,金钩
辽太宗创建的辽朝服饰制度,一直沿用到辽朝中期,到了辽圣宗时期开始有了变化。《辽史·仪卫志二》“汉服朝服”条记载:“乾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2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看出,在重大节日活动时,辽朝的朝服制度发生了变化,三品以上南北两面官员都用汉服,但是平常穿的常服制度没有变化。《辽史·仪卫志二》“国服朝服条”记载:“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给三品以上用汉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2从这条史料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辽朝文武大臣在上朝,无论是北面官,还是南面官,三品以上都穿汉服,三品以下的北面官仍穿国服。
辽圣宗时期,四时捺钵盛行。“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其时,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5辽朝服饰制度除了对皇帝捺钵服饰规定之外,还对随行的皇子、亲王、大臣们的服饰,也有明确的规定。对皇太子服饰的规定是:“皇太子远游冠,谒庙还宫、元日、冬至、朔日入朝服之。三梁冠,加金附蝉九,首施珠翠。黑介帻,发缨翠緌,犀簪导。绛纱袍,白纱中单,皂领褾襈裾,白裙襦,白假带方心曲领,绛纱蔽膝。其革带剑佩绶,袜舄与上同。后改用白袜、黑舄。未冠,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双玉导,加宝饰。册皇太子仪,皇太子冠远游,服绛纱袍。”2对随行亲王和大臣们的服饰规定:“亲王远游冠,陪祭、朝飨、拜表、大事服之。冠三梁,加金附蝉。黑介帻,青緌导。绛纱单衣,白纱巾单,皂领,襈裾,白裙襦。革带钩
关于辽朝服饰的具体情况,在宋人使辽的笔记中,可以窥见一斑。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宋朝派出使臣路振出使辽朝。《乘轺录》记载:“虏主年三十余,衣汉服,黄沙袍,玉带络,互靴。”17“国母约五十余,冠翠花,玉充耳,衣黄锦小褧(与
辽圣宗时期的服饰制度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辽史》“汉服朝服条”记载:“朝服:乾亨五年(983年),圣宗册承天太后,给三品以上法服。杂礼,册承天太后仪,侍中就席,解剑脱履。重熙五年(1036年)尊号册礼,皇帝服龙袞,北南臣僚并朝服,盖辽制。”2这条史料说明,辽的朝服制度,从圣宗乾亨五年到兴宗重熙五年,没有发生大变化。皇帝穿龙袞,北南两面官三品以上,还是都穿汉装入朝。辽兴宗后期,国服公服制度亦有变化。辽朝的服饰制度,从辽圣宗晚年到辽兴宗和辽道宗时期,又有了一些新的规定,服饰制度逐渐完善。“太平五年二月戊午(1025年3月7日),禁天下服用明金及金线绮;国亲当服者,奏而后用。”18“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诏八房族巾帻。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诏非勋戚之后及夷离堇副使,并承应有职事人,不带巾。皇帝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带,或衣红袄。臣僚亦幅巾,紫衣。”2“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常朝仍遵会同之制。”2“重熙二十三年七月己卯(1054年8月24日),诏八房族巾帻。”19“清宁元年九月戊午(1055年9月25日),诏常所幸围场外勿禁,庚申,诏除护卫士,余不得佩刃入宫,非勋戚后及夷离堇、副使、承应诸职事人不得冠巾。”20上述有三则史料对辽朝一般的官员头饰,给予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哪些人可以戴什么头巾,不可以戴什么头巾,“阶级、等级之别非常严格”6。“九月壬戌(9月29日),诏夷离堇及副使之族并民如贱,不得服驼尼、水獭裘,刀柄、兔鹘、鞍勒、珮子不许用犀玉、骨突犀;惟大将军不禁。”20辽朝虽然没有制定普通百姓的服饰制度,但是一些饰件禁止使用,也说明了普通百姓是不准随便穿戴的。“清宁十年十一月甲子(1064年11月13日),定吏民衣服之制。”21辽道宗对普通百姓的穿戴,给予明确规定,“十一月丁亥,禁士庶服用锦绮、日月、山龙之文”22,“契丹富豪民者要裹头巾者,纳牛、驼十头,马百匹,并给契丹名目,谓之舍利”23。从辽道宗对吏民服饰的规定看出,普通吏民根本穿戴不起贵重的服饰。
在辽朝时期,人们穿戴不同的服饰,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贺生皇子仪:其曰……南北宣徽使殿阶上左右立,北南臣僚金冠盛服,合班人……贺祥瑞仪:声警,南北臣僚金冠盛服,合班立。”24金冠盛服不是一般吏民可以穿戴的,只有契丹贵族才可以金冠盛服。在内蒙古库伦辽代晚期的5号壁画墓中,出土了金花冠,王青煜认为是“皇帝小祀所戴硬帽”25,李甍认为“不排除其实际为高翅冠双翅脱落后的残体的可能性”26,无论它是否为高翅冠,只要是金花冠,就应该是契丹贵族墓,否则该墓不会有金冠盛服出土。
