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卷一)·论气韵非师》中指出：“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聩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中国书画作品作为商品流入市场，并成为一种商品经济活动，是经过了一个漫长而缓慢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这种活动，最早是从文人士大夫的品鉴藏开始的。
提起书画的鉴藏，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魏晋，或许还可以再往前追潮。但书画鉴藏行为的真正兴起，应该是在卷轴书画成为艺术品之后的事。历史上，书画鉴藏经历了四个高潮期。书画鉴藏分官藏和私藏。书画鉴藏之风的高低起伏随政治、经济的起伏而起伏。只是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时，官藏书画甚于私藏。反之，则私藏书画甚于官藏。私藏是官藏的补充和保证，没有广泛的民间私藏，就不可能有政府的官藏。
一、书画鉴藏萌芽期
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成型、发展,艺术品交易愈来愈普遍。工艺品被当作商品交换，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后期。而作为相对的“纯”艺术品书画市场，在汉代已出现了其初级形态,即“佣书”、“佣画”市场。《后汉书》所记“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就是一种与实用功能尚未完全脱离的“佣书”之例。汉代的书画收藏得到了封建政府的鼎力支持,汉武帝刘彻曾“创置秘阁，以聚图书”，开后世书画收藏风气之先河.东汉明帝刘庄继而“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
魏晋以降，卷轴画兴起，帝王贵族的皮藏之风随着士夫文人绘画的兴起而兴起。六朝时期，直接与鉴藏活动密切联系的,当推南齐王僧虔《答齐太祖论书启》、《论书》,梁萧子云的《论书启》,虞和的《论书表》等。梁武帝萧衍酷爱古书画，他不但精于鉴赏，搜求历代书画名作更是不遗余力。他还与臣惊陶弘景、虞酥等人以书信往来的形式，就书画优劣的问题进行评鉴。陶弘景的《论书启》便是最好的见证。陶弘景在其《论书启》一书中记载了君臣二人问答共九通,中间翔实地论及历朝书家墨迹之真伪优劣,前后师承关系,鉴别整理过程以及收藏装裱诸端，为我国后来的鉴藏树立起良好的规范。梁中书侍郎虞酥在鉴藏方面有着丰富的知识。虞和的《论书表》即是他奉梁武帝之诏与巢尚之、刘习秀、孙奉伯共同鉴定王羲之等人的遗迹,以鉴别真伪,品第优劣。内容涉及书法赏鉴,卷帙装裱,流传关系,书画轶事等。他在《论书表》中记录内府藏“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七十字，毛弘八分缴素四千五百八十八字，钟会书五纸四百六十五字·……”，并注明其流传搜集过程，极为详细。还提及装池的顺序，是为了欣赏起见。“凡书虽同在一卷，要有优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后。所以然者，人之看书，必锐于开卷，懈怠于将半,既而略进,次遇中品,赏悦流连，不觉终卷”(。还编次作品目录，以“旧书目帙无次第，诸铁中各有第一至第十，脱落散乱，卷帙殊等，今各题其卷帙所在，与目相应，虽相涉人，终无杂谬”。更无材质装轴以别等级，“二王缴索书用珊瑚轴，纸书金轴，纸书飞白意草并纸书飞白章草并旃植轴，纸书戏学玳瑁轴，皆互帙金题玉踐织成带”。南朝宋、齐时期,市井流行谚语“买王得羊，不失所望”4，足以证明当时王献之、羊欣师徒作品在市场上的口碑。《南史》也记载有萧子云舟途遇百济(朝鲜古国)求书使者,乃“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与之，获金货数百万。”
