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百题》（40）

          易律夫撰

一，引言

现今“易学热”正逐渐兴起，已蜚声海内外，使《易经》（《周易》非《易经》，本人有专论）这部“群经之首”“三玄之冠”得以弘扬光大。但人们于何为《易经》，《易经》的产生渊源何在，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周易》并非《易经》，二者不是一回事。但《周易》离产生《易经》时间较近，或可以在此发见上古《易经》的某些端倪。据笔者从我国已发掘出土的汉帛《易经》、战国楚地易占卜筮散简、秦简《归藏》以及光绪年间刊刻的某《易氏族谱》所载“易国”问题并前辈先祖们的传述等，对《易经》进行了综合考察分析，窥知《易经》的来源经过有新论。

 二．从《汉帛易经》看《易经》起源

1972-1974年，湖南文物考古队在长沙市马王堆乡分两次发掘了西汉古墓群，其出土文物及古女尸，轰动了全世界。而三号墓出土的多种帛书，从文字上为我们撩开中国遐古文明的神秘面纱馈来了盛宴，意义颇为重大。尤以帛书“六十四卦”（为当时考古人员所拟）《易经》及卷后佚书，发亘古所未闻。但是，它的重大价值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不管是当时或现在。如将帛书“六十四卦”公诸于众（载1984年《文物》第三期），就化了十余年时间，真可谓姗姗来迟。再如，对“帛书六十四卦”的专门研究者，寥寥无几，且多是耄耋穷经者，新起者乏人。殊不知，在《长沙马王堆汉帛易易》（简称《汉帛易经》或《汉帛易》）里，我们可发见密集的易学信息载量，窥知易学史上久缠不清的《易经》.起源问题。汉帛《易经》的出土，是《易经》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为“易学”爱好者带来了福音。

汉帛“六十四卦”即《帛书易经》（按现今惯称），全书分八宫64卦，共4934字，加上《易传佚文》总22000余字。内容与今通行本《易经》大体一致，惟是在字体、卦名上多有不同，异体字甚众。据人统计，《帛书六十四卦》或《帛书易经》，共64卦，其卦数与通行本《易经》同。卦名与通行本同者29，异者35。帛书卦辞（不含卦名）64条计636字，阙损35字，与通行本不同的有81个。帛书爻辞共386条，计3444字（不含《乖·九二》复出之“无咎”二字），与通行本不同的字771个。粗看差别是很大的。其中八宫六十四卦，“乾”与“键”互通，“ 羿”字不见于古今文字等，都是颇为明显的。这也是《汉帛易经》的独特之处。而由于这些异体字的存在，为我们研究《易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通径。从这些异体字看，显然与楚文字有关，有些优于今通行本《易经》。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帛书易经》出土在中国南方（湖南在古楚域），而是从其文字自身所传递的信息载量而言的。

以下就此考察分析之。

（一）先看卦名。马王堆《帛书易经》首卦为《键卦》，卦名有异，在通行本里为《乾卦》。“键”，“乾”一音之转，形体相似，意义相类。“键”，关键；“乾”，天。俱有至尊至重之义。如宋代易祓《周易总义》卷一《乾》云“《周易》以乾为首”（见《钦定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三》）。但是，正如湖北王家台《秦简易经》将今本《易经》的首卦《乾》改成《天目》一样，其区别也是存在的。至于为何有此区别，我们认为，首是南北语音方言的问题，为传述习惯所致。另外，古楚地多有崇忌，“天”是苍穹，冥空，于古为上尊，有特殊避讳。如在古楚地常有的卜筮活动中，男女级差大，男曰觋，女曰巫。这都表明，楚地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点。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原因，致使《易经》首卦有此文字歧分。严格地说，其歧分又是不小的。作为中国古代经典，不应生此类歧分。虽然地分南北，总超不出华夏方域的。据考证，此汉帛《易》为西汉文帝时期，时中国已统一多年，习俗文化总体应是相容的。出现这种情况，其中必定掺杂了个人行为。因古汉墓群尚侪列侯王夫人“辛追”墓，除有男女区别外，还有汉时等级观，个人习惯爱好等因素存在。所以，避讳“乾”为“键”，且书于古《易经》首端，烙上了个人特点，是不足为奇的。而将“乾”改为“键”，虽是个人行为反映，但也有独到之处。它道出了《易经》历来重视关键时期、关键点的变化主旨。其“乾”为天，表自然外在；“键”为关键，为观念内在，二者是互补的。用句常话来概括，是理论实践的统一。或许我们可以缘此寻觅出古《易》之真正缘因。但这样与典古标异，古今罕见，说明“辣妹子”“湘军”于史上即能敢为人先、勇于挑战，不愧为“惟楚有材”的美誉。

    （二）在爻辞语词使用上，时显其优。如《帛书易经》之《蛊卦》“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凶”，是适合人们通常观念的。而今通行本《易经》于此则无“凶”字，意思是完全弄反了的，不切合社会实际。又如《帛易》之《键卦》“元享利贞”，在今通行本《易经》里为“元亨利贞”。“享”“亨”义意有别。“享”，今为享受，欣赏。《唐韵》《正韵》“音响，献也，祭也”，《礼记·曲礼》“五官致贡曰享”，汉孔安国释为“奉上之谓享”，《左传·成公十二年》“享以训恭俭，宴以示慈惠”，又《韵补》“许扬切，音香”，如《诗经-小雅》“是用孝享”，《前汉-郊祀歌》“庶几宴享”。其总义与祀祭之肃穆庄重场所有关，适合古代筮卜占仪。而“亨”，今为亨通、顺畅。《广韵》《正韵》“音哼，通也”，《易传-文言》“亨者，嘉之会也”，与今“亨”义同。惟在古语法之通假时，方有“享”同义。而古之“亨”还有“哼唱”“哼吟”意，显随便意态，而为之在古卜筮庄重场合上（多系政事）则不妥。故《汉帛易经》用“享”，优于今通行本《易经》用“亨”。

