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上海教委重大科创项目刘正教授《金文学术史》30
第十三章 徽记用语
引 论
徽记用语一般多表现为由一个或几个图像组合而成的一种具有特殊指代含义的图像文字。郭沫若早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一书中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一文中首先表明：
殷彝铭中有无数图形文字，前人往往以臆为说，多不得其解，今人又往往视为文字画，而亦以臆为之说。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余谓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转变也。
这就是族徽说的源起。其中，有关所谓的“亚醜”和“析子孙”徽记也是争议颇多的两大焦点。
“亚醜”徽记的青铜器大多在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带出土，据《汉书·地理志》，在殷末周初这一带乃是薄姑氏所居，而“亚醜”族文化应该即《左传》之薄姑氏，是薄姑氏的文化遗存，至西周早期为成王所灭。按照张长寿的统计，在这里出土的具有“亚醜”徽记的商周青铜器先后发现了56件。数量之多，铭文上又集中体现了“亚醜”徽记，可见这里是商周时代的氏族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也是郭沫若的“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说的铁证。《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一文中揭示：“安阳出土甲骨刻辞中有‘醜’和‘小臣醜’的现象”。
在某种意义上，徽记符号是人名和邦国名的特殊表现。如著名的徽记符号“木羊册”就是西周时期微史家族的族徽记符号标志，这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
第一节 族徽
其实，宋代的学者们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特殊符号的族氏含义。
吕大临在《考古图》卷四中对《木父已》铭文的考证中就正式提出：“云木者，恐氏族也。”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热点研究却是近现代学术界的成果。前述郭沫若的“族徽说”就是这一成果的开路先锋。丁山更是主张为“氏族方国之名”说。而唐兰则依然坚持“氏族名”说。自此而下，五花八门，甚至也引起了日本学术界和欧洲学术界的关注和热议。白川静、林巳奈夫、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等人先后站出来发表见解。在国内学术界也一直将此视为发表惊世之论的核心所在。黄盛璋在《长安镐京地区西周墓新出铜器群初探》一文中通过对微饰家族铜器的研究，发现了以下二点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同一家族不一定同一徽识，前后可以变动。（二）同一徽识确可子孙沿用。”张懋鎔在《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方式》一文中提出有关族徽判断的六条标准。其中第一条最为重要，即“作为族徽文字，一般对属殷代，如果遇到西周时期才出现新的族徽文字，应要特别注意甄别。因为自西周早期开始，随着族徽文字的减少，私名大量出现在铜器上。原本是族徽文字与私名连缀出现。但有时往往省略族名，只存私名，且私名都是铭首第一字，很容易被当作族徽名看待。”判断族徽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比如说著名的“册”或“册册”或“册某册”出现的文字符号，是族徽，还是作册世袭的标志就值得仔细推敲。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甚至主张“史”或“册”的图像文字是“祭品的象征”。
上述图像文字就是常见的常见的“亚醜”徽记图形文字。为此，张长寿在上述文中主张：
以苏埠屯墓地为代表的“亚醜”族文化和殷代晚期文化在很多方面完全一致。但是，无论从政治上或地域上说，它终究不同于殷王国。关于这个地区的历史沿革，《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段晏婴的话，“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汉书·地理志》指明“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荝, 汤时有逢公柏陵, 殷末有薄姑氏, 皆为诸候, 国此地”。据此，在殷末周初这一带乃是薄姑氏所居，而“亚醜”族文化应该就是薄姑氏的文化遗存。
针对这一问题，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中也支持此说并且提出：
商代有某族公共作器及某族为某作器之例。如《季作兄己鼎》：“亚醜。季作兄己尊彝”，乃亚醜族名季者为兄己作器。《作季簋》：“亚醜作季尊彝”，乃亚醜族为季作器。若兄《作季簋》以为亚醜为季作器，又见《季作兄己鼎》以为亚醜族名季者为兄己作器，同一亚醜也，在此则以为名，在彼则以为族，自相抵牾，不若释为族名之无所疑滞也。
上述观点基本上还是肯定并延续了郭沫若的族徽说。这似乎是金文学界的定论了。唐兰及其弟子杜廼松等人就一直力主此说。杜氏甚至提出了“铜器开始标有家族或个人徽记，早在二里冈期已见端倪，如传世的‘狟’铭铜鬲”。他已经把族徽文字的诞生上推到了二里冈期。这必然导致着中国文字的族徽起源说，可能这一结果就是主张族徽说的人也不想见到的吧。
有些族徽随着氏族支流的出现而演变成两三个图像文字组合而成的复合图像文字。如，这里的“亚醜”，还有“多亚”、“亚古”、“亚侯”，皆可以视为从“亚”氏族中派生出来的支流氏族。再如，从“冄”氏族中派生出来的“冄东丙”、“冄丰丙”，从“册”氏族中派生出来的“册口”、“册鼎页”、“册并”、“木羊册”等等。从这些图像文字上，我们可以看出氏族及其支流的形成和发展。
当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李济在对安阳出土青铜爵上铭文的研究中发现：“真正可以算得上如唐兰、董作宾所说的原始图画象形的字，简直是没有。”这的结论本身就已经很严厉了。尽管如此，但是对图像文字的研究，特别是对其作为族徽的认定似乎成了金文学界的一个共识。因为李济在上述观点之后，他在对《鹿齐皿》、《牛齐皿》铭文的解释中，也倾向于族徽说，并且更使其显得合理。
董卣在《广川书跋》中就对铭文和氏族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他在考释《父乙尊彝》铭文中的一个蜼形图像时，就主张：
此古尊彝也。其在有虞氏之世，不则自商以前其制得于此，未可知也。《书》曰：“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孔安国以会为绘，谓“彝尊亦以山龙华虫饰也”。郑康成曰：“宗庙之器，郁尊虞氏以上，虎蜼而已。”圣人以饰尊则于服，以宗彝所称为絺绣。自汉至今，学者尝疑之。以《父乙尊彝》考者，可以信也。方虞氏尊用虎蜼，则非一器矣。丹阳蔡氏得《祖丁彝》，为虎形。《考古图》不能推见虞氏宗彝之制，乃谓兕形。古人饰器，各以其意。虎为义，蜼为智，观其饰可知其意。蜼寓属其尾歧出，今于彝可考而见也。
这里，已经出现将蜼视为有虞氏的象征。也就是说，将蜼看作是有虞氏的族徽。当然，观点的成立必须需要证据的支撑。
今天，有些学者则力主周器上无族徽说。如，张懋鎔在《周人不用族徽说》一文中就主张“至少从武王开始，周氏族人的铜器上就没有族徽”。但是，我想也许这一观点需要加以订正：周人不是没有族徽，而是已经将族徽发展成了氏名或国名。1980年，在河南省罗山县出土的二十几件商代青铜器，多刻有“息”字铭文，这应该是息国或息氏族族徽的存在铁证了——只是这里的族徽已经成了族名或国名。因此，基于此，我们主张，很多族徽到了西周时代发展成了固定的族名或国名。但是，也有一些图像文字却一直保持不变，那是因为它们的由来具有人名、神话等特殊含义。从一开始，它们就不是族徽，比如著名的“析子孙”图像文字，而是一直被有些学者误解为族徽。
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我们将进行详细考证和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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