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博士后，一门心思搞科研，业余写稿不荒废，努力给你惊喜。
——朱小鹿
1990年10月，香港四大家族之一郭得胜，心脏病发作去世。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霍英东、邵逸夫、包玉刚等商业大佬出席他的葬礼。有人说，这6位扶灵者一手掌握了半个香港的经济命脉。与其他5人相比，包玉刚的名声远没有他们大，但财富实力却丝毫不差。生前，包玉刚拥有15645套房产，靠着当包租公，每年就能有300亿入账。名下的房子，就算一天住一套，也要花上42年的时间。他的投资项目遍布全球，业务涉及地产、金融、运输、酒店等领域，家产达5000亿。1918年11月，包玉刚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上的钟包村。父亲包兆龙在湖北汉口经营着一家鞋铺，经常往返于浙江、湖北。包兆龙在外工作，妻子陈赛琴就在家照顾孩子，孝敬婆婆。在包玉刚出生之前，包家已有一子一女，长子玉书、长女爱菊。之后，陈赛琴的肚子就没消停过，陆陆续续又有了儿子、女儿。母亲陈赛琴出身名门闺秀，经常跟孩子们讲包家祖先的创业史，包玉刚深受震撼。包兆龙虽然常年在外，但对几个孩子的教育，丝毫不敢松懈。很早的时候，他就将两个小儿子送去叶氏中兴小学学习。当时，叶氏中兴小学是宁波有名的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学风浓郁。丁伯荣老师成立了“中兴学生自治会”，下设多个部门，选出为大家服务的“小公仆”，由学生管理学生。老师操办《钟声》墙报，并选择包玉刚为墙报的“小公仆”。借此机会，包玉刚露了一手，墙报文章写得生动、精彩，让大家叹为观止。因此，大家追捧包玉刚为“秀才”，包玉刚也被老师引荐给学校，成为学校的撰稿人。在大家眼里，包玉刚学习名列前茅，又有才华，妥妥的学霸，因此人缘特别好。儿子远比他聪明，他虽希望儿子能继承他的衣钵，可他又不想儿子仅局限于一个小小的鞋铺。包玉刚初中毕业后，包兆龙觉得是时候送儿子去社会闯一闯了。他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没有高学历，再厉害都白搭。然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即使努力，也无济于事。1937年7月，卢沟桥炮火打响，汉口很快就要沦陷。包玉刚与70多个同事连夜逃到上海，在上海暂时落脚安家。凭借着在开燕梳行积累的经验，包玉刚成功应聘上中央信托局，进入保险部。在中央信托局，包玉刚工作认真，而且头脑灵活，很快就掌握了信托、保险各个环节的业务。最有意思的是，因为他那正宗的宁波口音，平时大家都要礼让他三分。在当时，流传着一句玩笑话，“宁愿听两个苏州人吵架，也不愿意听两个宁波人谈情说爱。”于是，在与客户谈判时，对方都懒得跟包玉刚争论，甘拜下风。就这样，包玉刚一举成为“十三太保”的30个业务骨干之一。 没过多久，他又被调往衡阳，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任。 24岁那年，包玉刚再次升职，调至工矿银行衡阳分行，担任副经理。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包玉刚连升两级，出任工矿银行副行长。可对包玉刚来说，自己刚到达一座小山头，更大的舞台还在前面。1945年，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三教九流齐聚一堂。当时，经过战乱，生活物资紧缺，买东西成了“抢东西”，全拼手速。加上当时法币滥印，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市场一片混乱。为了重整市场秩序，镇住鱼龙混杂的上海，政府派钱大钧出任上海市长。钱大钧一上任，就重拳出击，开始整顿金融业，急需一个得力干将帮忙。早在先前，他对包玉刚的能力就略有耳闻，亲自三顾茅庐，邀请包玉刚出任上海银行业务部经理。除了处理一般银行业务，包玉刚还负责收税、给公务员发工资。