（三）至于帛书“八宫六十四卦”特点，有分门别类，综合成体的优点。其“八宫分卦法”，与汉时《京房易传》“八宫”“八纯”显然是相承的，主要是显示“六十四卦画”的体系性条理性，以少系多，以点带面，便于人们阅读理解和保存。就卦别来说，这种卦别分类法，应该说是先进的，比今通行本为尚。据《左传》《国语》，在春秋孔子时代，孔丘于列国讲《易》，并未载述此“宫卦易”（暂名）。作为文化名家的孔圣人，他的讲稿是当时通行本《易经》，只是其主旨有所侧重。又由于当时各地王侯盘踞，思想纷杂，故在楚地讲授中，孔子受到多方质疑，出尽了洋相。如帛书中的《昭力》，《繆和》篇，即有此类载记。表明当时的中国南方亦有一派“易学”思想者，《汉帛易经》或是其中一种。

（四）在帛书中，还有一个特别发现。如“X”（上羽下非）字，新颖独异，含金量颇高。它仅出现一次，帛书《键卦》“九五，（上羽下非）龙在天。”此“X”（上羽下非）字不见于古文字 ，也未流传下来。按：（一）“X”（上“羽”下“非”），根据象形字组合特点，其义有：忌戒飞翔即不切实际。后句是“利见大人”。因为好高骛远，浮躁虚高，应及时讨教硕识者。否则，“九六，抗龙有悔”即有后悔的产生。这或许是“楚人多疑”俗语的一种反映吧？（二）帛书“X”（上羽下非），与“羿”形近，当属误笔或通假。“羿”为上古神话“羿射十日”之“羿”，曾膺任古尧帝大臣，有“箭神”之誉名。“羿”（夷羿）的家世阙史载，或传为今“易姓”先祖。现山西长冶市老爷山尚有“羿神庙”。西汉司马迁《史记》无他的载记，或因 “后羿篡夏四十八年”缘故。但在左丘明《国语》孔丘《论语》里却时有涉及。如《左传-昭公28年》“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论语-宪问》“羿善射”。又如《山海经-海内经》云“非仁羿莫能上”，“羿”变成了“仁羿”，有仁义道德之风。秦《吕氏春秋-勿躬》亦云“夷羿作弓”，汉王逸《楚辞注》云“尧令羿仰射十日”，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称“帝羿”。可见，“羿”实有其人。又据楚地温湿，树高丛密，便于飞鸟以及“羿”字形状等综合析之，“羿”当为多鸟纹身的夷蛮酋领。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羿，羽之羿风，亦古诸侯也，一曰射师”。南楚温湿，能激活发散人的思维形态，推绎数字，发掘奥趣是其社会生活之一。作为人类最早使用数字排列组合法（卦爻数变化）的《易经》，由此初显端倪。后来，“羿”为古尧帝所伐，退为使臣。又因南方楚地潮湿多疫疾，其族群部落北迁至易水之滨（今河北省易县一带），建立古“易国”。《易经》累载征战、迁徙即指此。最后，该族群赅定《易经》主纲，并臻完了《易经》的漫漫历程。

三．从《楚竹书易经》看《易经》起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易经》（简称《楚竹书易经》或《上博易》《楚简易》），出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三），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版，《楚竹书易经》是全部四篇中的首篇。据说是目前我国出现最早的《易经》，比《汉帛易经》还早一百多年。惟因它是1994年间上海博物馆斥资从香港文物市场的购藏品（亦有捐赠）之一，同《清华大学藏简》一样，尚存在真假问题。有说是来自湖北的，但无确证。据上海权威机构科学测试与分析，此购藏文物为战国晚期楚国贵族的随葬品，非赝品。其已购得的竹简文物即随葬的楚竹书，总体保存尚好。竹简长度23.8-57.2cm,宽度0.6cm,厚0.1-0.14cm。现有1697枚，字数约35000个。《楚竹书易经》是其竹简文物中的检辑之一。

关于《楚竹书易经》的竹简，共58枚，涉及今本《易经》（《易经》）34卦内容，共1806字，还有25个卦画。其卦画以“八”表示阴爻，与阜阳《汉简易经》、长沙马王堆《汉帛易经》（均以公布名）一致。与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 人”为阴爻、今本《易经》“- -”为阴爻相异。这是《上博易》一个甚为重要的特点。从爻形上看，《上博易》的阴爻符号优于通行本《易经》，比《秦简归藏易经》、今本《易经》更具意义。阴爻“八”之形，示二人相携共行，但并不直接接触、纠缠，保持一定距离，各有相应的独立和自由，当是指神感意通、心领神会的一种交往方式，显然是高层次的沟通；其形上扬，则是指人的进取精神表现，反映了一种交往憧憬或于自身的希冀，是贴切合理的。而阴爻“人”则无有这些意义的，“人”形纠结，不能自拔。阴爻“--”虽然有阴爻“八”的某些含义，但阙欠进取的一面，仅平等对待而已。故《上博易》当是一种比较优秀的《易经》作品。根据社会进化论原理，古《易》至少是在人们至今推崇的上古“禅让制”时期雏生，男女有别，亦是社会发展与文明的有力表现。不过晚于日月交替、阴阳调和（“易”字之本义）概念期。因为，人们首先是从征服自然界开始，在自然界反思自身、异化自我的。也可知其作者（或抄写者）文明程度高、悟识能力强、社会等级也相应地定位在上层。所以，《上博易》被专家鉴定为战国晚期楚国某贵族的墓中随葬品。