梁朝鉴藏之风甚盛。此时又有庾元威、庾肩吾、袁昂诸人《论书》、《书品论》、《古今书评》等书，侧重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品评高下，技法方面的总结，尽管表面上与鉴藏关系不大，亦可视为与之有相互作用的一个环节。
西晋陆机在其《土衡论画》一书中提出“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宜物莫大于言，存行莫善于画”的观点，承认绘画功能是文献所代替不了的。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论画》对绘画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见解，他认为：“绘画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玩阅古今，特可宝爱。”此文明确具有鉴藏的意思。《颜氏家训论画》一文在中还记载了梁元帝萧绎本人擅长绘画，才华超群一事,文中说“吾尚有梁元帝手画蝉雀白团扇及马图”(”，后人将他比喻为宋徽宗赵估，到有相似之处。
而东晋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论画》，六朝宋人宗炳的《画山水序》，王韦的《蓄画》,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以及姚最的《续画品录》等系列书画著述专论中，众多内容都与书画的品鉴与收藏密切相关。其中顾恺之所著的《魏晋胜流画赞》一书，是对前人的书画作品的评鹭。宗炳《画山水序》的理论已相当成熟，而王微《叙画》推崇“以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尤其是谢赫的“六法论”，立论之精，至今对绘画创作仍具有指导意义。正是由于书画作品的品鉴与典藏活动的兴起，使之书画作品的购藏,早在东晋时代就已产生，鉴藏的客观条件已逐渐趋于完备。
二、书画鉴藏的第一次高潮
唐代书画市场有着相当规模，也极为繁荣，由于唐朝文风炽盛，朝廷和社会上人，不惜重价抢购书画，这就使得书画行情一再看好，并由此而逐步形成市场，形成专门吃这一行饭的书画商。杜甫诗说：“忆昔咸阳都市会，山水之图张卖时。”例就是当时咸阳书画市场的客观写照。唐代著名美术史家张彦远出自宰相世家,其高祖张嘉贞、曾祖张延赏都“相继鸠集名迹”，收购了不少书画精品。当时“卖书画人”，像贞元初的孙方禺页，就替张家“买得真迹不少”。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购玩》中记载:“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内府图书谓之大备。”(叫足见当时内府及私人的收藏盛况）。
隋唐官府的收藏，尽管前后经历多次劫运，仍然在质量和数量上大有可观。隋灭陈接收法书名画八百余轴，杨广在洛阳宫内建“妙楷台”和“宝迹台”以收藏之。后来扬广去扬州，途中船沉没，名迹损失巨大。
唐代内府的书画收藏，一部分来自前朝旧藏，另一部分则取自私家收藏。唐建国之初，朝廷重视隋王朝散佚的名作征集，并接纳各方的进献，但为数有限。据贞观时(627-649)朱景玄在其《唐朝名画录序》中记载,当时内府、寺庙和私家收藏的所有法书名画，不过二百九十八件。唐太宗李世民对书画收藏尤为重视。他在未登基前,就已收藏了大量书画,尤对王羲之书法钟爱有加。继位后，他设法将散落民间的书画真迹汇集内府，于是藏品骤增，贞观初整理内库钟繇、王羲之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还指使仕宦萧翼骗取辨才和尚秘藏的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展动当时朝廷上下。由于李世民的重视,内库法书名画不断积累起来,非常可观。据徐浩记载，当时张芝、钟繇、王羲之父子的作品竟达四百卷之多，六朝人的墨迹亦有三百卷之数。徐氏的记载或许并不准确，然而由此亦可见当时收藏之丰富。
