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以来不断有观众询问何时重启对《大明》的更新，今天手痒就来写这么一篇剧情分析文，从大面上重新理一理整个故事。
《大明王朝1566》是著名编剧刘和平老师的神作，也许从包含电视剧制作演员发挥等全部要素综合评价起来它可能拼不过《雍正王朝》等剧，但我个人认为单从剧本也就是剧情的整个立意来说它是同类型题材里面最佳的，没有之一。
1566年是大明朝嘉靖时期的末年，整个大明朝过了这一时期以后也就进入晚期状态，晚年病人该遇上的麻烦一个不少，也总伴随着改革。让人充满希望的王安石变法最终演变成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内耗、最终在几十年后的靖康质变敲响北宋王朝的丧钟；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变法基本上也复制这个套路，最终在崇祯年间把整个大明朝变成了一具彻底的僵尸，北宋败给了数万人口的金国、大明朝同样被数万人口的满洲人开关破灭。
锅不能扔给改革，不能扔给王安石或者张居正。咱们得先看改变的初衷是解决问题、而问题又是怎么来的。《大明王朝1566》这部戏，讲的就是问题怎么来的、又怎么被解决的、又怎么没解决了、或者说表面上看起来解决了但始终差那么一口气不能彻底化解。刘和平编剧的时候就没有严格按照历史的进展来，相反，通过一些添油加醋的设定、把整个剧的立意提高到可以覆盖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水平，甚至对今天都有很多借鉴意义，毕竟文化是有传承的。
问题总是长年存在，从小演变到大少说也得数十年光景，但是它进入人们视野不能被回避、总是因为一个词，“亏空”。剧里从第一集开始就从巨额财政赤字开始切入。表面上，国家元首嘉靖皇帝已经二十年不上朝，他这人倒也不是“消极怠工”。上朝就是跟官员们开大会讨论问题、提出政策发布基层去解决问题，自从劳模皇帝朱元璋把开大会的频率调到无穷高以后，明朝的皇帝上朝就成了苦差事。嘉靖皇帝不上朝，不意味着他就放任国家不管，相反，他基本上算是“一君独治”，臣子只有听话的份，如果不听话那下场基本都很凄惨。正是因为独裁，所以用不着跟手下讨论、直接发布命令就可以了。赶上需要协调办理的大问题，比如开头这个财政赤字，那么会召集相关人员开小会。
嘉靖实质上玩独裁、但表面上自己说是“无为而治”，好歹这种做法算是有一定积极性，譬如开头提出来的“改稻为桑”。观众看戏的时候代入感不要太强，容易被牵着鼻子走。适当跳出来想问题比较方便看清楚。比如“改稻为桑”，即把浙江原本种粮食的耕地拿来转产桑叶、接着织成丝绸出口卖钱。剧情里面一开始就是想解决财政亏空的问题，千年以来无非也就是“开源节流”两种处理方法，积极一点的时候会想着“开源”，但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增加财政收入。如果因循守旧地玩，那直接加税就可以了。无论北宋王安石还是后来的张居正还是剧情里虚构出来的“改稻为桑”，他们都是蛮积极的，想从传统渠道之外在不影响国计民生的前提下、新增财政收入的来源，这才是人家讨论的“开源”。剧情搞到后面改稻为桑失败了，大不了让内阁首辅严嵩的门下走狗鄢懋卿跑去厘清江淮的盐税、照样把亏空的坑给填了，犯不着真的只依赖出口丝绸的收入嘛。反过来想想，明明有旧路可走、还要去开辟新路，至少这个角度看，嘉靖还是蛮“积极”的一个领导。