纵观辽朝服饰制度的演变,无论是辽初期还是辽中期,国服制度还是汉服制度,始终与辽朝二元政治制度相左右。辽朝服饰制度的建立、发展与演变,体现了辽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辽初对汉族人口实行汉服制度,对契丹族实行国服制度,特别是皇帝穿汉服,对怀柔汉族、有效统治汉族,发挥了重要作用。辽圣宗的服饰制度改革,三品以上官员一律穿汉服,对促进契丹族与汉民族的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辽朝末期,在辽朝服饰制度中,对吏民服饰的严格规定,引起了辽国内部各族人民的不满,对辽朝的灭亡,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1(19)《辽史》卷45《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10月,下同,第685页;第712页;第685页。
2(12)(23)(24)(26)(27)(28)(29)(31)(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8)(49)(53)(55)(56)《辽史》卷56《仪卫志二》,第905、907页;第905页;第907页;第905页;第905页;第905页;第905页;第906页;第906页;第906页;第906页;第907页;第907页;第907页;第907页;第907页;第908页;第908页;第908页;第909页;第910页;第910页;第910页;第908页;第906页;第908～909页;第909页;第908页;第906页;第908页。
3(16)《辽史》卷59《食货志上》,第923页。
4 《魏书》卷100《契丹传》,中华书局2017年1月,第2408页。
5(20)(47)《辽史》卷32《营卫志中》,第373页;第373页;第373～374页。
6(59)武玉环:《略伦辽代契丹人的衣食住行》,《北方文物》1991年第3期。
7 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55页。
8(11) 张国庆:《辽代契丹服饰考略》,《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4期。
9(13)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哲理木盟奈林稿辽代壁画墓》,《考古学集刊》(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1月,第239页。
10(14) 宋德金、张希清:《中华文明史》(第6卷:辽宋夏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110页。
11(15) 霍宇红:《论契丹族与汉族服饰文化的融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2(17) 《辽史》卷72《耶律倍传》,第1210页。
13(18)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中华书局2015年8月,第1013页。
14(21)(25)《辽史》卷55《仪卫志一》,第900页。
15(22)(30)叶隆礼著,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23,中华书局2014年1月,下同,第252页。
16(32) 余靖撰,黄志辉校:《武溪集校笺》卷18,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80页。
17(50)(51)(52)路振:《乘轺录》,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8月,第61页;第64页;第65页。
18(54) 《辽史》卷17《圣宗纪八》,第197页。
19(57) 《辽史》卷20《兴宗纪三》,第247页。
20(58)(60)《辽史》卷21《道宗纪一》,第252页。
21(61) 《辽史》卷22《道宗纪二》,第264页。
22(62) 《辽史》卷23《道宗纪二》,第281页。
23(63) 叶隆礼著,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27,第287页。
24(64) 《辽史》卷53《礼志六》,第872～873页。
25(65) 王青煜:《辽代服饰》,辽宁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26(66) 李甍:《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契丹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72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