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非《易经》考论

                              易律夫撰

    现通行本《易经》非《周易》，不能用《周易》称谓今通行本《易经》，《易经》与《周易》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周易》原是卜筮书，早已失传。但《周易》以卜筮迷信愚蠢的方式出现，死灰复燃，混淆了典经《易经》，改变了古《易经》正确的科学发展方向。其目的就是借此混淆中国典经的作用，搅乱中国古文化文明，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

                              （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与自然界斗争的历史，就有作为观察自然界天象变化的“易”行为，以及作为这种实践行为规律总结的古《易经》。“易”、《易经》的历史是久悠的，并承传到今。战国阴阳家儒家《易传》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更说明《易经》具有世界本体论思想。

   “易”的最初生成是与自然天象有关的，是人类与自然界斗争的历史总结。“易”字就字义上讲，总的是不变中的变化。变化的是现象，不变的是规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汉虞翻注《参同契》云“易，字从日下月。”清陈梦雷《周易浅述》云“易之为字，从日从月，阴阳具矣。”这是就自然界天象言的。故今有学者将古《易经》内容进行了电脑程序揺感分析，发现古《易经》呈一年中的四季变化，386爻即386天，是古周历闰年天数，推断出古《易经》即今通行本《易经》是西周史官的官场“日记”（实际是商代）。又有人认为通行本《易经》是古代文字结集即《字典》，这表明古《易经》与中国古文字产生的渊源。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古者包牺氏知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此说把汉字的起源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包牺氏观象成易；二是神农结绳记事；三是黄帝之史仓颉观象而造书契。所以，我国最古老的象形文字是源自八卦的。《周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不管通行本《易经》的“日记说”或“字典说”，都是古代中国人民同自然界斗争的历史结晶，是中国早期文化文明的产物。“易”的这种由于观察自然天象而产生古文明的特点，由此又引出了“易”、《易经》所涉及的内容。汉《易纬.乾凿度》云“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清代学者毛奇龄则提出了“易”的五种解说，即“交易”“变易”“反易”“对易”“移易”（见《仲氏易》）。但“易”发展到成为一种典经，内容是固定的。“易”以及后来的《易经》，其内容是“《易》道周普，无所不包也”（见汉郑玄《易注》《诗谱》）、“易以道化”（《史记.太史公自序》）、“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汉书.律历志》）、残卷《永乐大典》之《易书》则称“正名曰易”。司马迁还认为孔子“正《易传》，继《春秋》。”

    虽然由于古代生产力条件的限制，最初的“易”，是与卜筮有关联的，但总的是以自然、社会的实践实际为基础，所以，古代是卜与史不分的。由于卜筮参与国家治政管理（太卜即是官名，而且地位不低），为决策决断提供相关依据，同时还要总结实践结果。如商卜辞中的“验辞”；又如《周礼.春官.占人》“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因此，卜筮就是一部历史，只不过是由无数小事组合而成的国史。但这种方法也不是常用的，更不是必用的。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载“且夫《易》不可以占验”，《荀子.大略》云“善为《易》者不占”。孔子也认为《易》是“不占而已矣”（见《论语.述而》）。而考之今天《易经》的卜筮迷信现象，很可能与周文王、孔子于《易》的卜占书态度有关。文王“羑里演易”，与商天子不谐，或别有隐情；孔子“不占而已矣”，说明其主张“易”为占卜书，故而孔子很少提到《易》。《论语》提到的“易”后人有疑问，而提到《易经》内容“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也是不得已的事。《易》之所以流入民间，变成卜筮迷信类，其不正常的发展，当与孔子未看到真正的《易经》，或弃逸之有关。到春秋时，卜筮似乎成了一种玩弄权术的游戏。真正的决策决断仍然不是公开的卜筮，而是贤能之人即所谓“智囊团”的“暗箱操作”。所以，三代以前的卜筮记录（越古越好）就实成了人们的历史读物。可从卜辞解释中了解当时的历史事实，并因此而推断主卦人的贤能与否。由于这些卜筮数量杂多，人们便精于选择，这就是古《易经》的由来。古《易经》即今通行本《易经》的成书时间当在商代，商的史官或对《易经》进行过集辑，但其根据是商以前的易卜易筮零散资料。所以，今通行本《易经》有载箕子、帝乙、康侯（当指商时富庶地鄂侯）事的，而无文王事。《易传》载文王事，那更是周以后的事了。