当时，由于通货膨胀，为了稳住大局，当地政府决定给公务员发日薪。于是，包玉刚每天天还没亮，就要赶到银行，监督职员们将一叠叠钞票装上押款车，分别送往各个机关单位。可有时候，现金周转困难，包玉刚很难在一天之内凑齐所有的钞票。有一天，日薪还没发放，一群J察揣着荷枪实弹，迅速将银行包围。头儿不顾阻拦，直接闯进包玉刚办公室，一屁股坐在他对面，掏出兜里的枪，往桌上一扔。桌上的手枪口直直对准包玉刚，只需要扳动手枪，包玉刚恐怕小命呜呼。包玉刚强装镇定，例行地问：“请问你凭什么来提款呢？有提款书或者市长的批文吗？” “不凭什么，老子什么也没有，是我们局长让我来的。” 既然您是奉局长之命来的，想必局长已经先征得了市长的同意了？那这样吧，弟兄们既然都来了，能办我就马上给你们办。现在呢，我们向市长核实一下，如果市长同意了，我们立即就付款。好不好？” 在对方的注视下，包玉刚当着他的面，拨通了钱大钧的电话。听到电话那头是市长，对方吓破胆，气焰早就灭了一大半，马上揣着手枪，灰溜溜离开了。虽然逃过一劫，但包玉刚也就此得罪了他们，日子不太好过。在混乱的金融市场，一群“苍蝇”也在绞尽脑汁，希望能博得更多好处。他们钻着贬值的空子，开始走起了歪门邪道、发国难财。等到钞票贬值，他们再拿黄金换回钞票，还清银行的债务，以此牟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的小心思，包玉刚自然明了。于是，他对每笔贷款严格审查，一旦发现问题，就停止放贷，甚至拒绝兑换流通的纸币。包玉刚硬生生断了他们的财路，对方也不是善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就这样，包玉刚摊上大事了，甚至为此赔上自己一条阑尾……一天傍晚，无冕市长的两位手下找上门，开门见山就说：“既然你们老板这么看得起包某，我岂敢不识相？回去告诉你们老板，我明天一定去府上拜访。” 结果，一回到家，包玉刚就跟妻子说，自己阑尾炎发作。妻子吓得马上给医生打电话，医生从里到外检查了一番，愣是没发现阑尾有啥问题。可包玉刚一口咬定，就是阑尾炎犯了，希望明天医生马上为他手术，割掉阑尾。就这样，包玉刚搭上一条阑尾，躲过了无冕市长的邀约。起初，包玉刚确实一腔热血，企图努力挽救上海金融市场局面。随着通货膨胀和挤兑风潮变本加厉，银行成了大家的出气筒。1948年，新的货币方案出世，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搜聚民间金银。包玉刚敏锐察觉到，此时的上海已经不是他的容身之地了，得立即转移地方。1949年3月，包玉刚辞职，带着一家老小逃往香港。当时的香港，各大行业已被英资企业垄断，银行也成了汇丰、渣打、大通三大银行的地盘。汇丰银行有不成文的规定，外国人进来，可以光明正大走正门，但中国人只能走后门。中国人要向汇丰借钱，得一波三折，先通过洋行，再由洋行转借给中国人。剩下的一部分银行，掌握在广东人手中，但也是家族企业，外人根本很难打入。当时，公司从事中国土产的薄利经营，赚的并不多，只能勉强养活自己。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撺掇西方国家，对中国限制出口。而那时，中国的机器、化学品和原材料，主要依赖进口。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也使得包玉刚的公司举步维艰，只能另寻出路。包玉刚趁着乱世，从欧洲购买化学品等物资，再通过中间商在中国出售。但这始终是短期买卖，只能趁机赚快钱，要想靠着它长期牟利，几乎不可能。可在战火之中，日本船只破坏严重，很难承担如此大的需求。于是，很多日本商人跑到香港租船，借此，香港的航运业发展如日中天。包玉刚自然也想参与其中，分得一杯羹，可父亲却坚决反对。在包兆龙看来，当时香港未开发的土地居多，比起航运，投身房地产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可包玉刚不这么看，房地产是固定资产，一旦局势风向一转，很快就遭殃。“在太平盛世，可以运货赚钱；遇到时势动荡，则可乘船远走。”最后，包玉刚成功说服父亲，1955年，正式进军航运行业。然而，有梦想虽好，但没有钱，说再多也只是纸上谈兵。