正因如此，嘉靖好歹还算中国历代皇帝里面有名气的，其他大多数时间，大家只不过也就庸庸碌碌对付过去，日复一日问题始终存在，但人们既不愿意承认、更不愿意应对。其实整个明朝就是比较消极的一个王朝。从传说中劳模皇帝朱元璋开始，消极到极致的表现就是把人分成若干种户籍进行管理，规定好各色人口的一生、甚至子孙后代的生活模式，所有人像树木那样被种在某片土地上、或者某个行业中，既不鼓励改变、也不允许迁徙，除非政府组织老百姓去干某项事业以外。对内如此高压控制，对外则非常“皇帝的新衣”，表面上大明朝要当“天下共主”，在东亚圈子里玩朝贡贸易。遇上不听话的敌对势力，算算账觉得打仗划不来的时候就把人家定义为“不征之国”，比如朝鲜和后来的安南（越南）；自己算账觉得还可以打的，那就打一场再说（比如蒙古），实在打不过的时候就躲回长城防线当缩头乌龟；对于不征之国或者摆的平的邻居，那么开关贸易没问题，相反，当缩头乌龟的时候那是连正规贸易都基本不允许的。
按说一个国家消极成这个样子，那它的财政支出应该蛮小的。碰巧大明朝的模式从一开始就把农业税收定得太低、农业则是封建时代最重要的支柱产业，这一块税收没找落则财政多半还是得亏空。到了嘉靖这会儿，早年皇帝流传下来的制度行将就木、该崩溃的也七七八八了，这时候说的“亏空”，比如军事开支，那是在把该发的军饷大部分扣住不发的前提下、遇上边疆有事需要预付犒赏经费额外军粮开支损耗物资补足这类事情的时候，不够的那一部分，叫“亏空”。若是实打实的算，那更亏得厉害。比如说到后来努尔哈赤造反，万历皇帝准备发兵进剿，第一件事就是筹措银子准备把历年欠辽东的债给还了，“补发工资”，发完以后让大头兵冲上去卖命。若是战局日久，比如后来同满清的战争一持续就二三十年，那么相当于每年都得发工资发奖金并且实打实地投入物资，这钱可就花的海了去。
嘉靖作为一个外来户，原本安陆的普通藩王之子，能够赶巧了入承大宝，那是命好。同样命好，嘉靖可以弱冠之龄将一群官场老油条给玩死、玩成独裁，那是万中无一的政治高手。这样一个人物，虚构由他来牵头本次改革，挺合适的。问题是初衷就是财政亏空，而不是具体问题比如“改稻为桑该怎么改”。所以纠结的主题也是“要不要改革”，清流反对派意见提过不少，全部被嘉靖忽略，原因很简单，本次会议早就确定“要变革”，这才召集大家开会，开会是想讨论“怎么变”，清流提意见“不想变”，很遗憾这不在本次会议的潜在议题当中。这么一来，集思广益的意义也就不存在，实际还是领导嘉靖与CEO严嵩的一唱一和，也难怪老严抛个“改稻为桑”的方案出来、居然能不进行细节讨论就盖章通过。
上面推动政策主要从政治角度出发，下面执行政策就不能不管客观实际。严嵩大概是没想清楚，也许有无奈，严世蕃则毫不掩饰对浙江执行层严党核心成员——胡宗宪，的愤怒不满。在他看来，都是绑在一条船上，胡宗宪居然硬顶着上级命令不执行，或者说打了折扣地执行“改稻为桑”的国策，看上去貌似打算就此机会投靠清流派首领裕王、投靠下一任皇帝，这简直“很傻很天真”。嘉靖皇帝老谋深算，他考虑过改稻为桑的执行难度吗？我认为他压根就不会考虑，真要是元首都开始透露出一丝丝苗头表示“这会不会很难”，那我敢保证这个所谓的国策连御前会议都不会通过，下面无论执政党或者在野党，都会一股脑只提困难不提好处，从而让改革流产。
胡宗宪的态度是“事缓则圆，假若能给我三年时间，那就好办多了”。老胡也是老油条、大师级官僚，他不可能想象不到上面为何急匆匆推出这项国策。后来赵贞吉反复拿财政赤字压人，动辄就说“今年的账”“明年的开支”，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根本不是急着用钱的问题，所以也根本不是胡宗宪担心的“事情过急”的问题，最后急着用钱，不还是有盐税顶上吗？所以三年也好、五年也罢，只要下面负责项目的胡宗宪筹划好了、不闹出民变、将丝绸订单保质保量给完成，那绝对大功一件。可事实呢？