   《易经》的成书当在商或以前，《易经》一名，最早是出现在春秋战国，齐国阴阳家邹衍，或最终公开抛出了古《易经》集成本，此可参见《晋书.束晰传》。《周易》则在殷周之际，或是周文王所作，《易传》是更晚了。所以说，古《易经》是原理原则，《周易》是决策卜筮的社会实践应用，《易传》则是战国的师生教科书。但现代通行本《周易》，本是《易经》，而真正的《周易》，当是汉刘向刘歆《七略别录》《七略》的“卜筮38卷《周易》”，现已失传。《易经》与《周易》的混淆开始于东汉末至魏之间的的三国动乱时期，隋唐混淆尤甚。而《周易》和今天的迷信卜筮，歪曲了古《易经》原理，只是表现了人们欲求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虽然卜筮《周易》欲发挥《易经》，不能说是完全反了，但偏了方向是肯定的。《易传》显然是从哲学角度出发的，但也只是正确表现了《易经》“阴阳三合”辩证法哲学思想，科学的排列组合二进制方面却惜未发现。故演推“易”的实践行为是久悠的，历史是很长的。至少可追溯到古伏羲氏八卦理论（早于黄帝）。《易经》是人类总结对自然界天象斗争的理论总结，是综合性的典经，多是哲学、科学、历史、政典箴言方面的，它是早期人类“禅让”劳动的产物。故古《易经》显然不是三代之一的周朝的《周易》所能概括得了的。而《周易》的卜筮术数对中国文化哲学，尤其是是科学，影响很坏，亟待清理。至于《易传》，还勉强说得过去。

                            （二）

    《周易》，就字面上解释是“周代的易书”。宋朱熹《周易本义》卷一云“周，代名也；易，书名也。”这意思是很明确的。但是周朝的易书只是周朝的易书，是不能代替其它朝代的。易、《易经》有它的历史链条，它经历了混沌无极（太极）、盘古二仪、太一氏“开图挺纪”、伏羲氏八卦、黄帝推策、尧帝羲和晷日、夏社祀、商龟卜、周策筮等过程，是不能以某一个朝代冠称的；而根据诸多文献推测，伏羲氏即东皇太一，首先创作了《易经》八卦，则是可以肯定的。又比如古政典《尚书》，《尚书》亦称《书经》，用《尚书》以示之，或表示与古中山国王“尚”所辑，但并不准确。而《尚书》文本最后是《费誓》《秦誓》，表示在此有个阶段，但也不能称《秦书》或《费书》。推之《易经》亦然。

    从古文字上说，“周”，周密、周到也，《说文解字》云“周，至也”，是其普遍的意义所在。但也有其它的意义，如最早的“周”字出现在殷墟以及周原出土的卜辞中，关于甲骨文、金文中“周”的解释，张日舁考证曰：“口像四周田界，其中阡陌纵横，像田中所植，田言种植之地，圄则指四周四至，两者所指不同，而取谊则近，故《成周戈》，周字直作田。”也就是说，最早的“周”字是指界限分明的农田，田里种满了庄稼。这种田间阡陌纵横的农田，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国家，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种植各种农作物。早期周人活动中心在周原地区，都是属于平原地方。又如《诗经.有杕之杜》“生于道周”，近人朱骏声云“《韩诗》周，右也，则谓借周为右，周右声近”，误；因为“生于道周”之前尚有“生于道左”，是从意义上说的，而不是音声问题。故此“周”字正确的《注》为“曲也”，是曲折的意思，喻指周地岐山之多山而道路歧曲。虽然“周”字多为周密、周至、周旋、循环的意义，但曲折、曲解其意的意义是不能忽略的。所以，《周易》有曲解《易经》本义的因素存在，况且“周”与“终”音同，谐音不祥，是有《易经》终止的意思存在。

