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博士后，一门心思搞科研，业余写稿不荒废，努力给你惊喜。
——朱小鹿
她们是粤剧名伶何秋兰和黄美玉，一个80岁，一个82岁。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中国行，摄影师刘博智从中做了大量工作。著名导演魏时煜见到她们后，对她们产生浓厚兴趣，并拍摄了对两人的访谈。随着访谈的深入，接触的增多，她越发觉得，两位老人身上藏着无尽的宝藏，值得深入挖掘。之后，她用7年时间，拍摄完成反映古巴华人与粤剧传承的纪录片《古巴花旦》。她们的粤剧情缘，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她们的演出舞台，是远在西半球的古巴。她们身上所反映的，有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追求，也有海外华人奋斗的血泪控诉。作为地道的古巴人，她们为什么这样钟情唱粤剧？为什么年老了，她们又到中国演出？1931年，古巴西部的比那尔德里奥省，一个小女孩降临到人间。那时，母亲仅有16岁，为了生存，她带着嗷嗷待哺的女儿，流落在首都哈瓦那的街头。一次，她们在中国城附近流浪时，中国人何买盛看到她们可怜，便收留了她们。两年后，何买盛患上肺病，因为怕被传染，母亲只好带着年幼的何秋菊，再次露宿街头。他是广东开平人，1904出生，从小家境富裕，曾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少爷。唱戏在当时是最低下的职业，家人不允许他当戏子，百般阻挠。激情澎湃之下，19岁的他带着几本粤剧曲本，毅然离家出走。尽管自顾不暇，他深深同情这对母女，便将两人带到家中。几年后，他和何秋兰的母亲结婚，之后也没再要孩子，将何秋兰视如己出。从此，这个普通的古巴女孩与中国结缘，演绎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谁也想不到，多年后她会来到中国，她的事迹被拍成电影，轰动一时，感动到许多中国人。
哈瓦那中国城华人多达十几万，是美洲最大的华人居住生活区之一。这些华人大多来自广东，因此，唱粤剧、听粤剧成为一种时尚，很受华人欢迎。在粤剧的世界里，那些古巴华人能慰藉乡愁，品味家乡，寄托相思。为了养家，方标一边在洗衣房工作，一边在“国光”粤剧团兼职。生存梦想两不误，在奔波劳碌之时，他顽强坚持自己的粤剧梦想。同时，他把目光聚集在养女何秋兰身上，想传授她粤剧。何秋兰4岁时，他问道：“你喜不喜欢唱粤剧？”她不假思索说：“喜欢”。因为她年龄太小，“国光”粤剧团不收她，养父就亲自教她。他不仅教何秋兰唱粤剧，还教她讲中国话、中国文化和做人道理。“问句天公，奴奴心事重，难入梦……” ，这是养父教她的第一支曲子，永远刻在她的脑海里。不仅如此，养父还请来董祥师父，教她读书写字、识谱唱戏。从小打下的童子功，让她举手投足间尽显中国传统女性的魅力，为以后成功埋下伏笔。多年以后，何秋兰拿出两本泛黄的笔记本，上面记满《王宝钏》《卖花女》《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剧名和歌词。那是养父当年教她的学唱内容，为了防止歌词纸老旧、丢失，她便将歌词抄写下来，反复练习。对她来说，这是自己和养父交流的纽带，也是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养父和师父的培养下，何秋兰8岁登台，15岁当上剧团花旦，可谓年少成名，意气风发。那时，剧团发展如火如荼，演员、编辑、教习、武打、戏装等行当齐全，专业化程度很高。每周，剧团的安排总是满满当当的，在剧团排练，到剧院表演，抽时间还要外出巡演。有时，外出巡演长达几个月，作为剧团的台柱子，何秋兰整天忙得团团转。许多人愿意亲近她，把她当亲人，因此她在华人社区如鱼得水。唱粤剧成了何秋兰的工作，她在这方面很有优势，也很自豪，生活上不愁吃不愁穿，甚至拍照片都能赚钱。她还和同时期的歌影明星、粤剧名伶同台演出，一路走来，享尽鲜花和掌声。那是古巴华人最巅峰的时期，古巴对华人非常友好，华人能够安居乐业，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为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古巴人民奋起抗争，古巴的华人们也积极参与其中，为独立战争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可惜，何秋兰辉煌的粤剧演出经历，只维持了十年，便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