至高宗李治、武则天时期(650-705)数量仍在继续增多。中宗李显开始将宫中收藏的名画赏赐给贵威重臣，彼此炫耀，致使宫廷藏品锐减，宫廷收藏处于低潮。唐玄宗李隆基也十分喜好书画，在位时专设集贤院，以负责征集书画艺术品，先后派太子中允张徘和徐浩惟知书画搜访使，长安书商胡穆聿，因为擅长鉴别书画，所以被徐浩推荐给唐玄宗，玄宗赏给他一个直集贤令的官，让他专门为朝廷搜集书画。致使其在位五年内竞收得“二王”真迹达一百五十余卷。由于搜访过急，民间有人宁愿焚毁而不愿献出。天宝年(742-756)安史之乱中遭受损失无法统计。唐代法书名画宫廷的征集收藏到肃宗(756-763)李亨时，内府名迹经常被颂赐给臣僚,收藏逐渐衰落。尽管徐浩仍为之搜求，但颓势已成，远不及前朝之盛了。
随着朝廷收藏的兴起,隋、唐及五代的私人收藏家也逐渐增多。唐朝收藏鉴赏家张怀灌，写了一篇有关书法估价的著作，名叫《书估》。书里提到当时钟绍京尚书爱好收藏，不惜重金，破产求书，曾经花费几百万贯巨资,方才买到王羲之行书五张，没能买到王羲之一个正楷。书中估价古代书法,以王羲之作为标准，分为上、中、下“三估”；“三估者，篆、箱为上估，钟、张为中估，羲、献为下估。”(I)并解释道：“上估但有其象，盖无其迹；中估乃旷世奇迹，可贵可重，有购求者，宜悬之千金。”"
初唐时期的鉴藏家有萧蟒、许兽心、杨素、褚安福、王弘直、王方庆、徐峤、张庭珪等。盛唐以后，私人收藏家逐渐在增多，较有名气的有钟绍京、窦费、李造、席冀、徐浩、潘履慎、蔡希寂、藤昇、李泌、陆曜、僧拙、高至宜、晃温、崔曼倩、赵微明、关伪、薛邕、郭晖、潘寂、袁明、张从申、张惟素、萧祐、周防、李方古、卢元卿、王涯等，当时画家韩视、陈闳也以收藏书画闻名。中晚唐的收藏家有张嘉贞祖孙、张怀瑾兄弟、窦蒙兄弟、李勉父子、韩愈、李德裕等。这些私人藏家购求书画,大多出于雅好，对保存法书名画客观上起了积极作用。这些藏家中有的是显官重臣，有的是豪门巨贾，有的是文人学士。但大多的私人藏家，并不过多地考虑其本身的经济价值，更多的是出于兴趣与雅玩。有的是不惜破费重金而耽贫自乐，有的不拘一格广取薄收，有的专收藏某家某类精品，这对繁荣书画市场和保存书画名作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直接与鉴藏活动密切联系的文章或著作，当推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沙门彦惊的《后画录》、窦蒙的《画拾遗录》、李翻真的《续画品录》、张怀灌的《画断》《书估》、装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录序》、张璨的《文通论画》、符载的《观张元外画松石序》、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序》、白居易的《画记》、元稹的《画松诗》等。这其中装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录序)。历来被看作是著录书之先河。全书记录了作者所见曹魏以来名画二百三十九卷、壁画四十七处。所记名画均载录作者、画名、版本(是真迹还是基本，如系華本还注明是梁代官本还是隋代官本)、件数、题识、印记、来源等情况。该书对考证隋代以前的古画有着一定的价值。
五代至金内府收藏丰富，民间鉴藏之风颇盛，鉴藏大家倍出，但以后梁的赵品和刘彦奇最为著名。赵为后梁的驸马都尉，好绘画，尤精鉴赏，在唐末被推为至鉴。他一生致力于古书画的收藏，凡有人售书画于他，总能得到比其他人高得多的价钿，以致四方画商，不辞劳苦，纷纷携书画赴他处售予之。他一生购藏书画多达五千余卷。刘彦奇为梁千牛卫将军，喜画竹，其鉴赏力可与赵抗衡，他除了搜求购买精品书画以外，还常以“借”的名义，将复制作品给别人，自己留下原作精品。至今人们把擅长书画鉴定者称为“眼睛”，溯其来源，就出于当时刘彦奇被时人称为“唐朝吴道子之手，梁朝刘彦之眼”之故。
田鹏:
三、书画鉴藏的第二次高湖
北宋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公私收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宋时内府的收藏是古代书画收藏的大集汇时期。宋代从开国至徽宗，历经七个皇帝共一百五十余年的搜集，皇家收藏非常丰富。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时，南唐湖蜀吴越诸国宫廷的书画名作，被作为战利品运往汴京，致使散佚几百年的名迹重新集聚内府。赵光义诏天下都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还命待诏黄居家、高文进对收罗的书画铨定品目。宋徽宗赵估本人又是一位出色的书画家，他即位后，又进一步向民间搜访，所以宋内府的书面收藏已达到了历史的极盛期，以致“秘府之藏，充物填溢，百倍先朝。”