除阴爻“八”的特点外，文物《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易经》还有以下特点：

（一）《上博易》原竹简有六种红黑符号，相间而用，属首次出现。其首符在首简，置于卦后卦辞之前；尾符在末简，置于该卦最后一字之后。尾符有空白，不续写下一卦的内容，每一卦有独立性。这六种符号与《上博易》的卦序究竟是否有关，有何思想观念上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按：“红为阳，黑为阴”来说，是正与反的对立和转化，应有佛教生死轮回的观念存在，其时正值古印度孔雀王朝时期，即所谓佛教极盛期，因问题较复杂，待以后详考。此就红、黑“易学观”谈谈。如《易经-说卦》“乾为天···为大赤”，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汉虞翻《注》“太阳为赤”，又引北朝崔觐“乾，四月，纯阳之卦，故取盛阳色，为大赤”，这是说“红与阳”的关系相近；《易经-说卦》“坤为地···其于地也为黑”，李鼎祚又引崔觐“极阴之色，故其色也为黑矣”，这是说“黑与阴”的关系相近。故唐孔颖达《周易正义》说“乾为盛德之色，故大赤；坤为极阴之色，故黑”；清李道平亦说“极阳色赤，极阴色黑”，这是联说它们的对比相应关系。从以上看，用颜色来喻比阴阳，尤其是红、黑，给人们带来了对社会人生深深地遐思，其思想是有一定深度的。另外，采用红色缮《易》，与殷商甲骨卜辞出现的硃砂红现象，当有承接关系，如果能证实的话，又可见其源远流长。在战国楚地即能产生如此这般的象数易学观念，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上博易》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亮点，一烁思想火花。

（二）《上博易》在战国楚地埋藏了两千多年，是目前最早的《易经》本子，比《汉帛易经》要早一百多年。虽然存在时地差异问题，但在文字语气表述上，与今本《周易》《汉帛易经》是相同的，俱是由卦名、卦辞、爻题、爻辞组成。而《上博易》所说之语式，与甲骨文、金文、陶文涉《易》材料有相似处，内容有相补效用。其出现的异体字，则表现了它的独特点。如《汉帛易》今本《易经》之“无咎”，《楚竹书易经》均作“亡咎”，为甲骨文卜辞中出现的“恒语”，可见它的承传久笃。南宋朱震《汉上易传》解“无咎”为“本实有咎，补过而无咎”，是符合殷商甲骨文卜占本义的。又如今本《易经》“无妄”，《汉帛易经》“无孟”，《史记》引作“无望”。《楚竹书易经》则作“亡忘”，由于音转问题，“妄”“孟”，皆是“忘”的通假字，而“忘”于语意上更为直接明白。再者，“忘”字有“心”，察在本质，情趣不低，较准确地反映了卜筮者也是要常持内敛内涵的心态，深察社会人生。故司马迁于《史记》中亦多次赞评卜筮龟策者。

（三）另外，《上博易》还有不少独特之处，例举如秩：一是句子简洁，而《汉帛易》今本《易经》俱有增益。二是造字形象，如《上博易-旅六二》“旅既···” 之“旅”，“旅”下有“足”旁，其意更显；而今本《易经》《汉帛易经》《阜阳汉简易经》俱为“旅”，组合语意要逊色些。“井卦”之“井”，《易》之今本、汉石经、汉帛、帛易系辞、阜阳汉简、传本归藏、秦简归藏等俱同，惟《上博易》“井”下有“水”，但更贴切真实。今易、帛易、汉简易在《豫卦》《比卦》皆为“三”，而惟《上博易》作“晶”，《说文》释为“参，商星也，从晶”，“参”，《广雅-释言》“参，三也”；而“商星”即“心宿”，盖为“於伯迁商丘”（见《左传-昭公元年》）的原因。《左传-襄公九年》“心为大火”，《星经》“心三星，中天王，前为太子，后为庶子，火星也”，为二十八宿之一，苍狼七宿第五宿，有星三，即天蝎座σ、α、τ，《诗经-绸缪》“三星在天”，即指此“三星”，宋朱熹《传》云“三星，心也”，指“心宿”。 其中有“天王”，英文为“Antares”,一等星，色赤，《诗经-七月》“七月流火”，为此星。故“晶”与天文学有关，其主火，符合古楚地祭祀祝融火神的传统习俗。而“晶”字形又有“三个白天”的含义在内，明光闪烁，赤热异常，近火；“晶”“心”形似且“晶”为水之精华、“心”为人之主志，义意相仿。这都说明《上博易》中出现的“晶”字，意义非常，不是随心所致，实与自然天象有关。同时，亦符合古《易经》是“日月为易”、“纪时纪史”的产生缘由。三是《楚竹书易经》只有“经”，没有“传”，说明古时“经”与“传”是分开的，各自独立成篇；另外，“经”是本，“传”是末，但“传”能帮助理解“经”，不用“传”，仅置“经”，又表示墓主易学水平是较高的。四是今本《易经》《汉帛易经》俱避汉高祖刘邦之讳而将“邦”改为“国”的，《楚竹书易经》则无此，可以推知《楚竹书易经》早于《汉帛易经》，亦属其特点。五是《楚竹书周易》还出现了“九六”数词，则直接证伪了先秦无“九六”之称的论断，于学术颇有裨益。六是“匚”的出现，将《易经》的“上下经或篇”之争进行了中和。古《易》称“经”极早。如汉班固《汉书-费直传》云“徒以彖、象、系辞、文言十篇解说上下经”，《汉书-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汉《礼记-经解》“洁静精微，《易》教也”，可见持《易》为“经”不少。而在经、篇分数上，亦多疑歧。汉《易纬-乾凿度》云“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为上下，象阴阳也。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子夏易传》，称上下篇，说古无“经”字，“经”字为后人所加。《汉书-艺文志》亦称上下篇。汉《孟喜易》则称上下经。宋项安世《周易玩辞》“《易》之称上下经者，未有考也，以《序卦》观之，二篇之分，断可知也”。而“匚”的出现，可解此争。《说文解字》读“ 匚”为“方”，用“方上方下”以别上经下经，上篇下篇。使易学史上长期串演的“经”、“篇”之争，于此纷疑冰释。如此等等，不一枚举。