进军航运业，就得先买船，可一艘船动辄上百万美元，包玉刚哪有那么多钱。而先前在做生意时，包玉刚曾结识了会德丰马登集团的首脑乔治·马登。包玉刚漂洋过海，赶到英国伦敦求见马登，在马登面前侃侃而谈自己的宏图伟业。马登翘着二郎腿，惬意地抽着雪茄，看着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生吹嘘，他全没放在心上。“年轻人，航运业是一个危险的行业，弄不好，你会输掉你最后一件衬衫。” 最后马登同意，提供他60%～70%的贷款，买一艘'格兰斯顿勋爵号’船。马登的算盘被看破，只好以干咳两声，来掩饰自己的尴尬。既然被看穿，那只好摊出自己的底牌，马登警告包玉刚：“东方人若是没有西方人的提携，怎可能在航运业分得一杯羹，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没等马登说完，包玉刚直接摔门而出，两手空空回到香港。既然别人靠不住，只能靠自己，包玉刚东拼西凑，从亲戚朋友借来了20万英镑。碰巧此时，英国威廉逊公司正准备出售一艘旧船，要价22万英镑。为了筹到2万英镑，包玉刚只好变卖家产，可还是筹不足。这时，他突然意识到，22万英镑是由船舶经纪公司开的，如果直接通过威廉逊公司购买，是不是能便宜些？于是，他带着一箱现金，跑了一趟伦敦，跟威廉逊公司直接交涉。就这样，包玉刚成功买下这艘船，并为它命名为“金安号”。然而，这时的香港航运业，已经是大佬们的天下，背靠优渥的资源，驰骋航海市场。当时，大佬们打赌，如果包玉刚真的混出名堂，那他在香港码头倒爬几个来回。1956年，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并派遣军队占领了运河的两端。这也就是说，如果要走欧亚航线，船只必须绕道好望角。而刚好，包玉刚与日本山下公司的租期到期，山下公司只好续租，续租的价格也翻了一倍。靠着这笔租金，包玉刚又买下了第二艘二手船，并将它租给一家货运公司，租期4年。可在同行看来，包玉刚依旧就是不开窍的愣头青，不是做生意的料。尤其在苏伊士运河事件过后，许多商人更是坐地起价，企图狠狠敲他们一笔。那时的航运业大亨，如美国船王路德威克，香港船王董浩云等，都是这么做。可包玉刚却不走寻常路，坚持采用低租金、长合同的规矩。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与信用良好的公司签订长期合作合同。既不短期高价租出去，也不趁机提高租金，甚至还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包玉刚是搭错哪根筋了吗？甚至有人以前辈的姿态，当面劝告他，早点主动出局，别在这里耗费精力。“你就是一个专门做航运生意的银行家，吃不了这碗饭。”可事实上，包玉刚有自己的考虑，他不是地主家的傻大儿，他这是放长线钓大鱼。他认为，与其一个劲追逐短期高利润，不如先稳定收入。但一旦长租，他就可以避免淡季的损失，做到收入稳定。为了分散亏损的风险，包玉刚每买一艘船，就单设一家公司运营。虽然业内人士瞧不起包玉刚，但包玉刚此举却赢得不少租户的信任。之后，为了扶持本国造船业，日本只能想尽办法薅别国的羊毛。日本银行向外国船商提供优惠，放低购船贷款利息，利息远低于本国商人。于是，香港公司到日本买船，再将船只租给日本商人，包玉刚也是这么干的。兜了一圈，羊毛出在羊身上，日本商人被两头薅了一把又一把羊毛。有日本商人的捧场，此时的包玉刚已经今非昔比，手握巨资。有了钱，包玉刚也更加敢做梦了，二手船商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他开始希望能有自己的一艘船。那时，买进一艘巨船最少需要100万美元，包玉刚自然掏得出来。可要是一股脑将资产全花在买船上，那就等于将资金套牢，无法让它流动起来。于是，包玉刚与汇丰银行谈了笔生意，他将一艘旧船抵押给汇丰，获取小额贷款。之后，他找到汇丰信贷部主管桑达士，打算向他借75万美元。可当时，银行业有个默认的规矩，不投资风险大的行业，如船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而且，考虑到这笔钱回报周期长，银行需要承担风险，桑达士有些犹豫。