曾经繁华热闹的古巴，纸醉金迷的哈瓦那，经济发展严重受阻，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唐人街华人的生意举步维艰，尽管大家咬牙坚持，但还是难以为继。没过多久，古巴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经济，消灭私有制，灾难真正降临到华人头上。许多华人苦心经营了十几年，几十年的生意、店铺被收归国有。华人社区迅速衰败，看粤剧听粤剧成了一种奢侈，许多剧团也纷纷解散。少数华人选择接受国家分配的工作，大多数华人选择离开古巴，要么回中国，要么去美国。留下来的华人，除了习惯了古巴的生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没有足够回国的钱，怕回去丢面子。那时，胡秋兰已经结婚，丈夫也是个华人，祖籍广东开平。他不愿意胡秋兰抛头露面，她便彻底失去登台演出的机会。何秋兰改行做过医院秘书、餐厅收银员，后来还做过报社的打字员。但她从未忘记唱过的粤剧，虽然唱粤剧不再是职业，但她时不时和养父对唱一下，自娱自乐，修身养性。养父方标感到骄傲的是，自己教养女学粤剧，养女的灵魂深处，深深烙上中华文化的基因。而黄美玉则在高中毕业后，继续读大学，毕业后做了外交官。从此，两姐妹天各一方，很少相聚，成名成角的梦想破灭了。她们和粤剧渐行渐远，在生命的长河中落寂了半个世纪。
她是混血儿，父亲是个华人，从小，她就学功夫和舞狮。那个时候的古巴华埠很兴盛，华人比较多，在哈瓦那有一个中华学校。两人是同学，一次海外募捐活动时，何秋兰登台唱戏，台下的黄美玉羡慕不已。何秋兰想到一个办法：把西班牙语的发音写在汉字上头，黄美玉就看发音，死记硬背。剧团里，两人是黄金搭档，一个唱花旦，一个唱武生，经常同台演出；台下两人无话不谈，是情同姐妹的闺蜜。剧团解散后，两人分道扬镳，各自奔向不同的命运之路，从此杳无音信，失去联系。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这话放在两人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时间很快进入九十年代，两人由青春活泼的美少女，变成头发花白的老妪。人老爱念旧，退休后，两人经常想起年少时唱戏的时光，感慨万分，更是难舍心中那份粤剧情怀。在华人社区重逢后，两人重新圆粤剧梦的想法不谋而合。可惜，当年的小伙伴，有的已经驾鹤西去，有的不愿再唱下去。平日里，她们在家自娱自乐，在重大节庆时，她们组织排练，参加公开演出。可惜，随着古巴华人的没落，很少有人欣赏她们的演出了。年轻时，她们唱粤剧的美梦，因为环境突变，没有坚持下来。幸运的是，她们遇美籍华人摄影师刘博智和著名导演魏时煜。2019年3月11日，第47届香港艺术节开幕后，刘博智再次把何秋兰、黄美玉接到香港。艺术节专门设了一场题为“名伶花旦展演话当年”的演出。在油麻地戏院，两人不顾旅途的舟车劳顿，很快登台演出，《抛绣球》、《西蓬击掌》、《平贵别窑》三个折子戏演下来，博得阵阵掌声。与其说是《古巴花旦》成就了她们，不如说是祖国和故乡成就了她们。
时隔六十年，八十八岁的秋兰和九十岁的美玉仿佛回到当年，找回圆梦的感觉。排练开声时，在乐队的伴奏下，何秋兰唱到高音处，荡气回肠。而黄美玉演宰相王允的时候，虽然拄着拐杖上台，但功架可见；演薛平贵时，她则扔掉拐杖，武生扮相，英俊潇洒。 3月15日晚，何秋兰用粤语唱起《夜上海》，全场观众不由地拍手伴奏。接下来的两晚，她们唱了《帝女花》、《茉莉花》，在依依不舍中和观众告别。到后台时，魏时煜忍不住拥抱她们，她的泪水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无法停止。魏时煜不仅因为记录片哭，更重要的是，两位耄耋老人通过演出，圆了她们重登舞台的粤剧梦，也让《古巴花旦》的观众亲身见证了粤剧在海外的传奇。
演出结束后，她们收到制作的演出相簿，开心得像小孩一般，这是从香港带回家的最好的纪念。