以上我们分析了《上博易》诸问题，成熟、文明程度高是其主要点，其地其人或当久悠薰受古《易》正宗之风。如有表示人与人之间文明、和谐交往特点的阴爻“八”的出现、六种红黑符号的交替运用及语辞简洁、造字形象等，表现了其易学水平之高，为侧面说明古《易经》起源于中国南楚，臻于北地易水且只能产生在上古“禅让制”鼎盛时期的论断提供了新证。

四．从《汉简易经》看《易经》起源

《汉简易经》是指1977年7月于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易经》资料。墓主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汉文帝15年即公元前165年下葬。二号墓有二十八宿圆盘，六壬栻盘，栻盘架盘，太乙九宫占盘，竹简若干。竹简内容有《苍颉篇》，《诗经》，《易经》，《年表》（上迄西周下迄汉），《大事记》，辞赋。其中《楚辞》，《刑德》，《日书》数百片，在睡虎地，马王堆出土过，其文在《孔子家语》，刘向《说苑》《新序》里有见。

关于《易经》的有三百多碎散简片，其中有今本《易经》六十四卦中的40多卦，与《上博易》一样，无《乾》《坤》二卦。简片中有卦名、卦辞的91片，有爻辞的60多片，每爻辞间有圆点断开。属筮卜类的《易经》.类，超过752片，计3119字，经文1110字，卜辞2009字，有卦画的5个（大有、林、喷、大过、离），存在有卦爻辞的221片，分属52个卦，残破特甚，原卦序无法复原。卜占顺序是卦名、爻题、卦题、卦辞、爻辞等内容，以“八”表示阴爻。阜阳《汉简易经》的特点是：一是在卜辞后有问具体的卜辞，卜辞语气与马王堆、秦简日书所占卜的辞类似。其格式是：卦画写在简上端，下空一个字格写卦名，后书卦辞。即卜辞、爻题、爻辞、卜辞、0、爻辞。题前有圆点隔开，卦爻辞与卜辞之间无明显区别，仅在卜事前加一“卜”字。具体步骤是：。（圆点）、爻题、爻辞、卜某事吉或不吉、卜某事吉或不吉。二是异文多，与今本不同的卜事之辞达400多片，可作勘校之用。阜阳《汉简易经》的卜辞虽很残破，但可看出是分段抄写的。爻辞与爻辞间也不独立，而是连抄，只有一圆点隔开。每条卦辞和爻辞后都有卜辞，卜辞与爻辞无隔断符号，大多以“卜”字起首，也有用“以卜”起首，亦有不用任何符号直抄，卜辞事项非一条一事，而是多条多事。三是《汉简易经》还无时间、占主、占者，因整体的所作简筮，年月如在，便于查考验证。抽样时，占主更带有普遍性。但由于这些筮简零乱，时地有碍，编这样的本子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故其成书断定在战国秦汉之际存在。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易经》与阜阳《汉简易经》一样，都是经过编纂的。四是阜阳《汉简易经》内容丰富、涉及面广，颇似一部百科全书。有天气晴雨，有劳动田鱼的，有卜人事的，有卜军旅的，有卜生老病死的，有卜婚嫁儿女的，还有术官、居家、举事、君王、大臣之卜。由于内容过于宽泛，也反映了它不完全属于某一个人的，当杂有他人的卜占资料。

从阜阳《汉简易经》原文内容来看，还有如下诸特点：

（一）《汉简易经》的卜辞部分是其主要特点。在通常谭《易》里，只有卦爻辞，即筮辞部分。但《汉简易》则在其前部分后面加上了卜辞部分，由此构成了对前者的解释形态。这在《汉帛易》《上博易》《秦简归藏易经》以及其他散杂卜筮简牍里是没有的，可谓别具一格；而其有助于人们对古传筮义的理解，则又可谓之为独领风骚。《汉简易经》的这类卜辞，现存2169字，是今本《易经》（已谬称《周易》）的三分之二。这些卜辞衔接在卦辞、爻辞之后，与经文（筮辞）没有多大区别，有的仅在卜问前加个“卜”字。我们知道，西汉刘歆《七略-六艺略》载“《易经》十二篇”，是就典经方面说的；而《七略-数术略》则谓“《周易》三十八卷，《於陵钦易吉凶》二十三卷，《大次杂易》三十卷”等，则属于筮龟家的《易》。同样，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也是这么说的。故严格说来，《易经》不是《周易》，《周易》算不上《易经》。将《周易》等同于古《易经》，是错误的。古《易经》是上古原始禅让社会的典经，蕴含有排列组合科学原理；《周易》则纯粹是卜筮书，是反科学的，或产生在殷末周初。二者产生的时期和表现内容均不一样。由于历史的原因，古《易经》与《周易》已经混淆，今天的人们已经没作区别了。同时，又由于现代科学文明的需要，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古《易经》的科学意义，分清古《易经》与卜筮《周易》的原则区别。由于《周易》的卜筮谶纬迷信，悖离了古《易经》科学主题思想，使得古代中国盛行占卜术。如《汉简易经》《秦简归藏易经》，亦俱属此类。所以，古卜占难明且夹杂占者主观意念，问占者只好古为今用，自己加上解释或喻比于自身实际，显然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的。这即是《汉简易经》卜辞部分的由来。为便于理解，兹以数例释之。其一，前加“卜”字的。如《汉简易经》之《大过》卦“橦侥，利用（悠）往，亨···卜病者不死，妻夫不相去，不死。”又如，《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卜子产不孝，弗···”这是一种前加“卜”字的。“卜”字以前为筮辞部分，后为卜辞部分，后者是前者的解释，用一种哲学语言来表示即具象的说明。其二，前不加“卜”的。如《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以卜大人，不吉。”又如《离》“利贞，亨，畜牝牛，吉。居官及家不吉，罪人不解。”虽然前无“卜”字隔断，但依然能看出筮辞与卜辞的区别，卜辞是筮辞（经文）的注解。用既已编定的卦爻辞（卦爻辞是以往的筮辞），或《易经》编纂的教训史箴，在《易经》卦爻辞下直接书写卜辞，可有验证的作用。

