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博士后,一门心思搞科研,业余写稿不荒废,努力给你惊喜。
——朱小鹿
她们是粤剧名伶何秋兰和黄美玉,一个80岁,一个82岁。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中国行,摄影师刘博智从中做了大量工作。著名导演魏时煜见到她们后,对她们产生浓厚兴趣,并拍摄了对两人的访谈。随着访谈的深入,接触的增多,她越发觉得,两位老人身上藏着无尽的宝藏,值得深入挖掘。之后,她用7年时间,拍摄完成反映古巴华人与粤剧传承的纪录片《古巴花旦》。她们的粤剧情缘,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她们的演出舞台,是远在西半球的古巴。她们身上所反映的,有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追求,也有海外华人奋斗的血泪控诉。作为地道的古巴人,她们为什么这样钟情唱粤剧?为什么年老了,她们又到中国演出?1931年,古巴西部的比那尔德里奥省,一个小女孩降临到人间。那时,母亲仅有16岁,为了生存,她带着嗷嗷待哺的女儿,流落在首都哈瓦那的街头。一次,她们在中国城附近流浪时,中国人何买盛看到她们可怜,便收留了她们。两年后,何买盛患上肺病,因为怕被传染,母亲只好带着年幼的何秋菊,再次露宿街头。他是广东开平人,1904出生,从小家境富裕,曾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少爷。唱戏在当时是最低下的职业,家人不允许他当戏子,百般阻挠。激情澎湃之下,19岁的他带着几本粤剧曲本,毅然离家出走。尽管自顾不暇,他深深同情这对母女,便将两人带到家中。几年后,他和何秋兰的母亲结婚,之后也没再要孩子,将何秋兰视如己出。从此,这个普通的古巴女孩与中国结缘,演绎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谁也想不到,多年后她会来到中国,她的事迹被拍成电影,轰动一时,感动到许多中国人。
哈瓦那中国城华人多达十几万,是美洲最大的华人居住生活区之一。这些华人大多来自广东,因此,唱粤剧、听粤剧成为一种时尚,很受华人欢迎。在粤剧的世界里,那些古巴华人能慰藉乡愁,品味家乡,寄托相思。为了养家,方标一边在洗衣房工作,一边在“国光”粤剧团兼职。生存梦想两不误,在奔波劳碌之时,他顽强坚持自己的粤剧梦想。同时,他把目光聚集在养女何秋兰身上,想传授她粤剧。何秋兰4岁时,他问道:“你喜不喜欢唱粤剧?”她不假思索说:“喜欢”。因为她年龄太小,“国光”粤剧团不收她,养父就亲自教她。他不仅教何秋兰唱粤剧,还教她讲中国话、中国文化和做人道理。“问句天公,奴奴心事重,难入梦……” ,这是养父教她的第一支曲子,永远刻在她的脑海里。不仅如此,养父还请来董祥师父,教她读书写字、识谱唱戏。从小打下的童子功,让她举手投足间尽显中国传统女性的魅力,为以后成功埋下伏笔。多年以后,何秋兰拿出两本泛黄的笔记本,上面记满《王宝钏》《卖花女》《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剧名和歌词。那是养父当年教她的学唱内容,为了防止歌词纸老旧、丢失,她便将歌词抄写下来,反复练习。对她来说,这是自己和养父交流的纽带,也是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养父和师父的培养下,何秋兰8岁登台,15岁当上剧团花旦,可谓年少成名,意气风发。那时,剧团发展如火如荼,演员、编辑、教习、武打、戏装等行当齐全,专业化程度很高。每周,剧团的安排总是满满当当的,在剧团排练,到剧院表演,抽时间还要外出巡演。有时,外出巡演长达几个月,作为剧团的台柱子,何秋兰整天忙得团团转。许多人愿意亲近她,把她当亲人,因此她在华人社区如鱼得水。唱粤剧成了何秋兰的工作,她在这方面很有优势,也很自豪,生活上不愁吃不愁穿,甚至拍照片都能赚钱。她还和同时期的歌影明星、粤剧名伶同台演出,一路走来,享尽鲜花和掌声。那是古巴华人最巅峰的时期,古巴对华人非常友好,华人能够安居乐业,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为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古巴人民奋起抗争,古巴的华人们也积极参与其中,为独立战争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可惜,何秋兰辉煌的粤剧演出经历,只维持了十年,便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