谁在加急？第一个加压的是严嵩，老严本意是维护自己在嘉靖那头的信任，皇帝只要有需求，那严嵩是一百个点头。至于具体操作，老严老矣，早就把伙计委托给儿子严世蕃管理；第二个加压的是严世蕃，按这哥们只对上负责不管下面死活的态度，如何分蛋糕上下面爽快听命是最重要的，所以哪怕下面想趁机“捞一笔”，原则上小严也默许；第三个加压的是负责丝绸生产的江南织造局，经营的主力（相当于项目经理）是红顶商人沈一石，他能成为浙江首富源自于跟着江南织造杨金水公公一块垄断了这项生意，其收益自然是孝敬上面早都给贪污没了，遇上这么大一个国策、要提升丝绸产能，沈一石表示没钱；第四个加压的才是浙江的各级官员，一来他们从这里拿走不少赃款、生意做得越大以后分的越多，二来有国策文件打头阵，他们利用这个局势大搞土地兼并又能捞一笔肥的。
逻辑是，只要将原本三五年才能完成的改革拼命压缩到一年来办，那关键问题就从“如何确保相对容易执行”变成了“如何成功地提高效率压低成本”。土地掌握在小农手里，挨家挨户动员转产桑叶太慢、只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规模化生产效率最高。如果按市场价收购土地、则短期内买入抬高价格、织造局那边无力承担，那么就只有靠行政手段强行摊派。
本想做好事的所有人，最后都变成了做坏事。希望稳住嘉靖皇帝减少开支的清流，最后以皇帝一年到位完成改革为交换条件闭嘴，如果严嵩等人不承诺“一年到位”，则清流可以“明年开支无望解决”为理由继续攻击。相反，清流客观上不仅没能保护浙江百姓，反倒因此将改革周期压缩到一年，给浙江百姓背上沉重负担。执行层上希望保护百姓的胡宗宪，谭伦，戚继光等人，各种明里暗里拖延时间，结果使得大半年下来转产进度几乎为零，迫使严世蕃等人铤而走险“毁堤淹田”，让老百姓付出更大代价来贱卖土地。后来出马的海瑞王用汲的“县一级干部”，主观上想保护百姓，实际则无奈改变“改稻为桑”的国策，结果是一年白辛苦，从贫民变成灾民，吃了那么多救济粮耽误一年时间、回头到来年还是得接着改种桑苗。
看到问题的海瑞，觉得要解决关键在于破除“一君独治”，所以写了一份万言报告去骂皇帝的所谓的“无为而治”是伪命题。然而回到最初的逻辑，事实上嘉靖自己很清楚为什么“事缓则圆”的改稻为桑非得压到一年内办好。绝大部分官僚都在等着看皇帝吃瘪、从而胁迫皇帝听话、进而架空皇帝。只有真心听话的严嵩可以“独领内阁二十年”。一遇上海瑞这种不要命的上书，几乎所有官员口头上都在声讨海瑞、请求嘉靖重惩海瑞，心里想的确是“骂得好、死你不死贫道”。他们都在等着海瑞这事能闹出一个结果、从而帮助官僚集团打破“被独裁”的命运。到这时候，唯一可以帮皇帝的严嵩，已经作为前一阶段的弃子被处理掉。嘉靖不得已孤军奋战，最后才发现海瑞“果真无党”。
看戏看到这里，可以停下来品味一下改革之难。
一是难在命题的提出。如果没有一君独治，那改革的命题都无从谈起，大概率上没人会愿意捅破窗户纸，不过是一年对付又一年；即使看起来最喜欢“开放性讨论”的北宋，王安石第一阶段变法受阻以后不得不各种任用自己人、将异己分子排斥出决策层，企图以“集团独裁”来推动改革。可毕竟权力过于集中不是好事，也不是正常稳定的状态，稍有不慎变遭反噬。剧中嘉靖皇帝到最后众叛亲离，“连朕的孙子也不认朕啦”。同时，稍微不留神一项错误的决策被集体执行出更荒唐的结果，最后责任也全部集中回最高层，嘉靖尚且有个严嵩可以当替罪羊，朝鲜金二哥也可以枪毙自己的经济部长，其他人呢？