何秋兰曾说过，我生来就是古巴人，可我的心却是中国心。除了登台演出的梦想，她还有个心愿——到中国“寻根”。她的养父方标喜欢粤剧，那是他一生的最爱，寄托着他无限的思乡之情。可是，他奋斗了一辈子，也没有凑齐回家的路费，回家的愿望在一次次无奈中落空。他希望何秋兰能把粤剧传承下去，把思念祖国和家乡的情怀书写在史册上。何秋兰最大的愿望，就是替养父回中国看看，完成他的夙愿。她每个月仅有10美元的退休金，许多时候靠国家补贴才能维持生计。如今，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古巴华人都想回去看看。可苍老无力的身躯、囊中羞涩的现状，成为横亘在归乡路上的两座大山。美籍华人摄影师刘博智，在探访古巴华人时，偶然间得知胡秋兰和黄美玉唱粤剧的故事。开始时，刘博智以为她想去游玩，结果何秋兰告诉他，她要为养父拜祖先。在刘博智的帮助下，2011年，何秋兰终于回到中国，替养父完成探亲之旅。在广东开平的方家祖坟前，何秋兰燃香烧纸，表情严肃中带着些许落寂。随后，她身穿戏装，深情唱起令她终生难忘的《卖花女》。婉转的腔调，饱含的深情，把在场的乡亲带入粤剧的优美意境中，感天动地，所有人无不动容。空旷的墓园上空，歌声悠扬、掌声雷动，相信养父远在古巴的灵魂，能够感受来自家乡的温暖。88年前那位离乡的追梦少年，一生漂泊动荡，至死未能还乡。而如今，这个和他没有血缘的养女，用属于他们两人的方式，替他完成归乡的梦想。作为一个混血孤儿，两岁时，他被中国的熊如淡夫妇收养，从此结束了孤苦飘零的日子。熊如淡夫妇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却用客家人独特的方式，让熊德龙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中长大。但他时刻不忘养父母的养育之恩，保持着中国人知恩图报的本色。虽然身体里没有中国人的血，但他始终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一片赤城的客家情。他用一颗中国心做事，孝敬父母，造福家乡，用实际行动赢得许多人的尊重。他先后捐资数亿元人民币，兴办多所学校、医院和敬老院，而修桥、筑路、建公园更是不计其数。命运的剧本一开始，他便和养父母结缘，随后的日子里，他们共同演绎感人至深的故事。不论身处何方，岁月如何沧桑，中国心永远是最亮丽的风景。
可惜，随着老一代华人的凋零，年轻一代华人的搬离，已经没了往日的人气。香港学者雷竞璇的父亲，就是当年闯荡古巴的华人之一。40多年前，父亲从古巴寄来两封信，信的内容，他至今还记得。父亲感叹生不逢时，战乱不断，自己在古巴的生活一日不如一日。可回来后情况更糟糕，他整日郁郁寡欢，很快就去世了。为了彻底了解父亲在古巴的遭遇，雷竞璇到古巴进行实地探寻。上个世纪50年代，父亲来到古巴，那时的古巴，还是一片富庶繁荣。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胜利，从此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许多华人的私人财产被没收，一夜之间财富归零，一下回到解放前。谁知，突如其来的变故，他的幸福化为泡影，只好接受分配的工作，干了三十年后退休。而潘松年的儿子，即使大学毕业后，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得靠摆地摊为生。雷竞璇的父亲和潘松年的遭遇，是当时古巴十万华人悲惨命运的缩影。
随着对古巴华侨历史和现状的了解，雷竞璇彻底读懂了父亲。身无分文，落魄潦倒，没有尊严，即便回乡后又能怎样？有几个人能忍受这种耻辱？他们在古巴辛苦了一辈子，因为没有后人，他们死后，骨灰只能存放在地下墓室。那里年久失修，破烂不堪，蛛网百结，阴暗潮湿，被称为“乱葬岗”。他们的骨灰盒只有死者的名字和死亡时间，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要么年轻时踌躇满志闯荡，年老时两手空空回家，饱受失败和痛苦的煎熬；要么故土难回，孤独伶仃客死他乡，被人永远遗忘，死不瞑目意难平。即便是像何秋兰这样的古巴人，作为华人后代，也面临被抛弃和遗忘的命运。何秋兰的愿望，就是每年都能回中国一次，用粤剧传递乡情。一个90多岁的古巴老人，对中国感情如此深厚，我们怎能让她失望？每年都来中国，唱粤剧，游家乡，体验中国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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