曾经繁华热闹的古巴,纸醉金迷的哈瓦那,经济发展严重受阻,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唐人街华人的生意举步维艰,尽管大家咬牙坚持,但还是难以为继。没过多久,古巴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经济,消灭私有制,灾难真正降临到华人头上。许多华人苦心经营了十几年,几十年的生意、店铺被收归国有。华人社区迅速衰败,看粤剧听粤剧成了一种奢侈,许多剧团也纷纷解散。少数华人选择接受国家分配的工作,大多数华人选择离开古巴,要么回中国,要么去美国。留下来的华人,除了习惯了古巴的生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没有足够回国的钱,怕回去丢面子。那时,胡秋兰已经结婚,丈夫也是个华人,祖籍广东开平。他不愿意胡秋兰抛头露面,她便彻底失去登台演出的机会。何秋兰改行做过医院秘书、餐厅收银员,后来还做过报社的打字员。但她从未忘记唱过的粤剧,虽然唱粤剧不再是职业,但她时不时和养父对唱一下,自娱自乐,修身养性。养父方标感到骄傲的是,自己教养女学粤剧,养女的灵魂深处,深深烙上中华文化的基因。而黄美玉则在高中毕业后,继续读大学,毕业后做了外交官。从此,两姐妹天各一方,很少相聚,成名成角的梦想破灭了。她们和粤剧渐行渐远,在生命的长河中落寂了半个世纪。
她是混血儿,父亲是个华人,从小,她就学功夫和舞狮。那个时候的古巴华埠很兴盛,华人比较多,在哈瓦那有一个中华学校。两人是同学,一次海外募捐活动时,何秋兰登台唱戏,台下的黄美玉羡慕不已。何秋兰想到一个办法:把西班牙语的发音写在汉字上头,黄美玉就看发音,死记硬背。剧团里,两人是黄金搭档,一个唱花旦,一个唱武生,经常同台演出;台下两人无话不谈,是情同姐妹的闺蜜。剧团解散后,两人分道扬镳,各自奔向不同的命运之路,从此杳无音信,失去联系。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这话放在两人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时间很快进入九十年代,两人由青春活泼的美少女,变成头发花白的老妪。人老爱念旧,退休后,两人经常想起年少时唱戏的时光,感慨万分,更是难舍心中那份粤剧情怀。在华人社区重逢后,两人重新圆粤剧梦的想法不谋而合。可惜,当年的小伙伴,有的已经驾鹤西去,有的不愿再唱下去。平日里,她们在家自娱自乐,在重大节庆时,她们组织排练,参加公开演出。可惜,随着古巴华人的没落,很少有人欣赏她们的演出了。年轻时,她们唱粤剧的美梦,因为环境突变,没有坚持下来。幸运的是,她们遇美籍华人摄影师刘博智和著名导演魏时煜。2019年3月11日,第47届香港艺术节开幕后,刘博智再次把何秋兰、黄美玉接到香港。艺术节专门设了一场题为“名伶花旦展演话当年”的演出。在油麻地戏院,两人不顾旅途的舟车劳顿,很快登台演出,《抛绣球》、《西蓬击掌》、《平贵别窑》三个折子戏演下来,博得阵阵掌声。与其说是《古巴花旦》成就了她们,不如说是祖国和故乡成就了她们。
时隔六十年,八十八岁的秋兰和九十岁的美玉仿佛回到当年,找回圆梦的感觉。排练开声时,在乐队的伴奏下,何秋兰唱到高音处,荡气回肠。而黄美玉演宰相王允的时候,虽然拄着拐杖上台,但功架可见;演薛平贵时,她则扔掉拐杖,武生扮相,英俊潇洒。 3月15日晚,何秋兰用粤语唱起《夜上海》,全场观众不由地拍手伴奏。接下来的两晚,她们唱了《帝女花》、《茉莉花》,在依依不舍中和观众告别。到后台时,魏时煜忍不住拥抱她们,她的泪水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无法停止。魏时煜不仅因为记录片哭,更重要的是,两位耄耋老人通过演出,圆了她们重登舞台的粤剧梦,也让《古巴花旦》的观众亲身见证了粤剧在海外的传奇。
演出结束后,她们收到制作的演出相簿,开心得像小孩一般,这是从香港带回家的最好的纪念。