二是难在策略的制定。没有人会制定一个根本无法落实的方案，方案在制定本身就考虑到落实的难易。类似改稻为桑这种大项目，最清楚实际的一线负责人胡宗宪想按自己的判断来，但他不可能说服上级，因为上级的注意力全部在政治层面而非胡宗宪能做得了主的经济层面。胡一方面需要不断引起上级注意、向客观实际妥协，一方面还得盯着下面的阿猫阿狗趁机搞事，或者造他的反（郑、何、杨等人）、或者添他的乱（高、海、王、谭等人）。偌大个浙江官场，名义上胡宗宪顶着一个“浙直总督”，在改稻为桑的项目上竟然没几个“体己人”。
三难在效果的评估与反馈修改。按说改稻为桑第一年闹出踏苗风波、九个县决口、两个县被彻底淹没，饥民遍地倭寇入侵这么多大乱子，100%的能说明之前的方案有问题。如此艰难的改革出问题再正常不过，可能穷尽三代人之力都未必能找对方向。方案有问题那就得改方案，高翰文作为翰林院一个写材料的学者好死不死撞进这件事来，说好的“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结果到了浙江火速被坑入套，被大老粗何茂才“一字不改、尽得风流”给怼得当场晕倒。上面想的全是国家层面的大事，可惜到了下面想的全是自己兜里能捞多少的“大事”。这种矛盾使得最了解实际问题的基层不敢也不愿向上吐露实情，上面号称是一览全局，实际却只能在重重迷雾当中瞎子一般开动国家的巨轮向暴风雨前进。你若蒙对了方向，便是晴天；你若运气不好，便是万劫不复。
四难在轻松便可以反噬改革的提出者从而在未来彻底断绝改革的可能。改稻为桑的风波过去，严嵩和严世蕃作为最大的替罪羊被拿下。表面上看严党的覆灭是因为最后时刻还在贪污盐税公款触怒了嘉靖作为独裁者的自尊，实际原因则是嘉靖作为一个时时刻刻关心财政问题的皇帝通过这次事情意识到大明王朝的积重难返、不改不行，才有了后来安排的“隆万大改革”。即虽然此次略显轻佻的尝试完败告终，但将来还是得改。如果要改，那么回到问题的最初依旧得是建立最高策的绝对权威，所以最听话的严嵩一旦表现得不那么听话，第一时间被搞掉的不仅不是反对派徐阶等人，反而是忠狗严嵩。从这一事件也能看出表面上掌握全局的嘉靖其实也是如履薄冰，尤其他还想“有所作为”的时候。如果继续当鸵鸟当乌龟，嘉靖大可以把严嵩保下来。不过一旦嘉靖选择将严党保下来，下次再想提出任何改革方案，严党一派核心成员顾忌到上次的惨烈收场，也不会再如故事刚开头那样死命配合了。
以上四步无论哪一个环节出问题，最后结果，无非是来个“青天海瑞”，海瑞很快会发现自己其实也孤立无援，所有执行层都躲起来看笑话、拼命下架空有心办事的人，上至嘉靖中至胡宗宪下至海瑞王用汲统统被这个体系绑架。也许到最后发展成一个被“忽悠瘸”的崇祯当家，最后这个庞大的国家却像一个智障瘫痪病人一样被小小的满清或者农民军或者某个其他敌对势力一刀一刀凌迟处死。
这个故事立意高远，然而讽刺的是因为上述种种，各层人物从开始到最后没仔细想过“改稻为桑”的长远问题。封建王朝主业是农耕，生产力又极端不发达，它不像工业国家一切需求都可以集中到矿产资源上去，农业国家一切需求却集中到粮食问题。改稻为桑，表面上增加了以白银结算的财政收入，实则是进一步削减了本就不足的粮食产量。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经济开始繁荣，实则是大量土地被转变为生产经济作物而并非口粮。这也直接影响到边关等粮食需求重地的粮价不断攀升，到崇祯时期一年700万两白银以上的军费竟然还买不够军需口粮，导致边关缺粮缺兵被满清压着打。
这就跟当年王安石变法以及后来的张居正变法一个路数，本来大家是瞄准了问题采取行动，但行动到中途因内耗纯粹停留在“为了争斗而行动”，到最后已经没有人关心本来的初衷是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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