（二）《汉简易经》卜辞部分的学术意义甚大。南宋朱熹说“《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道出了人们的普遍感觉。但古代卜、筮各有分别，至先秦即已不厘。《汉简易》的出土，则说明卜辞是筮辞的注解，表明了二者的关系。筮辞部分是对筮占的记述，卜辞是对龟卜的记述。但人们对卜与筮是什么样的关系，曾不甚明了。《汉简易》则释解了这个难题。故有学者说“古人求神灵决疑难，往往龟卜筮占相辅为用，包以兆卜，筮以象数定吉凶，它们之间必然有相应的的连带关系。可惜筮卜关系已经失传，《阜阳汉简周易》可聊补这方面的不足”（《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韩自强著）。另外，据汉世相传的文献看，“卜”字后来非指进行龟卜，而演有占断、推测的义意，故可以省略。由此又表现了“卜”字本身在古汉语史之社会习惯变迁轨迹，为古汉语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在二号墓出现的二十八宿圆盘、六壬栻盘、太乙九宫占盘，则说明其卜筮条件好、水平高，且涉及天文（二十八宿）、地理（六壬），与上古《易》初起自然界、探讨自然界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三）《汉简易经》的出土与编辑出版，是今天“易学”的新发现，尤其是卜辞部分，影响将是深远的。近有人在甘肃敦煌的汉简占书中，发现了与阜阳《汉简易经》性质相类的情况。即在卦爻辞后，并接抄有具体卜问事项之辞。这只能说明阜阳《汉简易经》的流传、散佚。因为敦煌藏简甚迟，且多是内陆“走西口”“下南洋”谋生发财们的“作品”，当然，也说明这种《汉简易经》作用大，流传范围广。而有人将《汉简易经》当作云梦出土秦简《日书》类的，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已经知道，古《易经》从自然界（天地日月阴阳）变化角度，产生文字文明，后则别分。其纪时的当是《日书》，汉《史记》即有《日者列传》。其纪事推理的是卜筮，汉《史记》同样有《龟策列传》。秦简《日书》是重在纪时纪事的，是一种自然记叙行为；卜筮则是具含事理的预测实践行为，虽因条件限制，有误导歧见，又容易使人生偏见或因可能揭人短而有憎恨者。二者虽然同出于古《易经》，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区别，不宜在此过分纠缠。至此，我们还认为，在筮辞经文上，以卜辞作解释，甚至验证，其现象与《易经》自有《易传》一样，这是一种学习方法上的更新问题，其释义有是与否，聚群有大与小等区别，可以更好地理解经义。这是一个好的特点，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易学”范例，是值得研究的。而或因《汉简易经》（特指卜辞部分）与社会生活实际联系紧密（几乎到了就事论事的程度），古《易经》方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并流传到今天，影响亦如此之广大。

    五．从《秦简归藏易经》看《易经》起源

《秦简归藏易经》，是指1993年3月湖北省江陵荊州镇王家台十五号墓出土的易占类辑编。从随葬物看，十五号墓主或是侯王级别的吏臣。墓中共有竹简813枚。字体为墨书秦隶，考为秦朝晚后时期文物。内容有《归藏》（易占类）、《效律》、《政事之常》、《日书》、《灾异占》等。《效律》96枚，与《睡虎地秦简》之《为吏之道》基本相同。前者对校对后者顺序有重要参考作用。《政事之常》65枚，利用图表形式铨释，类似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一段话，对校对、理解《为吏之道》有关文字以及探讨秦代政治思想与五行学之间关系均具重要意义。有关《日书》竹简量最多，多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相同，可为勘比。《灾异占》简不见其他《日书》资料，与《京房易传》、《易飞候》文字肩似，内容可弥补秦时地方社会习俗、自然天象等史料不足问题，其与《易占》当有一定的关系。

其中涉及《秦简归藏易经》的竹简共394枚，其中有《归藏》编号的易占简164枚，约4000余字。但简体残破，顺序难定，未能拼凑成一个整简。其为六画别卦，共有七十种卦画，重者十六，尚有五十四种。卦名七十六，重者二十三，实际五十三。卦辞亦有重复的。下面就它的相关特点分析一下。

（一）《秦简归藏》，作为一种古《易》，主要表现在它的“易占”简方面。“易占”体例，以《易卦》开头，后是卦名及解释辞。它以“一”表阳爻，“六”“八”形状表阴爻。由于年代久远问题，可辨识的有50余个，其中有重复的卦画卦名，所见卦名多与传本《归藏》卦名相同，解释辞则与今本各爻辞不尽相同；采用的古占筮例，涉及古史人物，所占必是帝王、封君大臣、封国大事。如有上古伏羲帝、黄帝、炎帝、穆天子、共工、羿、夸王、夏启、武王等，其羿射十日、嫦娥奔月、夏启乘飞龙、武王伐纣俱见于史书，可映证史实。由此专家认为，《秦简归藏》是佚亡已久的“三易”之一即《归藏》。其中的东周故事，或为持有者孱入。说明此《秦简归藏易经》有古《尚书》随朝代变化之特点。

