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农家子弟。在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父亲遗传给我的，如泥土般诚实、质朴的农民基因。正是父亲的这种优秀品质，影响了我的一生，实现了从一个乡村医生，一步一步走到省城昆明的蝶变。我感恩父亲、感恩家乡大寨那片厚重的土地、感恩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乡民们对我亲人的关怀与包容。明天就是父亲节了，写下这些文字，想念远在数百公里以外的父母。愿双亲身体安康、幸福美满！愿普天之下为子女默默操劳的父亲们安享晚年！
小时候，随父亲上山伐树。父亲锯倒一棵树后，我抚摸着树桩上那一圈圈不规则的圆形图案问父亲：“爸，这是什么呀？”父亲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摸摸我的小脑袋说：“这叫年轮，树有几岁了，就有几个圈。”我望望树，又望望父亲，好奇地问道：“那人有年轮吗？怎么看不到呢？”父亲笑笑说：“等你长大后就看得到了。”
在我儿时最初的记忆里，父亲就是一个木匠，但我长大以后，更愿意认为父亲是一个艺术家。一棵树在山上伫立千百年，它依然是一棵树，最多能为人们遮荫让鸟雀搭窝。父亲用他灵巧的双手剔除多余，这棵树便成了桌椅床柜，变得沉静而有内涵，于是才有了艺术的美感和魅力。
把树木砍伐扛回家，父亲会在院子里搭一个架子，将树干放上去，弹上墨线，一人在上一人在下用两米多长的大锯你推我拉把树干分解成椽皮，然后按所需尺寸锯断，刨光、打眼、定形、组装、用胶粘用钉子钉，最后刮粉、打磨、刷漆，每一道工序父亲都一丝不苟，从不偷工减料，极为认真，不仅做得美观精细，而且十分结实耐用，容不得一点瑕疵。不但家具的面子上做得溜光水滑，就连别人并不注意的角落里也不允许有一点毛糙，因此他做家具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总比其他的木匠多，别人三天能完成的，他却总要花上四五天，为此母亲常埋怨他手脚慢，父亲却并不在意，解释说：“慢工出细活，三天做个牛打角（一种很简单的农具）。”正因父亲这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态度，父亲的木工活在家乡十里八村口碑和声誉极好。
每到冬季农闲时节，每天都能见到父亲弓着腰，像一只虾，埋头在院子里推、刨、凿、锯。而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用来弹线的墨盒，常常趁他不在，学着父亲的样子，像模像样的找一块废弃的木料，拉出墨盒里浸了墨汁的线，绷紧拉直，拇指和食指提起线的中段，轻轻一放，只听“啪”的一声，木头上便出现了一根笔直的黑线条，感觉很神奇。那时我们没有什么玩具，便去找父亲做家具时锯下来的那些三尖八角的边角废料，当作积木，和小伙伴们像叠罗汉似的一块块叠起来，看谁叠得最高。
更喜欢看父亲用刨子把一块粗糙的木板表面刨平。这时父亲总是两手紧紧握住刨子两边的木把手，两根食指一左一右把住刨子的两边控制方向，运足力气，猛地向前一推，只听得“唰”的一声，刨子从木板的这头推到了那头，便会有一长条薄薄的散发着木质清香的刨花，从刨子上方的孔里弯曲着飞出来，推一次，“唰”的一声飞出来一条。不一会儿，地上便铺满了柔软的刨花、细碎的锯末，房子里便到处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木香，在那些细密的木纹上缭绕着。
偶尔碰上树疤，刨子便会受阻，在树疤那儿顿一下，刃子发出尖锐的声响。此时父亲前腿呈弓步后腿伸直，上身微微前倾，深吸一口气，把力气都运到双臂上，把刨子稍退，再猛进，“噌”的一声过去了，半段刨花和一些坚硬的木屑便飞了出来。父亲借势再推几刨子，然后提前木头，咪起一只眼，斜着瞄了瞄木头的线条是否笔直，自言自语地嘟囔一句：“泥瓦匠怕沙，木匠怕树疤啊！”
我把一段刨花当眼罩一样戴在脸上，扬起头问父亲：“教你木匠手艺的老师是谁啊？”父亲就笑笑说，“是鲁班。” 我把全村我所认识的人挨个全想了一遍，也没找到村子里有姓鲁的木匠，这时父亲总是哈哈大笑。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当木匠完全是自学，在哪儿看到一件家具，他回家就自己一人慢慢琢磨，反复折腾，时间长了，竟练就了一身做木工活的好本事。
