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媒介属性决定了中国纪录片的多重属性，也决定了它多元复杂的生存环境。这里讨论：中国纪录片的生存环境怎样？中国纪录片究竟该不该市场化运作？
本小节主要介绍纪录片在中国的生存环境。中国的媒介属性决定了中国纪录片的多重属性，也决定了它多元复杂的生存环境。
由于中国媒体大多数是事业体制、企业管理，中国的媒介产品也兼有政治性、商品性和社会性。那么所有媒介产品的生存环境也就包括政治环境、商业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从新世纪初至今，中国纪录片一直处在公司化转型的过渡阶段，国家对媒介产品的政策法规显得很模糊，纪录片的商业运营模式也不清晰，中国纪录片在当今的生存环境比较复杂。中国纪录片要在政策法规范围内，在商业市场领域中立足生存，颇具压力和挑战性。下面分别对当下中国纪录片的政治环境、商业环境和文化环境进行介绍。
中国是一个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新闻媒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意识形态对大众传媒的控制是一个现实性的存在。任何一种媒介都处于一个中国特色的政治环境，中国纪录片也不可能是脱离环境的自在之物。虽然纪录片是站在以体现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为特征的文化体系之中，与国家意识形态保留着一定的距离，但是依然受制于政府。中国纪录片与政府的关系可以如下描述：
第一，中国纪录片首先要坚持党的政策方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服务。这是纪录片作为大众传媒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纪录片专业领域和政府管理层之间存在长期互动性，其中政府管理层起着主导作用。政府管理层在市场化进程中具有主体和客体双重属性。一方面政府管理层是市场化的先导，它决定了纪录片发展的诸多方面。它对纪录片的发展进行规划，对纪录片市场进行调控和管理，掌握着纪录片产业化的规模、速度和内涵，并对纪录片的发展起制约、延缓或者促进、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又是市场化改造的对象。市场化影响着政府的职能权利，角色定位，行为空间和行为方式。
第三，中国纪录片与政府力量妥协平衡，纪录片市场化迂回发展。许多时候，纪录片业界会试探性地抛个“擦边球”，看政府管理层的态度。如果管理层反对，就打住，如果管理层默许，就继续。政府管制严格，纪录片的空间就狭小，政府放松管制，纪录片的发展空间就开阔一些。在政府的管制与放松管制之间，形成了媒介单位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就在媒介单位与政府力量的博弈之间妥协平衡，在管制的严格与松弛之间迂回发展。中国纪录片所处的这个环境是随着媒介和政治双方力量的彼此消长而变化的，是一个媒介政治化，政治社会化的动态的综合环境。
新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深入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作为文化产品的影视媒介产品开始逐步对外开放，于是，电视电影业界也开始积极地探索市场化之路。中国的媒介生态发生了巨大变革。
随着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国家不断强调文化具有的产业属性。2004年2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强调要深化影视业的机制体制改革，积极培育发展市场主体，影视节目的制作与播出逐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有电视台都要考核收视率和广告量。从此，各家电视台都开始加强财务管理，从央视到地方台的各个频道和栏目都开始注重效益成本核算。各家电视台和影视公司都以收视率为“指挥棒”，以票房额为“靶子心”。各个纪录片频道和纪录片栏目都无一例外地参与了市场竞争。在这样的环境下，纪录片节目也被放置于“收视杠杆”，与综艺娱乐节目，法制节目，新闻节目和故事片一起接受观众收视率的检阅和广告商的挑选。纪录片被置入一个激烈竞争的商业环境中。
随着中国文化市场化、产业化的不断推进深入，中国纪录片也逐渐陷入了一种文化窘境。当前的文化环境相对浮躁、媚俗，不利于纪录片的发展。
首先，纪录片专业领域的文化氛围受到了商业污染。商业领域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使得纪录片开始了低成本的批量生产，这就造成了纪录片创作中的群体文化的衰落。在文化渐趋多元的背景下，纪录片作为承载文化价值的影视产品，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
其次，娱乐化浪潮侵蚀着影视生态。《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出台之后，各家媒体机构以及各种节目之间展开了无形地竞争。在收视率的刺激下，许多节目都在创新升级。同年，影视业界提出了“娱乐化”的口号，电视界兴起了一股娱乐浪潮：一时间《快乐大本营》，《非常6+1》，《星光大道》，《超级女声》，《快乐男声》，《智勇闯关》等益智类，真人秀等娱乐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电视媒体的娱乐资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掘，娱乐化浪潮强劲地冲击着电视荧屏。虽然也有一些不错的法制、纪录节目，但是从整体来看，娱乐性、游戏性和博彩性成为当前电视节目三大显著特征。
其三，国内观众的媒介素养普遍比较低，不足以欣赏纪录片的淳朴和深刻。创作者花费好大精力制作的好的纪录片往往得不到观众的认可，其影响力远远不如一部速成的故事片。长期以来，中国纪录片的受众基础相当薄弱。
纪录片在中国的生存环境相对特殊，它是政府部门、媒介市场和观众素养等方面因素在互相关联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综合的、复杂的大环境。它是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社会公益逻辑共同作为的结果。在媒介产业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纪录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局促狭小的政治环境、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和粗鄙浮躁的文化环境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纪录片的生存和发展。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中国纪录片的影响力渐趋下降，其生存空间似乎越来越狭小。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文化体制的变革已经把中国的纪录片推向了市场。根据入世协定，2006年之后，作为特殊领域的新闻传媒业，也在逐步对外开放。于是在今天，中国纪录片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生存空间。
