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战前夕，为应对国际情报领域无干部、无组织的状况，蒋介石授命王芃生成立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作为国民政府战时情报体系的一环，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公开来源情报为基础，致力于宏观层面的战略情报研究，在情报搜集、政策设计、舆论宣传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派系冲突的加剧与中日战事的明朗，国际问题研究所在与其他机构的竞争中逐渐落于下风。英国特别勤务处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介入，也使王芃生心生退意，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去情报化”,使之向一个较为公开的政府机构转变。抗战胜利后王芃生病逝，国际问题研究所谋求改组的计划失败，被迫全员遣散。
关键词：王芃生;国际问题研究所;情报;抗日战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是蒋介石于全面抗战前夕，授命王芃生成立的对日情报机构，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军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中统),同为对日作战时期主要的情报机构。作为与军统、中统齐名的大型组织,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下简称国研所)从诞生伊始即带有鲜明的情报色彩，但在实际的业务活动中，国研所更加重视公开来源情报的搜集，偏向于宏观层面的战略情报研究，呈现出不同于两统的业务特色，在国民政府战时情报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由于情报工作的隐秘性，有关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早期研究，只能围绕一些当事人的口述或回忆资料展开，研究成果也多属传记性质，呈现同质化的倾向。随着近年来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以往回忆录式的叙述逐渐被更为细致的研究所取代。华百纳、廖文硕、马振犊等学者都对王芃生及国研所的战时活动有所涉及。他们主要运用英国外交部档案或英国特别勤务处档案展开论述，探讨了国研所与英美之间的情报合作，肯定了中国政府对盟国情报体系的贡献。而在情报领域的国际合作之外，日本学者松浦正孝以王芃生为中心，讨论了战时中国的舆论宣传工作;中国台湾学者刘晓鹏则从人才运用的角度出发，将国研所视为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时期的重要智库——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前身，通过对其战后改制的梳理，考察了智库与执政党之间的互动关系。
总体来说，学界对国研所的战时活动有所涉及，肯定了王芃生对于战时情报体系的贡献。但以视角而论，既有研究大多以王芃生的个人活动为中心，对于国研所本身的情报运作及发展历程，缺乏系统的研究与梳理。本文运用台北“国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相关资料，辅以回忆录、文史资料等文献，尽可能地还原这一机构筹建、发展及消亡之始末，对国研所在战时情报体系中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另外，既有研究中关于蒋介石在该机构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亦缺少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对于国研所这样一个因应中日问题而设的特殊机构，蒋在整个布局中的认识与态度，亦可说明国民政府在战时背景下搭建情报体系的某些动机。