听爷爷说，父亲小时候领悟能力就特别强，读书十分优秀，上小学也是跳着级读，但因家里是富农成分，出身不好，于是父亲从小便被贴上了“地富反坏右”的标签，小学毕业，便不允许继续读了。爷爷一直和我感慨：“要是当初政策好，让你爸一直读下去，真的可能成为一个人才，会有大作为的，唉，可惜了！”
在家当了几年农民后，在父亲十七八岁时，恰逢楚雄禄丰国营砖瓦厂到巧家县招工，做事踏实头脑灵活的父亲被招工的人一眼看中，远赴禄丰成了一名国家工人，每月领上了10多元钱的工资，从农民步入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可好景不长，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命运却又和他开了个玩笑。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祖国山河一片红，在供销社大桥转运组工作的爷爷被莫明其妙打成右派，天天戴着尖尖帽被人押着游街，游完了再双手反绑吊在街口的黄桷树上批斗。只有奶奶带着我姑妈和小孃三个女人在家担心吊胆的过日子，隔三差五就有戴红袖套的红卫兵来抄家，把院子刨了个底朝天，说要找我爷爷和反革命埋在家里的枪支，找不到，就把奶奶和尚未出嫁的姑妈抓去吊在树上打。实在没办法了，奶奶只好写信叫父亲回来，家里孤儿寡母没个男人真的不行。
就这样，父亲又从一个工人变回了农民，生活真会开玩笑，走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了起点。许多年后的今天，父亲和我讲起那段历史，总是感叹说：“你李表叔和我一起招的工，后来砖瓦厂解散后，安置分配到了县粮食局，现在退休了一个月能领2000多，我当初要是不回来，现在……”说话间，眼神中掠过几分失落。
这段历史，这些故事，小时候爷爷奶奶反复跟我讲，父亲母亲经常在我面前念叨，于是便在我的记忆中深深地沉淀了下来。
父亲从工人重新回归农民，虽然身在农村，他却始终不甘心春种秋收、夏耕冬藏，而是三天两头的冒出一些新主意，这在当时农村人的眼里，也许算是不务正业，不好好种地，尽瞎折腾。但正是这样的折腾，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把两个姐姐和我拉扯大并供我们上了中专中师参加工作成了公家人。父亲就这样用自己的一生，挣扎着，折腾着，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
静静想一想，人生何尝不是如此？生命在于运动，人生在于折腾。有谁愿意自己的人生是死水一潭？既然掀不起大风大浪，至少于也要荡几圈涟漪。当老了的时候，回过头，才可以无悔地说，今生没有白来。
从禄丰砖瓦厂回家后，父亲选择了当一名木匠。在七八十年代，匠人多少也算是个手艺人了，在乡下至少比单纯的庄稼人地位要稍高一些，也更受人们的尊重。
农闲时节，父亲除了在家里打一些家具卖，不时还会有乡邻请父亲上门去打家具。于是整个冬天，父亲很多时候都不在家，走村窜寨在外面奔波。主人家出木料，父亲出技术，包吃包住一天能挣七八块钱，一月下来也就两三百块钱，但主要的是外出做活这几个月，能为家里节省不少粮食，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这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我和两个姐姐读书的学费，有一部分就是父亲冬天帮人打家具积攒下来的。
1989年秋天，大姐和二姐分别考上了昭通卫校和巧家师范，每人每月需要100元的生活费，单靠父亲农闲时节做木工活的收入，已经无力支撑了。正当父亲一筹莫展时，在外打工回家过年的同村的邓舅公来我家做客，无意中说起他在文山州帮一个开米线厂的同乡老板打工，一个月包吃包住200元。父亲一听心动了，200元一个月，这不就够我两个姐姐每月的生活费了吗？于是过完年，在1990年那个春寒料峭的初春，父亲毫不犹豫地随邓舅公去了文山，每天早上4点钟就起床，蹬一辆人力三轮车穿行在文山州凌晨空旷的大街小巷，赶在6点以前把米线送到每一家早点店。以至于后来我到昭通读书，看到蹬人力三轮车的，内心就感到一阵心酸，遇到上坡，总要上去搭把手。
到文山一个月后，父亲领到了200元的工资。父亲后来回忆说，拿着那20张崭新的“大团结”，他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给大姐和二姐汇款，等到了邮局填好汇款单才发现，汇200元还要10元钱的手续费，一下子就傻眼了，无奈之下，只好回到厂里，请老板再多给10元钱做汇费，老板一听很感动，当即便把父亲的工资涨到了220元。后来，父亲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偷偷把三轮车蹬出去，悄悄上街去拉客，每月竟也能挣到几十元钱补贴家用。
