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特殊关系”这个词早已是尽人皆知。很多人将英美两国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将它提升到道德文化的高度。诚然，英美两国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确实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单纯以此来看待却是很不恰当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英美特殊关系形成的原因及其所揭示的内涵。
首先，我们来阐述一下英美两国之间这种“特殊”关系的形成过程：
与我们普遍的认识不同，“特殊关系”这个概念是事后才出现，并被认可的。也就是说，英美两国在发展彼此关系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上来就确定这个目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美国是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并且在1812年爆发的英美战争（第二次北美独立战争）中，英国一度攻陷华盛顿，火烧白宫。此后，双方虽然握手言和，并就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达成初步协议，但是双方的关系依旧是非常紧张。
英美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是1823年的《门罗宣言》。由于英国担心欧洲强国以镇压西班牙殖民地起义为名干涉到拉美事务中来。英国外交大臣坎宁向美国发出照会，建议美国和英国达成协议，共同反对第三国干涉拉美事务或者将拉美原西班牙的殖民地转交给第三国。这个建议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对英国怀有强烈的不信任，十分担心英国会借机扩张其在西半球的影响力，甚至将美国绑在英国的“战舰上”，用亚当斯的话说“使美国成为跟在大英帝国大战舰后边的小舢板”。但是，时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门罗同样看到了这个建议所蕴含的巨大战略价值。因为此时，欧洲列强确实有趁西班牙衰落之际染指西半球的想法。俄国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北美的太平洋沿岸建立据点。因此，门罗总统决定借坎宁提议的机会，阐述美国独立的西半球政策，即美国不能容忍任何欧洲国家在西半球的进一步殖民。
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
这是一个高明的做法。从内容上看，美国反对的是“任何欧洲国家”，其中也包括英国，这就排除了英国借机扩张的可能，也保证了美国政策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坎宁虽然对美国这种不理睬英国的做法非常气愤，但是考虑到门罗宣言基本上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因此也就选择了默许。此外，考虑到当时美国弱小的海军实力，要想实现声明中的要求，英国皇家海军将发挥关键作用。这就等于是美国利用英国的保护实现自身的目的。有了这个保护，美国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向西部扩张疆土。可谓一举多得。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邦联急需英国的军火援助。当时的英国法律规定，禁止在英国领土上武装任何旨在被交战方用于反对一个与英国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的船只。但是，南方邦联破坏了这一法律，用从英国订购的汽船“亚拉巴马号”对北方联邦的航运造成巨大威胁。这也导致了此后持续多年的英美间的外交和法律争端。美国要求获得英国的赔偿。1872年的日内瓦国际法庭以仲裁的方式，裁定英国向美国赔偿1550万美元。此后不久，同样是采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了美国和加拿大东北部边界的纠纷。这两个事件连同英美两国其他的边界和捕鱼权问题的解决，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孤立的事件，但是这却预示着英美两国开始决定采用仲裁而非武力威胁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为最终“特殊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意，这个特殊关系是后人总结的）
英美关系发展史中另一个关键性的里程碑是1895年的委内瑞拉危机。委内瑞拉危机的起因是1811年委内瑞拉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时，其东部与荷属圭亚那的边界纠纷。1814年荷属圭亚那将西部割让给了英国。此后，在争议地区又发现了巨大的金矿，英国和委内瑞拉的边界危机也随之愈演愈烈。1888年委内瑞拉断绝了与英国的外交关系，并且向美国发出呼吁，要求美国动用门罗宣言的规定保护委内瑞拉。美国果然作出回应，向英国发出强硬的照会（即奥尔尼照会）。恰在此时，英国与南非布尔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并且发生了詹姆森袭击事件和德皇威廉二世愚蠢的克鲁格电报事件。英国舆论完全集中在对德国行为的愤怒上。英国政府决心消除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时任殖民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甚至说，盼望“在捍卫人性和正义支持的共同事业时，星条旗和米字旗可以在一起飘扬”。英美关系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委内瑞拉危机本来很有可能激化英美矛盾，却转折成为两国关系改善的重要里程碑。
西奥多·罗斯福依靠海军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捍卫美国在西半球的地位
此后英美关系快速发展。在1896年美西战争爆发前，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明确表示，尊重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地位，不论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英国不考虑发表任何意见。在美国寻求获得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的过程中，英美经过谈判达成《约翰·海-庞斯富特条约》，英国再次承认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主导地位，并且重申了英国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决心。
英美特殊关系的第三个里程碑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即美国正式参战之前的阶段。由于受到1937年的中立法案和1934年的约翰逊法案束缚，美国不能向未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欠美国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交战国要购买美国武器，必须采取“现款自运”；美国向交战国提供的武器必须被证明是对美国自身国防并不需要的才行。而当时英国的现实条件恰恰无法满足以上要求：英国没有还清一战中所欠债务；面对战争的巨大损失，美元和黄金储备也即将耗尽。面对纳粹德国海军对英国海上交通线的巨大威胁以及登陆英国本土的可能，丘吉尔首先提出了希望从美国获得50艘老旧驱逐舰的要求。面对法律的束缚和国内孤立主义阵营的强烈反对，罗斯福只能通过将英国国防安全的重要性与美国自身相联系的方式来说服国会和民众。一方面要求英国将大西洋上部分岛屿和海军基地的使用权交给美国来换取军舰，这样既可以缓解英国的资金压力，也可以通过强调这些岛屿的国防意义来说明这项交易的价值。同时证明美国海军的防御不需要这些老旧的驱逐舰。另一方面，获得丘吉尔的保证，如果英国本土沦陷，英国不会交出海军，而是将舰队移至加拿大继续抵抗，已解除美国对美国军火落入德国手中的担忧。此后，罗斯福总统利用美国法律的漏洞，提出《租借法案》，进一步加大对反法西斯国家的援助力度。实际上，除了上述国防需要，《租借法案》的经济价值对罗斯福总统来说同样重要，美国可以先替英国下军火订单，生产出来之后在根据需要转交给英国，这样一来可以极大地刺激美国的工业生产，使美国更快地走出大萧条的影响。
通过对上述英美特殊关系形成过程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英美两国紧密关系形成的最初原因并非通常认为的共同文化和历史，更多的出于各自利益的现实考虑。从十九世纪初一直贯穿到二战，英国对于美国来说，始终是阻挡欧陆大国染指西半球的屏障。大英帝国时期，英国霸权的核心是大西洋和印度洋，英国也希望看到一个友好的美国将发展方向指向太平洋。此外，英国的殖民体系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保持欧洲大陆的实力均衡，英国也不希望看到欧陆强国染指西半球。因此，英国和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互补的，这是英美特殊关系形成的最重要基础。很多人会问，十九世纪末开始，伴随着铁路革命的兴起，美国和德国几乎同时崛起为世界强国，为什么英国只反对德国而不反对美国呢？事实上，上述分析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德国的崛起彻底改变了欧陆均势的格局，这对英国全球战略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换句话说，德国的崛起与英国是相矛盾的，而美国与英国却是相容的。至于后人经常强调的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他们更多的是起到维持这种紧密关系的作用，但绝非其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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