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百题》（67）

                                 易律夫撰

古《易经》在周代表现的是卜筮《周易》，正如商代的古《易经》表现是“卜辞”，夏代的古《易经》表现是祀社（郊占）一样。但夏商周及其以后的世袭帝制是不同于古禅让选举政治的，古禅让选举政治的基本点是私有政治和私有经济。由于夏商古《易经》内容没有表现出来，或者就是周代的卜筮《周易》即今天通行本《易经》的大部分内容。又由于周文王依据古《易经》首撰卜筮《周易》，仅是增加了周文王被囚在羑里的事实情况，故今天流行的通行本《易经》（多谬称为《周易》），或当即是战国诸子百家常说的古《易经》，也就是原本古《易经》（已定卦名的64卦《易经》）。而西汉刘歆《七略》所载“38卷卜筮《周易》”因为早逸，我们今天常常误称的“《周易》”，其内容可能还是古《易经》内容。当然，也不能排除真正的古《易经》内容已经久不存于世。

作为中国历史三代之一的周王朝，对中国历来的政治文化影响是很大的。首先其八百余年的统治历史（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礼制模式，宗法制度，封建分封等，较好地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周天子是世袭帝制，但有古禅让政治（血缘部族、私有经济）的某些进步因素存在。比起权力高度集中的世袭奴隶制（夏），中央郡县集权制（秦），似乎要文明些。所以，周王朝失落的东周，其天子王朝形式仍保持了五百余年，其间诸侯国争锋不已，突出的大战争也并不多（非如秦统一以后诸朝代更替），甚至有各诸侯国文治德政、君子外交的相互攀比。周王朝内部也相对平和，其协调的作用颇为明显。而当时的“问题文人”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虽然诗书满腹，但待遇不公，曾有人称他如“丧家犬”，也赞成周王朝，将其与尧舜圣治侪比。孔子对古《易经》的占卜态度是由于其儒家思想决定的，孔子主张“不占”，虽然其可能作的《易传》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易传佚文》，只能说是孔子应学习者而为，为了生活薪水而已，不是孔子思想的主题。孔子在《论语》里还说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王朝那班统治者其政策实施之稳妥开明。而于周时，未见大规模排弃其他文化现象，仍然公允地对待以前古历史载纪。如《书》续了《周书》数篇，但仍以《书经》名之，不以《周书》名之。甚至明确为周史官撰的《周书》（即《逸周书》），本是周朝的历史载纪，东汉许慎称《逸周书》（以别《尚书》之《周书》篇）。但《周书》之名仍不见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古《诗》亦然。《诗经》内有周诗，甚至先周诗，但没有以《周诗》名之。《官经》也是古以前的官纪，续有周时官纪，但在周时，也没见以《周官》名之现象。其他以“周”名之的典籍，多为汉辑本。而如左丘明与孔子“乘如周，观书于周史”、伪《左传》（见《易象》与《鲁春秋》）“周礼尽在鲁矣。”、伪《左传》“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等的“周礼”“周史”“周易”，俱非周人自称，而是诸侯国人的口气。由于文献是上古各代前朝的承传，其中虽续有周代的纪述，也不便以周本朝名之的，因为有冒名之嫌。新朝王莽将古《官经》改为《礼经》，并终以《周礼》名之，以及古本《山海经》《周礼》《左传》《史记》等汉辑著出现的“周易”现象，仅是王莽、刘歆等的政治权术而已。当然，是周王朝时期的新作品，如周公摄政制定的为政制国等措施方法，仍当以周名之，如《逸周书》等。由于《诗》《书》《礼》《易》等俱是上古传承的，周朝只是根据性质按例续写的。如《书》之《周书》，《诗》之《周颂》等，不能仅以当朝即周名之，这也是古来的通例。就如“周易”来言，周代的作品未见《周易》书名，周的出土文物亦一样。因为“易”自古就存在，各朝代解释不同，用单个朝代称呼是不确切的。孔子要说称《易》，也只是指《易》书，不是《周易》。故与孔子大体同时的左丘明也是不会直接称《周易》的。左丘明（公元前502-公元前479），与孔子同时（或稍前），作为周王朝宗系鲁国史官，不可能为“问题文人”孔子《春秋》解释立传的。其《左传》《国语》称“周易”，只能说它是后人伪撰（西汉刘向曾自述分《新国语》为《左传》和《国语》）。而司马迁提到的《周易》以及汉辑古《山海经》《周礼》的“周易”，或是衍文，或是汉儒杜撰杂掺。

至于周文王“益《易》”（《史记.周本纪》），当是古《易经》的一种完善。由于不少名家怀疑周文王始作“六十四卦《易》”，而卦名也是商或商以前的古定，故周文王很可能只是增加了古《易经》的爻辞，这些爻辞也不是古《易经》的通行爻辞，而是周文王自己在“羑里”的实际感受，故今通行本《易经》（或谬称《周易》）多是商史事。周文王为了纾解七年“羑里”之郁闷，以“卜筮”来益智，也为了探求解除牢狱之灾的方法。其卜筮方法也与商卜（龟甲）不同，用了一种简单的蓍草，或因当时牢狱条件所局限。所以，现在我们说的《周易》，是周文王所首立，特点是用蓍草，所以我们称“周筮”。而周文王卜筮用的这种蓍草，在当时的商都朝歌周围，几乎遍地都是。但欲用营养价值很高的龟甲“益《易》”，则不易。同时商王朝对所囚周文王即西岐侯姬昌进行国策式的卜占行为，可能还不允许。用夏“社”，须要到牢外郊野作法，条件也不允许（商纣已设有预防周文王逃跑措施）。当然，由于周文王姬昌在“羑里”资料有限，书写条件也不方便，其《周易》的内容仍多是古《易经》。所以今通行本《易经》的内容仍然是原古《易经》，只是增加了少量的周文王个人某些见解的内容。而且这些增加的内容，又很可能还是在代商建周后姬昌被谥称文王时期（因为今通行本《易经》《易传》均载有文王事）裁定的。

                               河图洛书图览（图略）

              

                  （纪元2018年11月8日农历戊戍孟冬旬日易律夫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