（二）湖北王家台《秦简归藏易经》有今本《易经》中的《同人》《鼎》《暌》诸卦，概是古卜占多有各自选择自由缘故。卦名亦有不同的，如《秦简归藏》的《天目》即今本《易经》的《乾》卦，《劳》、《丽》、《毋亡》三卦，依秩为今本的《坎》、《离》、《无妄》卦。其所以有此区别，正如在论文前所阐述的，当是有某种忌讳存在，这也是古代楚地所常有的现象，不足为怪。只是《秦简归藏》卦名要明白易懂些，更贴近社会生活。如前之“天目”，直白是“天的眼睛”；而“乾”字，非平常人所能通识。又由于《秦简归藏》这种字词变化，造成了其语言特色。一是简明扼要。如《同人》卦“同人曰：昔者黄啻（帝）与炎啻（帝）战{}涿···巫咸，（巫）咸占之曰：果哉而有吝”。炎、黄本为同宗，故战后“有吝”，是要两败俱伤的，便宜了第三者。除卜占格式辞外，不到二十字，却浓缩了华夏五千年之争斗，可谓是语言学运用上的奇葩极品。二是语言形象。如对神话“嫦娥奔月”“羿射十日”的表述，就极为传神。原文是“《履》曰：昔者羿射堵比庄石上羿果射之曰履{}{}”。其“羿果射之”，表现羿（古尧帝大臣）动作矫健， 既能射落十个太阳，自然具有果敢精神。又：“《归妹》曰：昔者恒我窃毋死之（药）{}{}{}{}{}奔月而支占{}{}{}{}”。“窃”，表示恒我（即嫦娥，为羿之妻）心细谨慎；“奔月”，则表示其超脱潇洒。而于羿、嫦娥的记述，还表现了作者的英雄主义政治观。要知道，作为汉时正统史典司马迁撰的《史记》，是阙此载纪的。其原因或缘起“后羿篡夏四十八年”的史实。

（三）《秦简归藏易经》的出现，轰动了学术界，说明古代传说的《归藏》存在可能性增大，或使《归藏》这部亡佚已久的上古《易》书有望重见天日。其别具特色的卦爻辞，可证明今传本《归藏》不完全是伪书，想必它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其吸取上古某种卜筮方式是可能的。惟是《秦简归藏》无书名，落简落字过多，体系散碎难全窥，是否确属古《归藏》易书，证据显示尚不足。虽然从出土考古实践看，传统古书（简牍为尤）少有书写篇名的，多由后人补缀。但有标名的，其肯定性自然会大大增强。《秦简归藏》惜未标篇名，其真实性当须有待证实。但它与传本《归藏》关系紧密，言辞形式有似，可勘校传本《归藏》。同时，还能以此窥见先秦筮法的某些特征。《秦简归藏》作为《易》书，它有非常的格式化。先是卦画、卦名，后“曰”连接卦辞，卦辞皆为“昔者某卜贞卜某事而枚占某人，某人占之，曰吉或不吉。”其多有“卜”字，共30余数。《说文》“卜，灼剥龟也”，《周礼》有“大卜”“凡大事卜”，《礼记-曲礼》“龟为卜，策为筮”，故《秦简归藏》该属“龟卜”。今台湾学者屈万里也持这种观点，他说“易卦源于龟卜”（《周易研究论文集》{一}，北京师大1987年版）。而传本《归藏》则是“策筮”。又《周礼》有“筮人”，“小事筮”，周王室是“先筮后卜”，《周礼-春官》“凡国之大事，先筮后卜”，《左传-禧公四年》“卜之，不吉；筮之，吉”，说明卜、筮本是有一定区别的。但卜与筮于先秦即已不分，如“占”可兼卜、筮。《广韵》“卜，卜筮”，《易经-系辞》“以卜筮者尚其占”。占有观、说二种。《尔雅-释言》之《疏》“占者，视兆以知吉凶也”，这是观视；还有口占，《韵会》“隐度其辞，口以授人，曰口占”，如宋王安石诗云“坐占白鸥沙”。据此，足以证明史上“《连山》《归藏》以七、八不变为占，《周易》以九、六变者为占”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而有人将《秦简归藏》当作传本《归藏-郑母经》，则说明《秦简归藏》所用占法亦是另有别径的。

从以上分析可知，《秦简归藏》内容类似今本《易经》，同是多涉及国家部族大事的。而其格式有异，多现“卜”字，应属龟卜类，是“卜大事”的；传本《归藏》则属策筮类，是“卜小事”的。又《秦简归藏》具载“羿”、“嫦娥”的英雄事迹，表现了其独特的政治主张，与正史汉《史记》裨补。总之，这些都是与古《易经》“日月为易”“光比日月”的主体精神和自然观分不开的，为探讨《易经》的真正起源提供了正面证据。

 六．从出土楚卜筮散简《易》看《易经》起源

古《易》在古占筮卜辞散简中也多有出现，其作用不可低估，有的可谓“涌金喷银”。如当今从出土的零散竹简甲骨中发现的“数字卦”，可以证明易学史的“重卦说”出现在商周以前，推翻了“文王重卦说”及“文王作《周易》”的历史承论，将今本《周易》（易经）的起源至少前推了两个朝代。

现今存在的古占筮卜辞散简有：1965-1966年湖北江陵纪南城一号墓出土的《望山楚简易筮》（简称《望山楚易》），1986.11-1987年1月湖北荊门包山二号墓出土的《包山楚简易筮》（简称《包山楚易》），1994年5月河南新蔡县洪河北岸出土的《新蔡楚简易筮》（简称《新蔡楚易》），共三种，现已整理。还有1978年初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的战国楚竹简易占，1986-1987年湖北江陵秦家嘴一、二、九十九号墓出土的楚竹简易占，待发掘。而《清华大学藏简》与《上博易》同为购藏品，且公布不多，涉卜占《易》甚少。故下面仅就已经整理的前三种战国楚简易占分析一下，以窥其于古《易经》的起源有何裨益。

（一）《望山楚简易筮》（简称《望山楚易》）。其墓主为邵（“邵”下加“心”），是战国中期楚悼王（公元前401年-前380年）的曾孙，为下大夫，下葬年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一号墓还出土了“越王勾践剑”一把。随葬筮简是墓主的卜筮祭祷记录。这类简在全国属首次发见，惟保存不佳，残断者颇多。经过拼接后，总数207枚，一般长度15cm，竹简文字千余。其特点是首次在筮简上标明了卜筮工具，说明卜筮中的别样情况。它的通常格式是先记卜筮时间、卜筮工具、卜筮结果，最后记墓主求福去疾的许多祭祷措施。与包山易筮、新蔡易筮形式、内容通似。