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在统一全国时，同时将各地方小朝廷的书画文物作为胜利品运往开封内库,南唐和西蜀的藏品亦不例外地进入宋内府。太宗即位不久，即“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此外，太宗专门指令高文进、黄居案搜访民间图画，并为内府藏品铨定品次。通过多种途径,宋初宫廷内古书画的收藏就颇为可观。端拱元年(988)，在崇文院设秘阁用以贮藏，秘阁中所藏法书名画达数千件之多。
北宋为金所灭，南宋时，由于战争的原因，内府书画已大都散尽，有的为金人掳去，有的流露民间，有的则毁于战火。高宗赵构南渡建都临安侯，重组宫廷画院，一方面从民间搜求，一方面与金人交换，致使内府收藏重新充实。经高宗三十余年努力，后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之后，内府收藏又趋可观。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书画收藏之风更盛，宋代的私人收藏，在继唐代之后也有较快的发展，士大夫及巨商差不多或多或少都有收藏。书画市场也逐渐形成规模，宋代的艺术市场空前活跃。北宋汴梁市集、南宋临安勾栏瓦子，都有卖字画、年画的摊子。北宋京城汴京著名的大相国寺和殿后资圣门前都开辟了书画市场，当时有名的收藏家如米芾等人，就常来这里转悠，竟还被他用七百金买到了唐朝王维的《江山雪霁图》、八百金买到徐熙的《桃两枝》。据史籍记载，北宋汴京相国寺“后库皆睹货术传神之类”，可见有画人像的画摊。汴京东角楼街巷有潘楼酒店，“其下每日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这样的绘画工艺品店铺。
宋代书画鉴藏较前代兴盛，这一方面滋生了书画作伪造假之风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使书画鉴定专家应运而起。
楚昭辅、王溥和苏易简家属都是北宋初年较为著名的书画收藏家。楚昭辅的书画收藏主要得于南唐李煜内府的藏品。由于楚昭辅队南唐用兵建立了功勋,当宋太宗欲对其加以嘉赏时，他得知李煜内府书画收藏十分丰富，故表示愿得其中部分藏品作为赐赏，后得李煜内府名迹名画达百卷之多。
王溥家藏书画原本十分丰富，到他的儿子王贻正时，更是以高价搜访名迹，并往来于开封和洛阳两地遍寻历访，致使家藏书画更加丰富。
苏易简和苏耆、苏舜元、苏沁一家四代,皆十分喜爱收藏书画名迹。其家藏书画名迹，经米芾过目，以为“四代好事有精鉴，亦张彦远之比。”
北宋最大的私人收藏家当推米芾。他善书画，精鉴赏。他的收藏除了购买之外，还通过交换获得佳作，有时简直不择手段。可见米芾的市场意识之强，另一方面也可窥察出宋代书华市场的形态。从米芾所撰的《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诸书中可看出，他当时的足迹遍布南北，广为结交，因而眼界大开，鉴别能力自然高人一等。
南宋书画鉴藏之风一度处于低潮，后政局稳定，经济有所恢复，此风重又抬头。较著名的鉴藏家有米友仁、钱瑞礼、陆游、朱熹、岳珂、姜菱、陈传良、叶适、刘克庄、张激、邓椿、赵令時、赵与勉、韩诧胄、贾似道等。
这一时期，直接与鉴藏活动密切联系的文章或著作，主要有宋黄休复的《四格》、刘道醇的《宋朝名画评》、韩琦的《稚圭论画》、欧阳修的《六一跋画》、沈括的《梦溪笔谈论画》、苏轼的《东坡论画》、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叙论》、陈师道的《后山谈业论画》、晁说之的《景迂论形意》、葛守昌的《守昌论精简》、张敦礼的《敦礼论画功用》、郑刚中的《北山论郑虔阎立本优劣》、袁文的《质甫论形神》、康兴之的《记隐士画壁》、刘学箕的《方是闲居士小稿论画》、邓椿的《画继杂说》、钱闻诗的《子言论画》、陈善的《扪風新话论画》、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古画辨》、赵孟荣的《直齐论画品》,元赵孟類的《松雪论画》、钱选的《害川翁论画》、杨惟祯的《图绘宝鉴序》等。其中邓椿一家数代从事鉴藏，他对历代书画鉴藏了然于胸，所著《画继杂说》记载了北宋末至南宋初私人收藏情况,在该书卷八“铭心绝品”一章中邓椿精心选录了他过目所见的三十七家二百余件杰作，这对于了解当时的鉴藏情况具有一定的帮助。