   据文献称，《周易》之名最先出自《左传》，如《左传.庄公22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左传.襄公9年》“是于《周易》曰”，《左传.昭公7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左传.昭公29年》“《周易》有之”，《左传.宣公12年》“《周易》有之”，而同时代的《国语》也有些卜筮记录。只是《左传》有伪撰的嫌疑，因为按《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则左丘明与孔子同时（甚至稍前），何来解释后人孔子的作品？故汉以前出现的《周易》当是汉儒所为，具体的年代是西汉初所谓的尊经设五经博士时期。但此《周易》是卜筮书，最多不过是把商卜与周筮进行了掺和。《周易》作为卜筮书，西汉末刘歆的中国最早的书目著作《七略》是作了明确的标注的。在《七略》里，卜筮书《周易》38卷（已佚），与《易经》上下二篇（“十”为衍文）是完全不同的。退一步说,《周易》是从卜筮占卦方面去发展古《易经》的，而这与古《易经》给予人们的理论思想相悖背，总的方向是错误的。

                          （三）

    在先秦诸子百家里，绝少提到《周易》名谓的，而《左传》《史记》《荀子》等少数著作中出现的《周易》，其应是卜筮书，也就是后来西汉刘歆《七略.术数略》之“《周易》三十八卷”，而不是《易经》。在《七略》里，《易经》只有十二篇的《易经》，列全书之首，倒是与后接的“《易传周氏》二篇”疑有混淆的可能。又据《晋书·束皙传》载的出土“汲冢竹书”（魏襄王墓公元前299年）称：《易经》二篇，内容“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内容“与《周易》略同，（但其）《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内容“似《说卦》而异”。这说明战国时仍称《易经》，只不过有后人的乔妆改饰，但应是正宗的《易经》之一。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文帝时《帛书易经》，亦应是楚地《易经》，故也未标名《周易》。汉代更是未见解说64卦《易经》而用《周易》名谓的。由于古代的多次战乱，《易经》名谓受到多次冲击。尤其是西汉末王莽“新朝”，据《汉书.王莽传》，王莽为彻底改变汉室旧制，巩固其王氏家族专权地位，借改革之名，褫改书名（如将《周官》改成《周礼》）与地名，故《汉书》说王莽“颠倒五经，令学士惑”“一郡至五易名”。虽然，王莽也进行了集佚旧著、撰写新作的工作，但政治名利使之粗制滥造、流于形式。而作为典经的《易经》（汉初曾置官“易博士”），显然受到了最先冲击。首先，来源出处甚疑的《山海经》《周礼》杂入了“三易”（其一为《周易》），刘歆敕撰的《七略》出现了《周易》（卜筮类）名谓，从权制上客观地造成了《易经》与《周易》名谓混淆的可能性。到魏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首开直接混淆《易经》与《周易》区别的先河，使中国经学在名称上开始混乱起来。尤其是唐王朝敕撰的《隋书·经籍志》《周易正义》，朝廷组织、孔圣后裔孔颖达主刀，使《易经》与《周易》名谓混淆到了巅峰。当然，王弼、朱熹等虽然书名是《周易》，但书内提到《易经》的都是称《易》，未尝见有《周易》名谓的。同时，据文献载，魏王弼《周易注》原名《易注》，《周易略例》即使在《隋书·经籍志》里亦为《易略例》，宋朱熹的《周易本义》初版也为《易本义》，尤其是明官修《永乐大典》残卷《易书》也不称《周易》。