桑达士不好明着拒绝，只好兜个圈，说，“如果你想贷款，就必须找个担保人。”“如果有一家日本银行开出信用卡，汇丰银行是否愿意借钱给我？” 但桑达士也明白，要想从日本银行拿到信用卡，区区一个包玉刚，根本做不到。想到这，桑达士爽快地答应了，嘴上说着“包先生，我等您”，桑达士早已在心里暗暗窃喜。此行，按照日本商人精明、刁钻的习性，包玉刚肯定不能如愿。为了得到日本银行的信用卡，包玉刚承诺，如果船只失事，保险赔偿金全归于日本商人，他一分不取。当时，海运保险保费昂贵，一出意外，投保人可以得到一大笔赔偿金。如果包玉刚放弃赔偿金，那就等于他主动斩断了自己所有的后路。包玉刚成功拿到信用卡，从桑达士拿到75万美元贷款。包玉刚借鸡生蛋，买到第一艘船，也逐步建立自己的航运帝国。而桑达士首创先河，支持航运业，很快被提拔为汇丰银行的首脑。两年后，桑达士再度与包玉刚合作，汇丰银行投资包玉刚的公司。有了汇丰的权威背书，包玉刚一路高歌猛进，七年间手上的船只达到50艘，总价值3亿美元。1971年，包玉刚顺势进入汇丰，成为进入汇丰银行董事会的第一个中国人。 在包玉刚的指点下，汇丰势头强劲，开始走多元化投资路线，逐渐将渣打、有利甩在身后。有了汇丰撑腰，包玉刚大量购买船只，几年间便拥有40多艘巨型远洋货轮。此时的包玉刚，终于有资格与行业大亨董浩云分庭抗衡。航运业内，包玉刚与董浩云，到底谁是第一，大家一直争论不休。1977年，吉普逊船舶公司公布世界船王排名，包玉刚坐上船王头把交椅，而董浩云位居第三。这么一搞，董浩云可就坐不住了，他立即上书质疑对方，称评估计算方式错误。最后，谁也没分出胜负，董浩云也在心里暗自与包玉刚较劲。1978年，包玉刚又攀上事业的高峰，打造一支200多艘船、2000万吨位的船队。这时，航运业发展火热，其他几位大佬也一头扎进去，大肆扩大规模，谁也不让谁。包玉刚预测，世界航运业发展已经达到天花板，没有发展的空间了。其他大佬纷纷笑话包玉刚，以为他发财昏了头，在做傻事。少了个竞争对手，董浩云暗自窃喜，开始大肆扩张，过了一把世界第一的瘾。结果，就在扩张之际，董浩云因为操劳过度，突发疾病去世，业内一片哗然。不久过后，世界船灾来临，所过之境一片狼籍，破产的破产，负债的负债。董氏刚失去当家人，结果又被这船灾冲击，背上14亿美元巨债。从航运业全身而退后，包玉刚又瞄准了另一个黄金市场。百年来，英资企业凭借权势，在香港大肆抢占大量廉价土地。二战后，一大批华商进入地产业，涌现了张祝珊、霍英东等大亨。后来，香港爆发银行危机，乱世出枭雄，香港地产业重新洗牌。借此，英资地盘上冒出一大批华资企业，“华资地产五虎将”横空出世。李嘉诚便是五虎将的将军，但与英资企业相比，当时的李嘉诚还是小透明。但长江后浪推前浪，1977年，长江实业超越置地，拿下香港地铁公司物业兴建权。然而，这只是小肉，没人瞧上眼，大家都惦记着更大的肥肉。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码头，九龙仓集团手握香港一大笔陆地资产。可以说，谁拿下九龙仓，谁就得到了香港大部分装运业务。华资财团个个虎视眈眈，都想将九龙仓占为己有，李嘉诚也是如此。此时，九龙仓正由怡和洋行控制，但怡和所占股份不到20%。也就是说，如果李嘉诚能设法吞并九龙仓20%股份，那就能与怡和一较高下。李嘉诚一出击，怡和开始急了，只好帮救兵，向汇丰求助。既然拿下九龙仓已经无望，但和记黄埔，他决不能让它落空。李嘉诚寻思，如果能以手头上的九龙仓股票，去换取赢得和记黄埔的筹码，这也不失为一次好交易。在香港中环文华阁的高级客房里，李嘉诚与包玉刚谈了一笔生意。李嘉诚承诺，愿意将手头上的2000万九龙仓全数让给包玉刚，希望包玉刚能帮忙从中斡旋。碰巧，这时包玉刚正准备在地产摩拳擦掌，苦于无路可走。通过包玉刚的牵线，李嘉诚成功从汇丰承接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完成收购。李嘉诚的退出，让怡和松了口气，以为就此可以高枕无忧。