元代以前,内府的艺术品典藏具有压倒的优势。元代内府的收藏总体来说是不及宋代，然朝廷对书面收藏还是较为重视的，并由秘书监专门负责收藏书画，并内设辨验书画直长，以具体负责鉴别收藏书画的真伪工作。
元代书画市场继续发展，商业意识、市场观念在书画家和收藏家头脑中均更为强烈。元代的私人收藏较之宫廷显得要活跃得多。一些文人士大夫和书画家都喜爱收藏鉴别书画。并以临安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人士大夫鉴藏书画的集会之地。较著名的有郭天赐、赵孟類、鲜于枢、乔簧成、柯九思、倪瓒、龚开等人，他们既擅长书画，又精鉴定，并将书画收藏与绘画创作有机结合起来，使文人士大夫书画家们收藏达到一个新的起点。
元末的鉴藏家以倪瓒最为知名。倪瓒“雅趣吟兴，每发挥于缣素间，苍劲妍润，尤得清致，奉币赞求者无虚日。”(倪瓒《清秘阁集》)倪瓒是元末最著名的文人画家兼收藏家,其家藏古书画无数，并专建一座三层楼阁，名曰：“清秘阁”，以存放藏品。有趣的是，他除了画画，“平生无他好玩，惟嗜蓄古书法名画。”而且倪瓒对古画“持以售者，归其直累百金无所靳。”()从中可见倪瓒的爱好与性格。后逢战乱，“清秘阁”收藏的名书画绝大多数散失。
田鹏:
四、书画鉴藏的第三次高潮
明清两代是我国书画收藏的又一高潮，并出现了一大批书画收藏家。
明代艺术市场的繁荣是与当时城市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密切相联系的。按有些史家分析，明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迟至明中叶，除一般的书画商人以外，在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南京等工商业发达、人文荟萃的城市，出现了一些独立的书画经营商店。
明内府的收藏以宣宗、宪宗、孝宗三朝最为丰富，堪与宋宣和、绍兴两朝收藏相比。其来源除了直接收元内府和没收大臣家的藏品、搜集散落民间传世作品之外，还收有当代书画家创作的作品。明代内府所藏书画的管理制度与以前不同，统归太监管理，从没有做过鉴定整理工作，也就没有目录流传下来可供考订。明中叶以后私家艺术品典藏一跃而上，超过内府典藏而占有绝对优势，内府收藏逐渐散落民间，加之国库空虚，竟出现了隆庆、万历竟将书画作为“折俸”，折价给官员作为薪金，致使大量内府珍藏散落民间。这样就充实了私家的收藏，使得明代私人收藏达到历史高潮。隆庆后，又因军饷不足，还将内府藏品出卖以筹饷款，可见书画作品的商品作用与市场价格已成普遍。可叹的是，宫内藏品还常被太监偷盗出宫，太监冯保就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窃出，辗转官外。由于大量书画作品流向民间，致使明代私人收藏之富远胜前代。
明初的士大夫鉴藏家大都心怀戒心，往往把收藏品隐藏起来，以观时局变化，因此很少见诸记载。明初贵族中有晋王朱桐、鲁王朱檀、黔王沫英家族收藏最丰富。
明中期，书画鉴藏活跃起来。皇帝对此不甚感兴趣,内府所藏和各地献纳的书画名作，大多落人权贵手中，当作财富，彼此炫耀，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止。除了太监、权贵窃据大量书画之外，出现了不少具有鉴定水平的士大夫鉴藏家。他们大肆搜求，不遗余力，在皇家无暇顾及时，对书画流传的积累、保藏、整理、披沙拣金、去伪存真，莫不受到很好的成效。
明后期的书画鉴藏活动较之中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北收藏家知名的鉴藏家主要有：苏州的韩世能、嘉兴的项元汴、华亭的董其昌、娄东的王世贞、王世懋兄弟，还有郭衢阶、刘子大、莫是龙、陈继儒、嵇文甫、张则之、何元朗等诸家。
