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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宝子碑》局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禁碑与立碑
碑是一种纪念性的“建筑”形式。立碑颂德是生者借助碑刻文字向墓主表达敬意的一种礼仪，意在借金石之固留名后世。中国的碑制，奠定于东汉，发端于冢墓碑，因后汉世族大兴厚葬，刻立丰碑巨碣成为一时风气。由于东汉时期的厚葬之风盛行，时人按照厚葬习俗办丧事，劳力伤财，更有甚者倾家荡产。曹操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颁《禁碑令》曰：“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其烈。”《宋书·礼志二》亦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调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操禁立私碑，其目的有二：一是抑制奢侈浮华的厚葬之风，恢复北方战乱之后的经济；二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为更好地控制舆论和收榄民心，瓦解世家贵族的势力，巩固自己的中央集权。曹操的这一禁碑令，后来成为魏晋南朝时期的通行政令。
总体上说，自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末的魏晋南朝是碑禁时期，但是各个朝代
实行情况各有差异，时而宽松，时而严厉，尽管立碑未绝，但是已不能达到东汉时期的繁盛。
具体来说，曹魏时期，其统治下的北方地区禁碑令一直得到认真的执行。至于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曹魏时期的《孔羡碑》《曹真残碑》《范氏碑》，估计是朝廷特许刻立的。这种特例应该是朝廷为大臣立碑，以示优礼；抑或是百姓、故吏上表请求为官吏立碑，以抚民望。此外，帝王有时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立碑。曹丕称帝后，为了表明自己无篡汉之意，其君临天下是顺从天意，遂将群臣“劝进”的《上尊号奏》刻在碑石上，又将《受禅表》刻成碑。这两块碑都流传于世。魏明帝于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下诏，将其父的《典论》刻为石碑立于宗庙门外。另外还有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刻立于太学的《三体石经》碑。由此可见，曹魏时期的禁碑并非禁绝碑刻体制，而是为了控制私家立碑。
晋武帝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又下诏重申碑禁，他认为“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遂禁立碑”。可见其禁碑的理由也是旧调重弹。西晋时期屡申禁碑，晋武帝的禁碑诏令比曹魏的禁碑更加严厉，提倡薄葬，因而墓前的碑刻较少，埋入墓穴的墓志之作大兴，这是古代葬制的又一变局。现在能见到的西晋碑刻较少，如《太公吕望表》是祭奠前贤，不在禁断的私碑之列；《郛休碑》和《任城太守碑》是私家墓碑，而这两块碑显然是得到了许可。曹魏、西晋实行严厉的禁碑政策，遏制了东汉以来厚葬的习俗和私家立碑的风气，使得碑刻的数量骤减，墓志成了其替代形式。墓志的书体也多是隶书，成为我们今天能见到的西晋时期的刻石之作。西晋“八王之乱”后，时局动荡，立墓碑的风气乘机而起，朝廷的禁碑令也名存实亡。
到东晋时期，纲纪不振，使得碑禁松弛，人皆私立。东晋元帝为了稳定政局，不得不对南方士族采取怀柔的政策，实行“听立”墓碑的笼络手段，立墓碑也就成了一种礼遇，一些中兴晋室的公卿重臣立墓碑也就自待不言。这样，不仅朝中大臣好立墓碑，地方的士族官吏亦然。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杨阳神道阙》和《爨宝子碑》，就是当年边远地区的碑刻。东晋时期的立碑风气很流行，在墓圹中埋存墓志也成了东晋时期流行的葬俗，墓前立碑者往往也在墓中立志。近几十年中发现的东晋士族官僚墓葬中，几乎都有墓志出土。东晋墓志的质地、形制、志文均比西晋墓志简陋，其书法艺术也远不及西晋墓志精严，如琅琊王氏墓志所见书迹还算方整，但是书体为方笔的隶书，已离古法较远。东晋末年，裴松之建议“裁禁”，但朝廷决定一律禁立私碑。这样，东晋以后的宋、齐两朝，碑禁又变得严厉起来。
南朝刘宋时期，皇权复振，继续禁立私碑，当时的墓碑为数极少。在《宋书》里，我们几乎找不到私家立碑的记载。这样严格的禁碑，使得埋存墓志成为常态。刘宋时期的碑刻墓志，我们常见的有《宋文帝神道碑》《爨龙颜碑》《慧远法师碑》。南齐初期，碑禁似乎不如刘宋严厉，到齐武帝时期，又严禁厚葬之俗，再次严格禁碑，所禁仍然是墓碑，王公大臣也不例外。梁朝初年，重申了前朝碑禁政令，并对葬制做了严格的规定。此时，只有得到许可，才能立一些德政碑。后来陈朝的碑禁，大体沿袭梁朝的制度，由朝廷掌握立碑的许可权。此外，东晋南朝时期，佛门高僧的葬制接近于世俗，其立墓碑，属于世俗葬仪。特别是南朝齐，虽然碑禁较严厉，但是高僧立碑众多，大概是君臣皆重佛法而格外优待的缘故。
《爨龙颜碑》局部
东汉盛行立碑的风尚，在曹魏时期得到有效的抑制。魏晋南朝的380多年间，禁碑成为通行的制度。在此期间，曹魏、西晋、刘宋、萧齐四朝较为严厉，相对来说东晋较为松弛。梁、陈两朝虽然不准擅自立碑，但是官民申请，朝廷大都会批准，于是立碑的风气在朝廷的管制之下又盛行起来。这样，禁碑与立碑并行不悖，有效地化解了政令与习俗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北朝，十六国以来虽然没有碑禁之说，但是鉴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在财力等因素的制约下，只有一些贵族王公大臣才立碑。到了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也对私自立碑者予以限制。直到隋代统一南北之后，颁布了立碑的制度，对臣民立碑做出了规定。这样的制度相对于南朝而言，是相对宽松的，这就化解了传统葬礼习俗与碑禁改令之间紧张的关系，同时也宣告了碑禁时代的结束。
(来源：崔树强主编《百代书迹》类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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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张存民
一部晚明的社会变革史，一代书画大师的个人沉浮录。
本书是关于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诗人王铎的第一部传记。
王铎，世称“神笔王铎”，其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有“南董北王”之称。魄力沉雄，丘壑峻伟，独标气骨，英姿卓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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