包玉刚悄悄买入九龙仓1000万股，加上之前的2000万股，手头上共有3000万股。包玉刚生性谨慎，做事总会给自己留足余地，以防万一，他将手头上的股票转入隆丰国际。说是股权转让，但都是自家公司，名转实不转，也没什么差别。如果收购计划失败，包玉刚顶多折了隆丰国际，不至于让自己输得一败涂地。等到怡和大梦初醒，包玉刚已经带着自己的二女婿入驻九龙仓董事会。可怡和老板纽壁坚不会就此放过包玉刚，他正在憋大招，企图一招制敌。怡和内部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开始谋划“九龙仓股票反购战”。纽壁坚第一步棋，就是股票占有份额，他提出将把怡和财团增购的份额确定在49%。他这招走得很奸诈，一下子将包玉刚推入进退两难的局面。把收购界线定为49%，包玉刚如果跟进，那他的持股量必须超过49%。一旦突破50%，包玉刚就属于全面收购，这样一来，势必牵动百亿资金。当时，包玉刚将股票转入隆丰国际，是以每股55港元转入。认购书内容是，怡和以两股作价，12.2港元置地股票，加一张抵押债券，面值75.6港元，共100港元，换购一股70港元的九龙仓股票。纽壁坚将这份认购书传至各大港媒，煽动媒体舆论，弄得包玉刚骑虎难下。纽壁坚抓住包玉刚外出的空子，策划这场战役，就是想打包玉刚一个措手不及。他特意让媒体在周六一大早发布此消息，又假惺惺打电话通知吴光正，包玉刚的二女婿。两天内，包玉刚要赶回香港，又要抓紧时间筹集资金收购。
包玉刚接到女婿电话，开始盘算起来，怡和手头有20%股份，而他有30%。如果包玉刚也将收购临界点定在49%，那他只需要再收购19%即可。可包玉刚手头上只有5亿港元，要想收购19%，必须再筹集15亿港元。眼下，要去变现家产、债务已经来不及，包玉刚左思右想，只好请外援。包玉刚向汇丰总经理沈弼求救，沈弼当场拍板，将15亿港元直接汇入包玉刚账户。资金解决后，包玉刚通知女婿，赶紧与律师商讨收购方案。而他自己买了两张苏黎世飞往香港的机票，再买了一张飞往瑞士苏黎世的机票。 害怕引起纽壁坚的察觉，他必须假装全然不知情，继续按原计划办事。于是，他来了一场声东击西，先飞到苏黎世，再从苏黎世偷偷飞回香港。晚上，他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以105港元一股的高价，现金收购九龙仓股票2000万股，并将股份提高至49%。他们原先计划是现金加债券收购，而包玉刚以现金收购，而且每股还高出他们5港元。股民们一看，这么优渥的条件，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这个店了，于是纷纷抛售股票。从正式开始到收购结束，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包玉刚就收购了49%股份，一跃成为九龙仓第一位华人董事长。而怡和财团元气大伤，输得心服口服，只好拱手让出九龙仓。吞下九龙仓之后，包玉刚又拿下会德丰，成为会德丰主席。包玉刚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拿下英资四大洋行的第二个香港人。 华资财团的崛起，逐渐挤兑英资地盘，英资企业逐渐退出竞争圈。1988年，包玉刚宣布退休，包玉刚没有儿子，有4个女儿。但其实上，包玉刚退而不休，因为他还有一桩心愿未了。1991年9月，包玉刚向怡和凯瑟克沟通，表示九龙仓想作价每股10.25港元收购怡和手头的33%的置地股权。 而且，包玉刚刚从怡和手里抢走九龙仓，无论如何，这次他们都不能让包玉刚如愿。为此，怡和立马改组，并修改置地章程，规定怡和大班是置地的永远主席。这样一来，即使包玉刚有多大的能耐，都无法将置地收购。讲到激动之处，包玉刚还站起来，对着大海振臂高呼，坚信自己一定能啃下置地这块硬骨头。第二天，9月23日清晨，包玉刚呼吸系统疾病发作，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3岁。 一代商业巨子就此落幕，而包氏势头不减，财富与日俱增。2015年，女婿吴光正退休，千亿家产由外孙吴宗权接任。就算吴宗权不投资别的，每年光靠收租，都有160亿的收入。比起短期赚快钱，他更考虑未来的长远利益，就是这一点，打稳了包氏集团的根基。正因为有他的掌舵，包氏这艘船才能越驶越远，直达繁华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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