何秋兰曾说过,我生来就是古巴人,可我的心却是中国心。除了登台演出的梦想,她还有个心愿——到中国“寻根”。她的养父方标喜欢粤剧,那是他一生的最爱,寄托着他无限的思乡之情。可是,他奋斗了一辈子,也没有凑齐回家的路费,回家的愿望在一次次无奈中落空。他希望何秋兰能把粤剧传承下去,把思念祖国和家乡的情怀书写在史册上。何秋兰最大的愿望,就是替养父回中国看看,完成他的夙愿。她每个月仅有10美元的退休金,许多时候靠国家补贴才能维持生计。如今,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古巴华人都想回去看看。可苍老无力的身躯、囊中羞涩的现状,成为横亘在归乡路上的两座大山。美籍华人摄影师刘博智,在探访古巴华人时,偶然间得知胡秋兰和黄美玉唱粤剧的故事。开始时,刘博智以为她想去游玩,结果何秋兰告诉他,她要为养父拜祖先。在刘博智的帮助下,2011年,何秋兰终于回到中国,替养父完成探亲之旅。在广东开平的方家祖坟前,何秋兰燃香烧纸,表情严肃中带着些许落寂。随后,她身穿戏装,深情唱起令她终生难忘的《卖花女》。婉转的腔调,饱含的深情,把在场的乡亲带入粤剧的优美意境中,感天动地,所有人无不动容。空旷的墓园上空,歌声悠扬、掌声雷动,相信养父远在古巴的灵魂,能够感受来自家乡的温暖。88年前那位离乡的追梦少年,一生漂泊动荡,至死未能还乡。而如今,这个和他没有血缘的养女,用属于他们两人的方式,替他完成归乡的梦想。作为一个混血孤儿,两岁时,他被中国的熊如淡夫妇收养,从此结束了孤苦飘零的日子。熊如淡夫妇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却用客家人独特的方式,让熊德龙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中长大。但他时刻不忘养父母的养育之恩,保持着中国人知恩图报的本色。虽然身体里没有中国人的血,但他始终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一片赤城的客家情。他用一颗中国心做事,孝敬父母,造福家乡,用实际行动赢得许多人的尊重。他先后捐资数亿元人民币,兴办多所学校、医院和敬老院,而修桥、筑路、建公园更是不计其数。命运的剧本一开始,他便和养父母结缘,随后的日子里,他们共同演绎感人至深的故事。不论身处何方,岁月如何沧桑,中国心永远是最亮丽的风景。
可惜,随着老一代华人的凋零,年轻一代华人的搬离,已经没了往日的人气。香港学者雷竞璇的父亲,就是当年闯荡古巴的华人之一。40多年前,父亲从古巴寄来两封信,信的内容,他至今还记得。父亲感叹生不逢时,战乱不断,自己在古巴的生活一日不如一日。可回来后情况更糟糕,他整日郁郁寡欢,很快就去世了。为了彻底了解父亲在古巴的遭遇,雷竞璇到古巴进行实地探寻。上个世纪50年代,父亲来到古巴,那时的古巴,还是一片富庶繁荣。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胜利,从此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许多华人的私人财产被没收,一夜之间财富归零,一下回到解放前。谁知,突如其来的变故,他的幸福化为泡影,只好接受分配的工作,干了三十年后退休。而潘松年的儿子,即使大学毕业后,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得靠摆地摊为生。雷竞璇的父亲和潘松年的遭遇,是当时古巴十万华人悲惨命运的缩影。
随着对古巴华侨历史和现状的了解,雷竞璇彻底读懂了父亲。身无分文,落魄潦倒,没有尊严,即便回乡后又能怎样?有几个人能忍受这种耻辱?他们在古巴辛苦了一辈子,因为没有后人,他们死后,骨灰只能存放在地下墓室。那里年久失修,破烂不堪,蛛网百结,阴暗潮湿,被称为“乱葬岗”。他们的骨灰盒只有死者的名字和死亡时间,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要么年轻时踌躇满志闯荡,年老时两手空空回家,饱受失败和痛苦的煎熬;要么故土难回,孤独伶仃客死他乡,被人永远遗忘,死不瞑目意难平。即便是像何秋兰这样的古巴人,作为华人后代,也面临被抛弃和遗忘的命运。何秋兰的愿望,就是每年都能回中国一次,用粤剧传递乡情。一个90多岁的古巴老人,对中国感情如此深厚,我们怎能让她失望?每年都来中国,唱粤剧,游家乡,体验中国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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