                          （四）

     周文王未作《周易》。 清代皮锡瑞《经学通论》认为：“ 读《易》当先知作《易》之人，欲知作卦爻辞为何人，又必先知重卦为何人。”史传周文王作重卦《易》，也就是说，今天的64卦《易经》是周文王所作。但是，不论是今通行本《易经》，还是汉刘歆的卜筮《周易》，两种都无可能。通行本《易经》为64卦，但这种六爻成卦画的形式多有说是伏羲氏所为。如《淮南子·要略》云“今《易》之乾坤，是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氏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唐司马贞《三皇本纪》“太皞庖栖氏始画八卦，炎帝神农氏遂重为六十四卦。”汉《乾凿度》“垂皇策者羲。”《左传》《疏》里也提出“伏羲作十言之教”即在“八卦”增加了消、息二字，说明伏羲氏非止于“八卦”，而“消”“息”二义，其变化、循环的意义是很明确的。宋儒李过认为“六十四卦不在文王时重，自伏羲以来至于夏商，其卦已重矣”（《西溪易说》）以及宋代易祓在《周易总义》卷首云“伏羲所画八卦，重之为六十四”，清顾炎武《日知录》、王鸣盛《蛾术编》均直言“重卦不始文王”，王鸣盛还提出了“爻辞非周公所作。”如此等等， 俱质疑“文王作《周易》”。而《周礼》亦云“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说明重卦在古《易》即已存在的。据出土文物研究，《连山》《归藏》俱是六十四卦《易》，只不过《连山》首艮卦，《归藏》首坤卦而已。而司马迁《史记》于此亦不敢肯定文王重卦，说“（文王）盖益《易》八卦为之六十四”，“盖”是不定语气词，是“大概”“也许”的意思，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盖，疑辞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纪》方赞其美，不敢专定重《易》，故称盖也。”而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则提出四种说法。《周易正义》第二“论重卦之人”曰：“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而且从理论上讲，周文王被拘殷纣羑里，作为带罪的“周”诸侯国之君，是不可能在狱中进行卜筮活动的，更不敢将这些卜筮以“周”冠之。今易学专家张政烺则从出土的殷墟甲骨所发现的“数字卦”出发，认为六爻画卦在商以前。如：北宋重和元年即公元1118年发掘的“中方鼎”数字组合符号，虽神秘莫解，但与数字卦肯定是有关的；1950年河南安阳殷墟四重磨西区一片三卦卜骨刻“七五七六六六曰魁”“七八七六七六曰隗”二数字卦，卦爻形式完备；1980年殷墟小屯南地发掘了四卦龟甲，即“六七八九六八”（蹇卦）、“六七一六七九”（兑卦）、“七七六七六六”（渐卦）以及坤卦，更显示了数字卦的普遍应用。由于这些数字卦是甲骨文形式出现的，同时，其完备性固定性较强，产生年代自是在商以前，甚至远的到与原始岩画、图腾有联系。由此更排除了文王作《周易》的可能性（《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而通观《易经》原文，多言商朝事，如“箕子”“康侯”“高宗”“帝乙”，直提其名，与姬昌身份不符。《易传》虽提到了周文王（死后谥名），当是后人加上的说明文字。另外，古《易经》是历史逐步发展的，是不能用单一朝代称呼的。古《易》经历了无极混沌，盘古两仪（太极阴阳），太一“开图挺纪”，大庭氏之“库”（盘古的一支、属遵古族），伏羲氏“八卦”（64卦），神农“息壤”，黄帝“推策”，尧帝“晷日”，舜帝“殛鲧”，禹帝“理水”，有易氏（太一、伯益、羿帝之后，很可能是《易经》的正宗承接者）“潜行”，以及夏社、商卜、周筮等阶段，它表现的是一个连续的历史演变过程。就象古《尚书》一样，总的是古代有史以来的载纪，最后二篇是《费誓》《秦誓》，《尚书》应是在费、秦地成为书帧的，但不能称名《秦书》。故而猜测：古《易经》可能也是在商末或周那个时候成书的，但仅称呼《周易》是不准确的。考之《周易》，其时当在周代，宋朱熹《周易本义》卷一云：“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氏所画。”作为三代的“周”，距今不足三千年，而作为中国古文字文明的刍形《易经》之“易”，历史悠远到溯至上古原始禅让制期，是不可比拟的。更何况《周易》与《易经》混淆问题的出现，它是带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呢！又考之周文王著《易经》说，或与其谥号“文王”有关。文王死于周之前，于周的文明无所谓建树，仅是那个“文王”谥号（死后十年武王、周公旦封），使姬昌享用数千载，其实，仅是偶然而已。中国读书人文化人总是喜欢触类旁通、想入非非，硬要往周文王那里贴金，以为用“文王”就于文人有好处，做些不切实际的事。仅《易经》与《周易》的混淆，致使整个中国古代经学史一片狼藉，犹如诸子百家之杂论，奇言怪论迭出。此风还漫延到社会政治，中国古文化文明已由此无法走上正常的轨道，无法与国际潮流适时对接。何以谓之？名不正言不顺也。其实，“文”在谥号里是列在“神”“圣”“帝”“皇”“王”“君”“公”“侯”“简”以后的（见《逸周书.谥法解》），在称谓上是比较低层级的。文王其人虽扩充了领地疆域，但贸然“戡黎”（见《尚书.西伯戡黎》）是对商天子地位的挑衅，结局是遗憾的，引来“羑里”之难。故《战国策.赵策三》载文王被商纣“故拘之于牅里之库，百日而欲令之死”。要知道，在《易经》正名这个问题上，普世价值规则是：事实胜于雄辩。

