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有三方面问题需要重视。
首先是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一方面农民土地征收问题诟病非常多，征收范围过宽、补偿过低、过程不规范，对农民利益伤害很大，对此中央正在积极研究改革并试点；另一方面城市土地不合理利用对农民负面影响也非常大。
当前城市土地利用中突出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城市建设用地中工业企业的用地比重过高、价格过低，从而导致了土地市场和机制的扭曲。很多城市除基础设施外，占地比重最大的就是工业用地。上海城市工业用地的比重超过30%，更不要说中小城市。
在多年运行中，各地都采取低地价甚至零地价的方式招商引资，导致工业地价非常低。最新公布的全国平均工业地价是750元/平方米，全国住宅平均价格是其7倍，写字楼商贸用地价格是其9倍。在这种畸形的工业地价体制下，很多企业囤地发财，甚至涌出很多僵尸企业，一去就收不回来了。城市政府难以进行二次开发，于是不得不更多去征收农民的土地，更多从农民那里压低价格。
二是企业寿命并非很长，但批租给企业用地的周期却长得多。2013年国家工商总局依据2012年全国企业情况公布数据显示，存活期不到5年的企业占59.1%，存活期5-9年的企业占24.9%，84%企业的存活期不到10年，接近13%企业存活期是10-19年，存活期超20年的企业只有3.2%。上海四级工业园区企业的存活期通常不到9年，但工业企业批租的土地是40年，很多企业对自己经营如何不关注，关注的是地价升值，据此囤地生财。
三是城市建设用地用途相互机械割裂，不能配套使用，造成非常大的浪费。经常有一些地方被称为“鬼城”、“空城”、“睡城”，建了几十万户住宅但没有产业支撑，给老百姓造成非常大的生活成本。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了大批工业园区，但鉴于土地利用规划，工业园区只能用于生产性建设，没有任何生产服务和人民生活的土地，于是企业的成本高，老百姓生活非常不便，生活成本也提高。
第二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农民如何真正转为市民这个问题实践到现在，已经看到难在公共财政给予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支付的不均等。城乡居民享受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不均等，造成了一道无形的墙，让农民没有办法进城。
城镇化进程中不仅要注意“硬件”建设，同时要把更大力量放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软件”建设上。如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的问题不解决，进城农民只能被边缘化、只能是“二等公民”。
第三个需要关注的是城镇化过程中乡村怎么办的问题。我回忆起五年前去上海世博会参观，当时一个宁波郊区村庄设的馆，打出口号“乡村让城市更向往”，这个口号让很多人觉得口气太大了。五年时间过去了，这句话可能没有说错。
中央最近提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农村形成新的产业链，已经初有成效，越来越多农村通过发挥自身的自然景观优势、人文历史优势都发展很好。仅仅乡村旅游，去年统计数字是全国到乡村旅游人次达到12亿，超全国旅游总人次的30%，给农村带来收入3200亿，带动农民在乡村旅游方面就业达3300万人。目前全国农村有200万家以上的农家乐，还有10万个以上的特色乡村。
未来农村发展未必会像过去想像的“空心化”，即使城市化达到70%的比例，还有30%的人在农村，至少4亿多人在农村生产生活，不建设好讲不过去。现在各地发展很不平均，确实有相当部分农民为自己转不成市民而苦恼，但也看到很多农民已不屑于当市民，他们觉得自己那里的生活比城市好。正是这样，结合世界经验和自己实践，城镇化概念本身需要做一些反思。
本文整理自陈锡文10月17日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发言 原文来自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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