国民政府情报体系的构建，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因应时局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有学者对蒋介石的情报部署做过分析，认为蒋对情报工作的重视，与其前两次下野有关。1928年2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复出后，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设立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司党务情报搜集工作，成为中统局的原始机构，也是国民党内第一个正式的专职情报机构。但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运动及第二次下野的结果，使蒋介石对二陈主导的国民党情报机器感到失望。因此在第二次下野复出后，于1932年3月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下设特务处，由戴笠负责，亦即军统局的前身。
按照蒋介石自身的认知，第二次下野的根源在于“不能自主”,具体来说，则是“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至于无法统合出一支指挥自如的干部队伍和组织机构。为解决无情报的困境，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开始广泛阅览情报类书籍，致力于情报干部的培养和情报组织的完善。1932年9月，蒋介石为统合陈立夫与戴笠各自的情报系统，于军事委员会下成立调查统计局(非前述之军统局),以陈立夫为局长，陈焯为副局长，下设三处，分别由徐恩曾主管党派调查、戴笠主管军警调查、丁默邨主管邮电检查。但陈立夫与戴笠的组织仍是自成系统，各自活动。
作为国民政府情报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机构，中统与军统长期并存的双轨体制，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国民政府情报体系的构建。中统将主要精力投注于“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侦察与防制，及其党徒的策反与制裁”,军统则将调查的对象限定于国内，主要面向政治组织、军队、商人团体、工人群众、学生团体、国民党党部、政府机关、警察机关等八种团体阶层和机构组织。
两统的调查目标均以国内政治团体为主，尤其是可能影响到蒋介石政治权力的组织，表明这一时期的情报机构更多的是国内政争的产物。即便有情报涉及国际问题，内容也多是外国人在华之活动或国内军政势力同他国之联系，着眼点仍在国内，可以理解为与国际问题相关的国内情报，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统对于国际情势的认知仍然十分薄弱。苏联专家即认为国民政府过分重视对内情报，不注意国际情报，抗战初期完全不了解日本，以至于“武汉会战以前，都是打瞎仗”。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被迫卷入更复杂、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已不符合时局的需要。基于对国际大势的分析，国民政府自大战伊始即认为这场战争不是单纯的两国之争，而是“世界战争”,寄望于通过国际路线来解决中日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专注于国内情报的既有机构，无法充分满足蒋介石对于国际情报的需求，以至于庞大的情报系统在国际情报领域又一次陷入“无组织、无干部、无情报”的困境。而王芃生，则是蒋介石属意的破局人选。
王芃生，湖南醴陵人，原名大桢，后以号行。1916年及1920年两度赴日本留学，先后入陆军经理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就读。1921年提前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以谘议身份出席华盛顿会议。归国后历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行政处副主任、第三十五军参谋长、安徽省民政厅长等职务，长期在何键手下任职。唐生智下野以后，何键率部退往湖南，时任中将总参议的王芃生被何键派赴上海，与各方联系，并在这一时期走通与蒋介石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后，时任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委员的王芃生，经张学良介绍，再度与蒋会面。蒋对其大为欣赏，认为他在对日外交方面“颇有心得”。原本有意留用，后因人事问题而不了了之。此后，王芃生随顾维钧出任第十三至十五届国联大会代表，旋改任驻土耳其公使馆参事、驻日本大使馆参事，长期活跃于外交一线，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日本通”之一。