（二）中国纪录片该不该市场化运作
在中国，纪录片处于一个特殊、复杂的生存环境。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纪录片该不该市场化运作呢？对此，纪录片专业领域的声音并非一致：有人支持市场化，有人反对市场化。笔者认为，纪录片本质上兼有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尽管目前纪录片的生存比较艰难，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纪录片应该走市场化的路子：
长期以来，我国的传媒事业是靠国家投资运营的。在财政事业型体制下，大众媒体用行政手段指挥节目生产，几乎不考虑经济上的投入与产出，往往造成财力和物力的浪费。虽然赚钱不是拍摄纪录片的目的，但是完全不计成本、不求经济效益的做法，势必会造成制作经费的不足，影响纪录片创作生产的良性循环。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联系的，纪录片生存同样离不开社会大系统。一方面社会环境因素推动或阻碍着纪录片的发展，另一方面纪录片自身也自觉地去适应当下的生存环境。近年来，业界对于纪录片回归社会化道路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所谓纪录片的社会化是指纪录片从一种单纯的影视创作，逐步融入到社会关系网，在与市场、媒体、受众的互动中，寻求整体发展的过程。社会化也是现阶段我国纪录片的首要特征。
在现代社会，纪录片无一例外地具有某种商品性。然而，几乎所有艺术价值的社会化都是通过商业化、市场化的途径来实现的。市场化是纪录片实现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在纪录片生产、传播、消费的链条中，市场行为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纪录片只有通过市场行为，才能争取更广阔的传播渠道，只有在市场的流通中，才能得到更广泛地传播，从而实现纪录片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艺术家陈逸飞早年在谈及视觉艺术的产业化问题时，认为产业化只是一种流通机制，产业化和商业化可以作为促进艺术传播的方式。可以说，市场化是纪录片传播的最好方式，也是纪录片迈向社会化的最有效途径。
市场化对纪录片创作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在市场化条件下，纪录片好坏的综合评判标准不是凭少数人的主观臆断，在市场竞争中观众的收视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节目的质量。只有观众认可的片子，符合市场条件的片子才可能在市场上流通，才可能实现其传播效果。而不符合市场化要求的纪录片，只能是自我欣赏的作品。因此，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纪录片创作者会充分考虑作品的市场需求、市场价值以及核心竞争因素，从而自觉地提高创作质量；也只有在市场化条件下，才能充分调动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才可能建立产业的最大效率机制。另一方面，在市场化条件下，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纪录片也会自觉地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多的纪录片专业频道和栏目会拓宽我国纪录片的传播空间，在大众传媒的培育下，纪录片观众的审美水平也会越来越高、进而推动纪录片创作质量的提升。可见，市场化是提高纪录片质量的原动力和有效途径。
对于纪录片市场而言，仍然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也只有被置于广阔自由的市场中纪录片才可能更显活力与生机。纪录片参与市场竞争为激活媒介市场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可能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例如有纪录频道和栏目获得了一些经济利润，缓解了电视台的压力。2002年成立的上海纪实频道积极探索面向受众的市场之路。历经三年亏损之后，终于扭亏为盈，2006年广告收入7200万，此后收视率和广告收入一路攀升，2008年达到1.26亿，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依旧广告过亿。上海纪实频道的成功证明纪录片可以市场化生存。
实际上，许多导演也是愿意走市场化道路的。《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在接受新浪传媒采访时候表示：纪录片一定要走市场化的道路，不存在“纪录片一定要靠国家出资”这样的说法。其实我觉得很多行业都面临过“怎么可能走市场化道路”这样的困惑，但最终需要有人能打破这个局面，需要有人去开创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先河，建立市场化的机制。纪录片在电视台的收购价都会非常的低，但是现在我们的纪录片不一定要价钱很高，但至少要迈出市场化的这一步。
任何新事物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定有它产生的理由。但是几乎所有的新事物都要经历被拒绝、被怀疑、再慢慢被接受的过程。今天看待纪录片市场化问题就像三十年前看待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难免有争议。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市场化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我们要认识到，我国纪录片的市场化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利益，更是希望纪录片能够在一种理性、健康的市场中多元地发展，能够在一种积极、良性的机制中走向繁荣，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社会不同层面的精神需求。市场化，会让纪录片走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繁荣，使纪录片的创作步入一种理想的状态。
因此，笔者认为，尽管中国纪录片的生存环境特殊、复杂，但是从经济体制、传播的效果、纪录片本体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纪录片走市场之路的方向是正确的。当前应该讨论的重点是，中国纪录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目前社会转型的特别的历史时期，在这种综合复杂的环境下，应该如何走出一条积极、健康的市场化道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