（二）《包山楚易》，其墓主为楚上大夫，身份仅次于封君侯王，下葬于公元前316年即竹简最后纪年“大司马卓滑救甫之岁”。墓中出土竹简444枚，文字计282枚，字数15000字，分卜筮、司法、遣策等。其中涉及卜筮祭祷54枚，22枚专记卜筮。其特点为：一是其卜筮法与《易经》直接有关，占法不同，占事占辞相类。商周甲骨卜辞也是《易经》卦爻辞用来编纂的素材。《易经》形式上用易卦，并记占事之辞，是原始卜筮刻辞制度的遗存。我们讨论的这些战国楚竹简易筮资料即属此类。战国时卜筮并用，卜多于筮，卜的传统十分强固。其时，《易经》早已定型，楚人仍然沿用传统筮法，其记载筮事与经验和所得筮卦，并不用《易经》卦爻辞，即使在《易经》卦爻辞编定后，也只用卦画占筮且仍然存在了较长时间。二是《包山楚简筮》卜筮，是墓主为国政大事祈求鬼神保佑、赐福的。而占问之事主要有求贞人出入宫廷侍王是否顺利、何时获得爵位、疾病吉凶等。与王家台《秦简归藏》必涉远古、多载帝王、大臣、部族战争、封国大事乃至神话人物相类，亦是“卜大事”的。三是它有一种较固定格式，即先是前辞（纪事纪年日用干支，并载卜具）、命辞（有卜得爵）、占辞、祷辞和第二次占辞。具体卜筮祭祷简辞可表述为：某时、某人（占者）、以某种卜筮工具、为某人（占主）贞某事“尚毋有咎？”、左右并列的一组两个卦画（无卦名）、占之、恒贞如何？短期如何？以其故改（或它种祭名）之、具体祭祷之事。例如：“宋客盛{}聘于楚之岁，{}尼之月乙未之日，···少有忧于躬身···”。四是简文中有6组12个易卦数字卦画，每组卦画由两个组成，左右并列。卦由“一”（一）、“A”(六)、“X”(五)、“八”（八）四个数字中的两、三或四个数字组成。其中出现的“一”，为恒有。如《豫》《兑》两卦由一、六数字组成；《损》《临》两卦由右《损》卦、左《临》卦、六三均作“八”，其余由一、六组成。而《秦简归藏》有卦取卦画与画、卦名、卦辞，但无爻辞，《易经》多出了爻辞，是竹简易筮这类古用易法的进一步繁化。《新蔡楚易》竹简易筮，仅取卦画与占断辞，且卦爻以数。正是这些数字的出土，为今天易学研究带来了惊喜。惟是其数字表现形式稍异。如安阳四盘磨一片殷墟卜骨，上刻有三个六联体符号，有两个符号下刻有文字两个，转换成今数即“七五七六六六曰魁”，“七八七六七六曰隗”，此被人称为“六象筮数法”。《魁》、《隗》有似卦名，于《周易》为卦名《否》、《未济》。“魁”为首领，为乾，主内在；“隗”为高山，表示高大，与巍、嵬相近，当为坤，主外在形式。这当是两个连卦，与《连山易》之“对联卦”或有关系，因连山氏又名魁隗氏。又殷墟小屯南地“四卦龟甲”上刻“阜六阜九”，阜为小山，突出貌，古《国语》假借为“魁”，与《易经》乾卦类似。这些都是卜筮的某种动变形式，而这些卜筮，显然就是著名的后来推倒“文王重卦说”即“文王作《周易》”的“数字卦”。（注：此有专论）。

（三）《新蔡楚易》，为墓主生前卜筮记录。其墓主是显赫的楚国封君平夜君，内容载战国中期楚悼王末期事的地方政事（亦附涉事主私事）。出土竹简计1571支，写作风格不一，由多人抄写，一为卜筮，二为遣策文书。前为多数，后者极少。其固有格式是：前辞、命辞、占辞组成，亦为“数字卦”。易筮简共15组，完整的有12组24挂，由一（一）、×（五）、A(六)三个数字组成，迭成六排，与今本《易经》爻数相同，由于数字非惟二个，非奇偶不能与阴阳爻侪并，但亦当是一种数字卦。故《新蔡楚易》其特点就是与以上二种散简散筮一样，仅作为“数字卦”，即是一大发见，作用非常了得。

从以上分析可知，三种战国楚地零散简筮，虽然各有特点，但通似者居多。俱是原始卜筮刻辞制度的遗存者，即用《易占》形式，六用易卦爻，并记占事之辞。所处时代大致，俱为战国中晚期。墓主身份虽有层级高低，但均属贵族，即使占者地位有所下降，仍为封君大臣一脉。卜筮内容形式俱都相近，同是专为一个主人进行的卜筮实录，且主要是为卜筮政事管理的。其同为“数字卦”，虽与其他数字卦形式稍异，如与殷墟卜骨数字卦即有表现不同，但意义作用一样；同时，因是散简碎片，其易占的体系性难窥。但不管怎样，“数字卦”的出现，将推倒既往成论，并无疑地开启易学新时代（详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4期。并参看今人唐兰、张亚初、李学勤之相关文著）。

七. 关于“易”的问题

既然《易经》是“易”，或应该与“易”字内容有些关系的。据先辈讲述，易氏先祖很重视自然天地及变化，其祭祀仪式很神秘而讲究，有甚于祭神。人生天地间，自然要看天行事，重实际的。那种“跳出天地外，不在五行中”则是难的，仅是神话传说而已。本人青少时于老家，偶然发现祭龛奉祀的特制“称砣”，其色淡灰，形如石，但于比重仅石之三分之一，不知何质。外感年月古久，石上镌刻“元亨利贞”四字，为《易经》开首语，可知《易经》于此位置之重。而“称砣”有衡度、标准的意义，是贸易交易的价值评判，或以是涉《易经》主旨。再如受《易经》思想感染，尚流行于当地的棋艺游戏《五子飞棋》，棋形呈十字形，对弈时，有“金、木、水、火、土”各个棋子的移换；《打煞棋》为正方形，有“连山”的吃子方式等，明显运用了古“五行说”，三易之“连山易”等易学术语。说明《易经》的原义仍留存在此，启人睿智。