根据国研所旧部的回忆，王芃生真正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主要基于其在1937年5月15日呈送的《最近日本政局之趋势及对外之活动阴谋与对华之方略》。在这份说帖中，王芃生认为日本内阁将临时议会延至七月，除发展内部新党运动以延续政权外，必将“极力向外求出路”。倘若因其失败而掀起险恶政潮，日本必将对华出兵以转移国内视线。因较为前瞻地预估日本动向，蒋介石对王芃生极为满意，在日记中留下“芃生可用”的说法,并力邀王芃生见面详谈。
目前有关王芃生及国研所的论述，均采纳此说，认为5月15日之说帖为王芃生的进身之道，国研所亦由此得以建立。然而从王芃生在军委会侍从室的人事登记片可知，蒋介石于1936年11月已任命王为国研所主任。尽管当时的王芃生尚在驻日大使馆参事任内，名义上受驻日大使许世英的领导，但是一贯以对日外交“老外行”自诩的许世英，仅在公开场合做礼节上的酬酢，馆内实务及对日情报工作，均由王芃生处理。
在王芃生的努力下，驻日大使馆情报系统曾取得伪满军备配置图说等情报，以及取得“二二六”事变关系密件近二十种，矶谷对支管见、皇道经济要领等重要消息多种，经由外交部送至蒋介石手中。西安事变前夕，大使馆还提前掌握了西安事变的计划以及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态度。为避免可能的战争，许世英令王芃生回国述职，向蒋介石说明这些情况，请蒋“勿再至西安”。
1936年11月28日，王芃生由横滨出发，12月4日抵达南京，首先向外交部长张群说明情况。此时，蒋介石已对王芃生的任务有所知悉，电令其到洛阳会面。12月5日，王芃生由南京飞往洛阳。12月7日夜，抵达西安，向蒋介石说明相关情况。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王芃生辞去驻日大使馆参事一职。其自述辞职的主要原因是馆员中大有品格卑下者，不仅娶日人为妾，且有胞弟在伪满任要职，外交部并未依照其意见裁撤肃清。王芃生决定脱离外交系统的束缚，以个人资格进行日本问题研究。但在王芃生提交的报告中，还有一个关键细节，即他归国后，许世英曾召开馆务会议，以推行正面外交为由，中止一切情报活动，并停发津贴。王芃生任内所布置的情报网络，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这也成为王芃生另起炉灶的原因之一。
1937年3月，王芃生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制定《对日侧面工作计划大纲》,计划以国际问题研究所为中心，从事舆论宣传与对日情报两方面的工作，逐步接回旧有的情报体系。据相关学者考证，在日流亡近十年的郭沫若于1937年7月秘密回国，曾得到名为“日支人民战线派”的情报组织的协助。而据郭沫若回忆，该组织的中方负责人钱厓及事件亲历者金祖同均在王芃生系统下工作，受到其直接领导。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也将王芃生视为该组织的关键人物之一。甚至在“七七”事变之后，仍有王芃生网罗的日本线人通过驻日大使馆二等秘书马天则的关系，向国研所传递情报。以上事例表明，王芃生归国之后，驻日大使馆开始有意识地缩减情报活动，但是这些联系并未伴随王芃生的离去而消亡，而是随着国研所的发展与完善，逐步转入国研所的系统之下。
综上所述，为应对“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的窘境，蒋介石于1936年11月任命王芃生为国研所主任，已开始在国际情报领域有所布局。西安事变前夕，王芃生以述职的名义回国活动，此后则脱离外交系统，致力于国研所的筹备工作，并于1937年3月完成初期规划。因此，王芃生于5月15日递交的说帖，正是国研所初创时期的产物，而非其成立的原因。
王芃生领导的情报组织，虽然名为“国际问题研究”,但是该机构乃是因应中日问题而生，实际业务仍以对日情报为主。考虑到当时尚未正式宣战，因此暂避“对日”字样，定名为国际问题研究所。
1937年3月，国研所完成初步规划。1938年，国民政府中枢移驻武汉，国研所亦于此时迁至汉口的德国租界内，并于同年5月开始办公。武汉会战前夕，国研所由汉口迁至长沙，随后在湘西泸溪短暂停留一个半月。12月31日，再次启程赴渝，并于次年1月6日抵达重庆。此后八年间，国研所以重庆为中心展开工作，直至1946年10月宣告终结。
与两统等情报机构相比，国研所的人数较少，组织结构相对精简，分为内勤与外勤两个部分。内勤指位于重庆的国研所本部，下辖主任秘书室、机要组、总务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无线电总台，以及英国顾问室、青山研究室两个特殊的涉外机构，内勤负责行政管理与情报综合；外勤指散布于沦陷区及海外各国的驻外机构，其中既有潜伏在各地的工作人员，也包括打入日伪内部的谍报人员。