清内府的收藏是封建王朝的又一次大集汇时期。不但藏品丰富，其数量也大大超过前朝。尤其是乾隆帝时，几乎是囊括了民间所有的佳品。究其根源：一是商品经济的繁荣,使书画古玩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店铺越来越多，形成了不少的专业经营字画古玩市场，如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城隍庙，天津的艺林阁，南京的夫子庙，以及青岛、武汉、长沙、广州等城市的古玩集市。二是书画收藏鉴赏家激增，他们把购置字画作为财富储存的一种方式，如梁清标、安岐、宋荣、高士奇、孙承泽、毕沅、毕泷、庞来臣、钱镜塘等。三是巨商富贾为装风雅，也大量争购名人字画，如苏商归希之、微商江孟明、吴振鲁、吴如铭等。四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流入中国，一些西方国家和外商对中国古书字画艺术兴趣增长，也抢购名人字画，客观上助长了书画鉴藏新高潮的到来。
嘉庆、道光时，皇帝喜用宫中收藏的书画赏赐给土臣，这样致使内府的藏品又一次流向民间，而使私人收藏重又兴旺起来，并出现了一批收藏巨富、眼力极佳的大鉴赏家和大收藏家。如上所例举的清代鉴藏家,其中最有代表的要数安岐、梁清标、高士奇和孙承泽等人。
安岐(1683-)因其先祖为盐商，家也富庶。而自己又需盐于江南各地，并兼营古董生意。由于安岐有学问，善鉴定，于是将巨资投于书画,获得不少精品佳作,并撰有《墨缘汇观》一书。
梁清标(1620-1691)，河北保定人官至宝和殿大学士，相国。其鉴定书画的眼力在当时可执牛耳,其收藏书画有“甲天下”之称。经他鉴藏的名品有展子虔的《游春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周昉的《挥扇仕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郭熙的《窠石平远图》、李公麟的《临韦偃牧收图》等。梁清标没有留下著录书。
除梁清标外，高士奇鉴藏书画在当时亦可称为佼佼者。高士奇(1645-1704)，号江村.浙江平湖人，官至礼部侍郎。其所著《江村消夏录》将许多明知赝品编入著录中，另一本《江村书画目》，对每件作品的真伪、优劣、品评都记载的十分准确，对鉴定古书画极具参考价值。
孙承泽(1592-1676)官至吏部左侍郎，为北方大鉴藏家，可与高士奇相比肩，他收藏的名品有王维的《伏生图》、赵估的《柳鸦芦雁图》、孙过庭的《书谱》、黄庭经的《松风阁诗》等。
在清代众多鉴藏家中，有一位权贵鉴藏家一直不为人注意,他就是索芬(?-1708),索芬是康熙年间重臣索额图之长子。索芬酷爱书画，其家中收藏可谓一流。他收藏的精品有郭熙的《早春图》、赵估的《文会图》、吴镇的《秋江渔隐图》、倪瓒的《容膝斋图》等。
北京和扬州成为清代书画中心市场之所在，尤其是后者更有统领全国艺术交易之势，后来移往上海。需要提及的是，北京琉璃厂的兴起,对中国书画艺术市场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将度掌伸向中国,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伴随着经济侵略，文化渗透也接踵而来。清末皇室的衰败，内外交困,豪强掠夺，打破了藏品集中皇室的格局，加之清政府灭亡时，民国政府没有及时接管清内府藏品并妥善保护,致使溥仪等人将内府书画精品一千二百余件盗出宫外，最后散入民间。一时间国内外收藏家竟相争购,许多书画作品流落海外。国难之时，一些收藏家以个人之力保护这笔文化财富。民国时期以京津沪三地收藏家收藏的作品质量、数量最精。以1923年夏《甲午年江西赈灾书画古物展览》为例，当时在北京的私人收戴家就有六十余人提供了展品。从当时印行展览的《出品录》来看，可以从中了解民国初年诸家藏品的概貌。
这一时期著名的鉴藏家有汪大燮、关冕钧、吴永、陈宝琛、杨寿枢、贡桑诺布尔、傳增湘、颜世清、张权、冯恕、熙凌阿、张伯英、郭葆昌、沈瑞麟、溥儒、张伯驹、张大千等。曾担任过衰世凯大总统府的郭葆昌收藏了乾隆的“三希”之中的王询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韩混的《五牛图》等晋唐名迹。