有一次下雨天，父亲蹬着人力三轮车出去拉客时，车轮不小心溅起泥水弄脏了一个年轻人的裤子，父亲急忙下车赔礼道歉，但对方见是个穿着破烂的农民工，便不依不饶要父亲赔钱，甚至动手打了父亲几耳光。此时的父亲，作为一个双脚粘满泥土连骨子里都写着贫贱二字的农民，作为一个生活在这座陌生城市最底层举目无亲的农民工，他显得那么的无助和卑微，甚至连腰都不敢挺直。很多年后我依然能想像出这样的场景，父亲那个因常年弓着身体做木工活造成弯曲的驼背在那一刻会显得多么的卑躬屈膝。父亲几乎用乞求的口吻请求对方原谅，后来还是好心的路人帮忙解围才得以顺利脱身。
这事是后来邓舅公和我奶奶讲的，我记得当时奶奶听完后就哭了，父亲在家里是独子，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是全家继承香火的唯一传人和顶梁柱，奶奶怎么忍心他出去受这么多的委曲和折磨，加之1992年文山州平远街事件的发生，家人对文山州的社会治安情况极不放心，过完年，奶奶打死也不同意父亲再出去，差不多是以死相逼，才把父亲留在了家里，靠木工手艺勉强渡日。
到1993年，两个姐姐参加了工作，我也考入了昭通卫校，我的生活费主要由两个姐姐负担，家里的经济压力稍微减轻了一点，但依然穷得叮当响，父亲和母亲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地里辛苦劳作，除了能解决全家人的温饱问题，基本没有什么积蓄，日子依然过得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此时改革的浪潮已经席卷到了乡村，乡街子上有人办起了家具厂，机械化的批量生产样式新颖的转角沙发、茶几、带穿衣镜的三门柜，应有尽有眼花缭乱，再也没有人请父亲到家里去打家具了，都到街上的家具店去买现成的，父亲空有一身好手艺却无用武之地，除了为家里做张桌子打几条板櫈以外，就只是偶尔帮亲朋好友打几张小木床了，更多的时候，那些陪伴了他大半生的刀斧工具都是束之高阁，渐渐蒙上了岁月的尘埃和记忆的沧桑。
那时我在昭通读书，父亲有几次来看我，见到了满街红通通的昭通大苹果，回家后思来想去依然无法释怀，于是写信叮嘱我放假时带点苹果苗回来栽。记得那是一个寒假，我托同班洒渔乡的同学帮我买了三四十株2米多高的很壮实的苹果苗，凌晨四点，独自一人扛着一大捆树苗徒步去汽车客运站坐班车，空旷的街上，昏黄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感觉自己扛着的不是苹果苗，而是全家人的希望和寄托。用了两天时间，我像保护一个婴儿似的把那捆当时最好的金帅和红富士苹果苗扛回了家，父亲更是提前几天专程到县城书店里买来了苹果栽培的书，按书上说的行距株距挖坑打塘把房前屋后的所有空地全部栽上了苹果树。松土、施肥、浇水、剪枝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全家人都盼望着这些苹果树能改变当时家里的生活状况，甚至连我回学校后每次给家里写信，都要问一问家里的苹果树长多高了。然而事以愿违，父亲的这次折腾依然以失败而告终。不知是因为海拔、气候、土壤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几年后结出来的苹果又小又酸又涩，别说卖钱了，就连村里的小孩们都不愿来摘。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折腾——失败——再折腾——再失败，永不言弃，永不退缩。栽种苹果失败后，他又在一本《农村百事通》上看到了一则桃子的广告，广告很诱人，说这种桃子个大水多味甜，怕人不信，还专门列举了几个农民种桃成为万元户的实例。那年头，万元户对每一户农村人来说都是极具诱惑力和说服力的。父亲在看到广告后的第二天便毫不犹豫地汇款从河南邮来了一箱桃树苗，将所有的苹果树换成了桃树，然后结局依然一样，结出的桃子不但个不大水不多味也不甜，而且全身都是毛，和我们当地遍山都是的野毛桃没什么两样。
在种植上没有折腾出什么名堂来，父亲就把目光投向了养殖业，专门买来了科学养猪的书籍，刻苦专研，甚至能在我们面前清楚地说出黄豆中蛋白质的含量是百分之几，比蚕豆高多少这些比较专业的东西。还把家里的几亩地全部种成了紫花苜蓿用来做猪饲料，按书上的配方自己调配混合饲料，每天把仔猪赶出来用称称一次体重，并用一个小本子记录下每天的生长情况，父亲的猪养得很好，油光水滑的，但当时极为低廉的生猪收购价格，并没有让父亲实现他万元户的梦想。