其中，外勤站点与电台负责情报搜集与传递，三个业务组与机要组负责情报的整理和撰写，多方合力形成一条完整的情报链条，经主任秘书及王芃生的审核后，以摘要或报告的形式上报侍从室第六组。只有经过侍从室审核而确有机密者，方可交予蒋介石阅览。
国研所上报的文类，主要有《情报摘要》《研究报告》和《参考资料》三种。根据分工的不同，第一组负责编写上报侍从室的《情报摘要》,第二组负责编写专供党政要人参考的《研究报告》,机要组文书科则负责一般情报的缮写、刻印和编发等工作。
其中，《情报摘要》以军事情报为主，间或涉及日伪内部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信息，篇幅简短精炼，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机密性。《研究报告》的内容则较为广泛，篇幅也更长。既有对军事问题的分析和预测，也有针对重要时政问题的研究。这些报告的时效性不强，偏重于宏观层面的政策研究。至于《参考资料》,则以世界各国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的翻译汇编为主，偏重于时事信息的搜集与整理。虽然封面印有“专供参考，请勿发表”的字样，但是材料的时效性不强，情报价值不高，仅能起到普及和宣传的作用，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参考资料”。
与其他机构相比，国研所上传的情报数量相对较少。以1944年为例，侍从室第六组共收件19 256份，其中国研所提交736份。在侍从室所属各机构中，略高于军令部第二厅(724份),远逊于军统(7865份)、技术研究室(4486份)等机构31。就质量而言，国研所同样难言出色。各机构上报第六组的情报，经专人审核后，分为呈阅、迳办、存查、销毁四种处理方式。一般来说，情报呈阅比率较高的机构，成绩较为优异。以1940年及1944年为例，国研所呈送的情报中，只有20%略多的情报原件呈阅，低于两统、军令部第二厅、外交部情报司等机构的比例，仅优于技术研究室。
就情报的质与量而言，国研所的情报工作不尽如人意。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也对王芃生颇有微词，认为“王芃生判断敌情，从未应验”。如日军奇袭广州之役，国研所于1938年10月已收到港英政府的情报，得知日本海军在香港海外集合，有进攻广州的可能。王则认为日本不敢进攻广州，将此按下不发，以致错失先机。另外，王芃生多次密报日本国内正酝酿政治经济危机，将于1939年7月前后崩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介石的战略决策，使其执着于正面战场的持久消耗，招致损失。
虽然王芃生治下的国研所曾出现数次情报误判，但在国民政府情报体系中的地位仍十分稳固，这主要还是由国研所自身的独特定位所决定的。与两统等情报机构不同，王芃生将自己从事的活动称为“侧面工作”。所谓“侧面”,乃是相对于官方体系所对应的正面工作而言的。按照王芃生的规划，以日本为对象的侧面工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侧面宣传计划，二是辅助情报路线，均强调对官方机构的补充和辅助作用。因此，国研所带有一定的“隐蔽外交”的性质,主要通过情报分析的方式施加幕后影响，更加倾向于官方智库的定位，而非活跃于一线的外交机构或情报组织。因此，在国研所的业务活动中，科研、情报和宣传，具有微妙的主次之分，但是这种分别更多体现在意识层面的自我认知上。在实际工作中，三者互为参考又互为补充，发挥不同的功用，并无高下之别。
国民政府于1942年7月制定的情报机关服务规章，亦明确指出国研所的定位所在：一为“敌国之政治、财政、金融、经济、社会动态、重要人物、政治团体，以及其国防国策与对我及同盟国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有关之重要事项”;二为“敌国与国际关系”。其他与日本相关的情报，如日伪组织之侦查、制裁者，由军统局负责；如日本军事情报者，由军令部第二厅负责。
总体来说，国研所、军统局及军令部第二厅均涉及日本情报的搜集，但是后者偏重于中国战场的日本军情，亦即战术情报的搜集，国研所则以日本这一国家为对象，兼涉内政、外交、舆论宣传等多个方面的整体研究，亦即战略情报的研判。这种宏观层面的研究趋向，虽然在时效性和机密性上效果不彰，但是对于战略层面的宏观决策则意义重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情报研究向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正是这种结合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趋向，决定国研所并非一个纯粹的情报机构，而是带有“国策性质之研究机关”,兼具情报搜集与政策设计等多重性质。