张伯驹和张大千，他们都是以玩古字画为主的，在他们的藏品中，不乏国宝级的珍品，如张伯驹收藏的中国现存最古的绘画和法书——隋展子度的《游春图》、晋陆机的《平复帖》以及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张好好诗卷》、范仲淹的《道服赞》、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赵子昂的《章草千字文》等国宝，除此之外，张还收藏宋徽宗赵信的《雪江归棹图》、元赵雍(五家合绘》、宋杨婕好《百花图卷》、赵伯驹的《白云仙图卷》、宋拓《九成宫泉铭册》、马和之《节南山之行》等名作。这些字画的收藏倾注了张伯驹一生心血，其中购买展子度的《游春图》是他卖掉北京最好的房产(原为李莲英旧宅)换来的。1956年张伯驹将上述字画捐献给国家，这些珍品已成为故宫博物院镇库之宝。同样，张大千凭借着自己眼光和雄厚的财力收购了五代顾園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江堤晚景》、《溪岸图》等，正是由于这些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杰作，使得他们在藏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民国时期，一流书画鉴藏家溥儒曾说，自己拥有唐韩干的《照夜白图》和晋陆机的《平复帖》(后卖给张伯驹)抵得上当时张大千所有的藏品，显然，他的两件珍宝有着以一档百的价值。
上海的书画签藏家中，李平书的平泉书屋，吴湖帆的梅景书屋，何荔甫的田溪书屋也以藏品丰富得名于当时。冯展云、谭敬、张珩等人收藏的宋元名迹也很著名。另外，书画家程境的藏品以明清名家扇面最丰富,共收藏二百余件,并对冷僻的书画家进行探究考证,在《中国扇面书画集锦》(河南美术出版社)一书中可以见到其大部藏品。
在江南鉴藏家中，苏州顾文彬的书面收藏极为丰富，其藏品均载入《过云楼书画记·续记》。
综观民国时期的书画鉴藏活动，以收藏家数目众多见称于世。虽然这段时间不长，但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书画收藏经常易主，流动性极大，像过云楼、虚斋、张伯驹等这样名副其实的大收藏家并不多见。
田鹏:
五、书画鉴藏第四次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书画鉴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走过了一个非常曲折坎坷的路程。“文革”期间，书画作品更是被作为“封、资、修”的精神垃圾，大量的书画精品被焚毁或损坏，一批书画鉴定家被关进“牛棚”，身心受到无情摧残，从而造成了中国文物艺术鉴藏史上无法估算的损失。尽管这样，新中国书画鉴藏还是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成长了一些学有成就的书画艺术鉴定家。
1949年以后，张、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史树青、王以坤等先生致力于书画鉴定的研究，硕果累累。1964 年,张珩《怎样鉴定书画》的发表,首次提出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是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鉴定大家,他们在书画鉴定上各有所长,各具特色，形成了三大流派，他们是谢稚柳的“艺术鉴定”、徐邦达的“技术鉴定”、启功的“学术鉴定”。
谢稚柳的艺术鉴定是从书画艺术的本体,包括意境、格调、笔法、墨法、造型、布局等待征入手进行鉴定的，是书画鉴定最直接的路径，是鉴定的筑基功夫。它的重要，如同现代医学的生理学和病理学，倘能从生理、病理角度说清楚发病机制，治疗便是小事一桩。现代医学中，生理、病理的研究难度最大，鉴定学中也以艺术鉴定最难，也最切实。谢稚柳最大的长处和贡献正在于此。
在当代书画鉴定家中，徐邦达的鉴定著作最多,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重订清宫旧藏书画录》以及大量的鉴定论文,从各个方面详尽地对书画鉴定进行论述。从他的论著中，我们注意到，他在目鉴之外特别注重考订，诸如题款、题跋、印章、纸、绢、绫、装璜形制、著录等等，他无不精心审察，一一分析，他用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书画作品进行客观地研究，他的鉴定手法确实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可传授性，故面我们将他定位在技术鉴定。