                          （五）

    作为古《易经》的代表“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其伪托之声也是渲传至今。“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周礼·春官》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又曰“筮人掌三易，以辧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古《山海经》言“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宋朱震《汉上易传》引）。后来越用者接踵。如东汉桓谭《新论-正经》云“《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夏《易》烦，殷《易》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汉郑玄《注》曰“三易卦别之数亦同，其名占异也”，唐贾公彦《疏》“占异者，谓《连山》《归藏》占七、八，《周易》占九、六，是占异也”。可见，这里的《连山》、《归藏》、《周易》，仅是一种占卜方式，各有分别。就像占卜不同于筮龟一样，其与主涉纪史性质《易经》是不能侪并的。况《连山》《归藏》即使是有真，也早已佚亡（现有出土疑似《归藏》的，亦无确证），其内容难窥。

    历代易学大儒，对“三易”多持“伪托”态度。如清顾炎武《日知录-三易》云“《连山》《归藏》，非易也。而云《易》者，后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道出了其伪托性质。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引邵博语云“《连山易》意义甚浅，其刘炫之伪书乎？”，大发叹疑。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晋二书（指《连山》《归藏》）至晋隋间始出，而《连山》出于刘炫伪作，比史明言之。度《归藏》之为书，亦此类尔”，直书其伪作实例。或说梁元帝萧绎“著《连山》十卷”，《金楼子-著书篇》《注》“（梁元帝）躬亲至削，极有其劳”，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亦云梁元帝萧绎“著《易连山》”，《新唐书-艺文志》载之，但后之《宋史-艺文志》即不录，当有疑伪。指出《连山》《归藏》伪托者还有：齐梁刘勰《文心雕龙》“《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弊十日，常娥奔月”，《隋书-经籍志》“《归藏》三十卷按晋《中经》有之，惟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归藏》伪妄之书，非殷《易》也”，宋《崇文总目》“汉初有《归藏》，似非古经，今书三篇，不可究矣”，宋《中兴馆阁书目》说《归藏》“今但存《初经》、《齐母经》、《本筮》三篇，文多阙乱不可训”，元吴莱云“《归藏》今杂见他书，颇类《易林》，非古《易》也”（引《经义考》），清皮锡瑞《经学历史》“桓谭《新论》曰《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不应夏《易》数倍于殷，疑皆出于伪托。《连山》刘炫伪作，《北史》明言之，《归藏》虽出隋唐以前，亦非可信为古书”。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此观点则更为分明，不逊于诸儒。认为古《三坟》（以其《山坟》为《连山》伏羲氏《易》，《气坟》为《归藏》神农氏《易》，《形坟》为《乾坤》即《周易》黄帝《易》）为“古来伪书之拙，莫过于是”“伪中之伪”“伪伪相依”。今学者余永梁说“其实，所谓真的《连山》《归藏》，亦是汉人伪作”（《周易论文集》（一），北京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今易学专家张政烺则从现今出土殷墟甲骨所发现的“数字卦”出发，更排除了文王作《周易》的可能性。因此，《周易》是不能与《易经》相混淆的，作为“三易”之一的《周易》，既始属卜筮类，又为伪托，自然难上典经，或只能在卜筮术数中徘徊。

                  （古代中国的文字演变过程图览）

           （公元2017年4月21日农历丁酉年季春旬日易律夫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