有一次，父亲去四川凉山州的普格县去看我小孃，并顺道去了趟西昌，看到当地人爱吃兔肉，特别是红烧兔头更是川菜一绝，西昌农贸市场内有一家专门杀兔的门店，每天要杀上百只兔，可谓是供不应求，父亲大受启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问清当地的收购价后，对方告诉他，按这个价你有多少他们收多少，父亲当即买了两对种兔，回家便把家里原来的猪圈改成了兔舍，两对种兔也争气，甩开膀子的生，不到两年，便繁殖到了四五十只，养殖算是成功了，但当时交通不便，把兔子卖到西昌，要先从家里请人走十多里的山路背到金沙江边，过河到四川宁南县的六城镇，再转车跑200多公里到西昌，路途遥远，不止运费贵，有的兔子受不了折腾，还没到西昌就死了。父亲也曾想过就近到巧家县城卖，可巧家虽与凉山州仅一江之隔，语言、饮食、风土人情有相似之处，但巧家人没有吃兔肉的习惯，根本没人买，几个回合折腾下来，别说是发家致富了，没有赔本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于是家里新修的那一排排兔舍便闲置了下来。
几年前，政府大力扶持经济林果种植，请林业部门的专家对家乡的土壤气候等进行分析，最后决定在全乡大力发展核桃，林业部门从县外调入了大量的核桃苗，免费发放给农户栽种，大车大车的核桃苗运了进来，看阵势大有赶超核桃之乡漾濞的雄心壮志。父亲也不甘落后，专门找到在乡林业站任站长的我老俵，特地择了几捆最壮实的核桃苗，把家里的几亩地全部种成了核桃，说快70岁了，地是没力气耕种了，种成核桃树，就算是他和母亲的养老保险。在县城工作的大姐打电话给我说：“你是独儿子，爸爸听你的，你劝一下他们别种地了，搬下城和我们一起住，生活上也好有个照顾，三姊妹每年过年给他们的两三万块钱，够他们生活开支了，别再在地里瞎折腾了。”我说算了，让他去折腾吧，父亲天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你让他闲着什么事也不干，不会抽烟喝酒，不会打牌打麻将，在城里呆上半年，不闲出病来才怪。
到了晚年的父亲，核桃林成了他的精神寄托。每次回家，我都会陪父亲到他的核桃林里去转转，父亲总是喜欢背着手，顶一头花白的头发，驼着背，瞅瞅这棵，摸摸那棵，回过头来对我说：“太肯长了，去年才碗口这么大，今年都比人的大腿还粗了。”
我们离开家回昆明时，父亲总要用口袋装一大袋专门为我们留的干核桃，说核桃仁补脑，我经常加班熬夜写材料，孩子上小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多吃点，外面买的哪有自家种的好。于是我的车后备箱里，每次都会有一袋沉甸甸的核桃和如山般沉重的父爱。
核桃挂果的第一年，父亲打电话告诉我，说卖了2000多块钱，话语中透着一丝惊喜和激动；第二年，父亲又打来电话说，他和母亲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全部核桃都敲完，大多是蝴蝶瓣（核桃仁中形态最完整最佳的等级），卖到了30多元钱一市斤，家里的40多棵核桃树一共卖了4000多块钱，从父亲兴奋的语气中，隔着数百公里通过无线电波，我仿佛看到了父亲黝黑且布满皱纹与沧桑的面庞上露出的开心笑容，眼神中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希望。
前段时间回家过年，父亲的情绪有些低落，他感叹着说：“今年核桃仁价格太低了，才10多块钱一市斤，不如种花椒划算，你张二爸家几亩花椒就卖了两三万块钱，要是前几年就把核桃树换成花椒树，那现在……”
如今，父亲已经年近70，头发花白，背也比原来更加佝偻了。他已经无力或者说没有必要再打家具了，外面大厂家的现代化家具批量进入了乡村，我看见工人们用几块高压板三下五除二就能组装出一件漂亮的家具。然而在眼花缭乱中，我却嗅不到父亲刨子下刨花散发出的淡淡的木质的清香。我时常看到父亲站在他的工具柜前，望着那些沉静而安详的斧、凿、刨、锯发呆。我在怀念儿时每一片木屑带来的欢乐，父亲又在怀念什么呢？
在与木头打交道的一生里，父亲也获得了木质的品格：把家的重担扛在肩上，而所有的酸楚却深埋于心，如树的年轮，年复一年却从不向外人表露。当有一天我摸到了父亲的年轮时，树，却已经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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