如果说谢雅柳的鉴定较多依靠天才，依靠对书画创作的深刻体验，依靠一种过人的灵性；那么，徐邦达的鉴定则较多依靠理智，依靠细致的考证和分析。正因此，徐邦达在书画鉴定中运用可以运用的一切材料，并拒绝“模糊性”，他擅长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辩证地看问题，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前人，超越了古代鉴定家的樊篱。将科学的方法运用到书画鉴定中来，是徐邦达对书画鉴定学的贡献。
启功的书画鉴定具有另一种特色,为其他鉴定家难以取代，即他以学问支撑鉴定。文献考据是启功的长项,他的考据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与徐邦达不同，徐氏所据是比较专一的文献——著录，而启功所据范围广泛，除书画著录外，还广取各种文献史料(文学的、历史的等等)。就像孙机的舆服研究以及傅嘉年的建筑研究同样在书画鉴定中起到很大作用，从研究方法上看,与启功同属一路。但在书画界和书画鉴定界这样的人才奇缺，而在学术界精通书画的人又极少，启功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故而他在运用学术研究的功底，进行书画鉴定的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艺术品市场空前活跃，于是沉寂了半个世纪的书画鉴藏之风又空前高涨，史无前例。1992年，深圳率先举办了首届名人书画拍卖会，从此拉开国内艺术品拍卖的帷幕。此后,上海的朵云轩,北京的嘉德、韩海也先后成功地举办了书画艺术品拍卖会。这种公开的大型拍卖会，对书画艺术品市场的冲击，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从此，全国拍卖行风起云涌，画廊林立，艺术博览会纷纷创办，民间古玩书画交易市场兴起。加之近几年来，梅外书画大量回流,企业投资者不断涌入,民间收藏队伍不断扩大,致使中国的书画鉴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成为中国书画艺术鉴藏最为景气的历史时期之一。
鉴藏，作为一种十分普及的艺术鉴赏活动，一方面是民族传统心态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然流露和精神生活的自我调节,另一方面也在特定的层面上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政治环境，经济水平和审美氛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中国的鉴藏活动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峰。
六、结语
书画鉴藏自魏晋至新中国历经五千多年历史，在这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书画作品经私藏到官藏，再从官藏到私藏，反反复复，这种反复至今依在延续着。在这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闪烁着多少鉴藏者智慧的光芒。在这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鉴藏家为得到自己喜欢的作品而费尽心机，而欢呼雀跃,又有多少鉴藏家为失去而悲伤叹息。得到是一种享受，失去又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或许正是这种享受，今天的我们才能享受到叹为观止的古代书画艺术珍品吧。
(责任编辑:楚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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