本人曾见到清光绪年间刊刻的某《易氏族谱》，其载“古有易国”，甚有感悟。“易国”的史载不详，然其是存在的且具有自身特点，“易”字本身即是说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易为日月，象阴阳也。”我们还可据《易经》内容，推断“易国”的历史本末。易国的最初活动区域或在今河北省易县一带，最先为夏诸侯国“有易氏”，以易水而得名，后盛唐时置易州，近海占山，是汉民族的俗习，也是古人“乐土”的标准。据近代考证家王国维考证，古《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有易氏”，屈原《天问》“有扈氏”（古扈通沪，沪为今上海市简称），俱为今易姓先祖，与“易国”有关，惟其地域有变（或谓“出北狄而雄冠南楚”）。今天，因邃古悠邈，考证繁难，“易国”的成立年代估约在公元前三千年，正是我国文字的雏生期。从《易经》里，或可寻出“易国”的蛛丝马迹。如“潜龙勿用”“龙战于野”“高宗伐鬼方”“十年乃字”等。《易经》是其出征、婚配、安邦的过程，用来纪时纪史的。其箴言铭训如“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谦谦君子”“匪夷所思”“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等等，实似一部政典史箴总辑，而其最初缘由是非关“卜占”的。在其爻辞中出现“吉凶”“无咎”（“无”字在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易经》里作“亡”）等语的，则表现他们对事物进行预测、推断事物变化有独特之点，这或许与其历史上的某些原因有关，如职业、职官、谥讳等。《易经》此预测特点之形成，非一蹴而就，是在自然、社会实践中不断变化、渐趋渐进的。而孔子《易传-系辞》“易有太极”，汉《易纬-乾凿度》谓“易始于太极”，汉虞翻《注》说“太极，太一也”，则是就义理上面说的。

国外常有人研究《易经》的，尤其是一些汉学家，颇受《易经》感染。西方《易经》第一个译本是十七世纪的拉丁文本，为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作。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所撰《哲学史讲演录》卷一里有专门讲到“易经哲学”部分的，黑格尔在此指出“中国人说那些直线（阴阳爻），是他们文字的基础，也是他们哲学基础。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可见评价甚高。德国大数学家微积分创始人之一莱布尼兹，其著名的“二进制”即与易学“先天八卦”通似，而其与法国传教士白晋讨论《易经》的通信，对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十九世纪末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德-阿尔莱所作的《易经-复原、翻译与注释》，至今享有盛誉。二十世纪初，德国卫礼贤父子是西方易学权威 ，所著《易经八讲》是西方学习《易经》的必读书。新中国至今，有了许多译本，最著名的当推英国人布洛菲尔德的《易经》译本。改革开放以来，他们还翻译撰写了不少《易经》、易学方面的作品，如英国理雅各所著英文本《周易》（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巴克特所撰《易经-第一号成功预测》（宁夏出版社1989年版，陈伟译）等。外国学者们还适时地将《易经》图案如双鱼“太极图” “八卦图”等，用以学习宣传。如韩国国徽，新加坡空军机标志等。其研究《易经》，多侧重预测学、心理学、未来学。他们称《易经》为“ICHING”即“aleatorg”，意为：随机，机遇等。在数学（计算机图画）、艺术上，人们都是借助未可预料的自然力量，如空气、水、火、磁性或化学作用达到的，并指出这是一种“人法自然，自然法人”的思想体现。虽然由于时地有异，他们对古代中国了解有限，然而在“易学”研究上，精辟新颖，发人之未见，其书著多有道出《易经》之“易”的真正意蕴之所在的。

 八.  结论：

总上所述，从以上几种关于《易经》出土的秦汉简帛、战国楚地《易》占卜筮散简的内容表现，可以看出《易经》起源的总体特点。一是与探索自然界日月阴阳变易法则有关，如对阴阳卦爻画数变的排列组合科学分析。二是“阴阳三合”（屈原《天问》）正、反、合三段论辩证法哲学。三是世界古文字雏形，是一部古字典词典。四是古代“易国”的纪数纪史“日记”及政典，惟是对时事进行了遴选。五是一种对事物现象进行预测、推断有禀赋的民族，对日月天象自然现象及规律的归纳总结。六是帝系传承，如“伏羲氏”“羿帝”“太一上帝”“有易氏”或与“易”有关系，最初当为盘古氏，表现初是崇日派东方原始部族酋长。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不管沧海桑田，物人倏忽，其主体总有显现。在这里，我们分析了数种简帛、《易》占卜筮散简的原存信息载量，而于“数字卦”的考察，道出了古《易经》的最初起源问题。这就是以上三点的总合，归纳成一句话，即《易经》突出了“天地日月规律”，遵循自然界变化法则。这是古《易经》的真正通旨。

最后，上古《易经》的产生，说明我们古人很早就重视天地日月，讲究天时地利。它是人类长期探索自然社会，改造自然社会迈出的第一步，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一步，具有开启性意义。它既是民族的瑰宝，又是人类文明的首端，今天已盛行海外。可以说，《易经》的思想博大精深，总览涵括了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重要思维形态。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三段论“正反合”的辩证哲学是《易经》思想的最高铨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是《易经》思想科学而现实的深层表白。可见，《易经》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今天，我们要弘扬《易经》精神主旨，研习稽证古今“易学”思想，走科学发展之路，以复兴伟大中华，最终实现中国梦。

                             易经太极八卦图览（百度）

 

              （易律夫公元2015年7月15日农历乙未夏旬撰于易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