西安事变前夕，国民政府驻日大使馆已提前掌握张、杨的计划，并从日本线人处探知日本军部的态度。日方估计蒋介石不会屈从于张、杨的兵谏，放弃内战，中央军即有对东北军及西北军兵戎相见的可能。一旦爆发内战，日本即可乘机扩大侵略，将华北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39。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王芃生于1936年11月回国面蒋，虽然没能阻止事变的发生，但在后续交涉中，王芃生非常强调华北地区的重要性，认为西北如有战事，“恐华北五省组织防共政府”,使日本有机会介入华北事务。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面处理西北善后问题，一面筹思新的内外政策，以适应“联合抗日”的需要。关于对日外交，蒋心中犹疑不定，认为对日交涉“不可刺激亦不可畏缩”,应以维持现状为主，然后再相机进取。如刺激则危险性尚多，刚柔两难，交涉与抗战之权责难以归属。
1937年2月16日，王芃生向蒋介石提交关于日本国情的报告。该报告应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而做，认为今后外交之重点应在“领土主权的完整与平等互惠的原则之下，速谋解决悬案，进而议订平等通商条约，以焕新中外关系”。主张通过正当合法的方式解决外交悬案，以求国际关系的改善。该报告从正面管道的角度出发，阐明了以外交途径解决中日纠纷的思路，被蒋介石标注为“此件可用”。
3月19日，王芃生再呈报告，从情报工作的角度密陈对日策略，认为中日之间虽关系紧张，但日本受限于军费问题，亦不敢轻启战端。日本预定以五年二十亿继续费扩充海军，以防备英美联合舰队，以六年三十亿继续费扩张陆军，以防备中苏联合作战。结合日本的财政实力，料难如期完成，大约需八至十年的时间。倘若日本不待计划之完备周详，决意以战争解决纠纷，预计军费储备达到一半或三分之二左右，即将挑起战争。若无欧战及中国内战等特殊因素，中日战争最早将于1941年左右爆发。
为此，王芃生呈送完整的《对日侧面工作计划大纲》,认为在此四年的缓冲期内，国民政府应以虚与委蛇为能事，谋求外交途径的合理解决，不给对方以刺激和口实。而在“守住限度，不激不随”的前提下，正面交涉已无拓展的空间，侧面工作的重要性由此凸显。既要加强舆论上之宣传，诱导日方“走向和平合理解决”之途径；又要加强情报搜集工作，以防日方孤注一掷地挑起战争。
该大纲所谓侧面宣传计划，其目标在于“使日本硬派渐向软化，使软派更加觉悟，以期促进能依外交方式合理解决之机运或延缓战争”,着眼点仍在于止战。具体行动分为六个方面：第一，利用有思想共鸣或深切关系的可靠日人，向军部要人、元老重臣或政党领袖晓以利害；第二，利用日本国内通信社、杂志、报纸，以日人撰稿投递，向日本国民进行广泛宣传；第三，以中国名人投稿日本报纸，由王芃生自撰、代撰并广为寻觅可靠人选；第四，日本对中苏输入之出版物，取缔甚严，现今在日的所谓危险宣传品，多由美国输入，可利用在美日侨撰印或携带输入中方的宣传品，并可借此发起对美宣传攻势；第五，利用国内与中央无深切关系的报纸杂志发表对日宣传论文；第六，利用与日本考察旅行团体或官民接触之机会作个人之访谈或公开之演说，并相机邀开座谈会、辩论会，为直接之宣传。
所谓辅助情报路线，其目标在于采集日方情报，以收先事预防之效果。按照王芃生的规划，国研所以南京为本部，下设日本、冀察绥、伪满朝鲜、山东、宁沪、闽台六个大区。鉴于时局之紧迫，依地区轻重及适当人员之有无，优先设立日本与冀察绥两个大区。当时已网罗日本军部及政党方面一人、元老重臣财阀方面一人、民间及著作界一人，待接洽妥帖后，可分配于不同地区担任工作。其中，与日本军部及政党关系密切者，已由日本秘密来华，计划派往山东、平津一带搜集情报，归国后进入日本国家机关工作，与日本军部、政党及通信社方面建立联系。
王芃生于2月16日及3月19日递交的两份报告，分别从正面外交和侧面工作的角度，阐述了对中日关系的认知。王芃生认为，现阶段的中日关系仍处于战争前夕的缓冲期，主张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争端，不给对方以刺激和口实。而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王芃生强调国研所对正面外交的补充作用，以舆论宣传和情报搜集为突破口，密切关注日本的动向。
随着国研所业务活动的开展，王芃生通过自己的情报网络，探知日方内部的数条关键信息。4月30日晚间，日本大使馆海军武官本田忠雄少将宴请当日抵沪的佐世保海军记者团，并在席中表示“八月一日以前没有事情发生，那是没有问题的”。有记者追问8月1日以后情形，本田笑而不答。此信息由可靠人士送出，受到国研所高度重视。此外，另有其他渠道的消息称，日本陆军中的稳健派预定于8月的陆军大异动中(即陆军人士更迭),将少壮派领袖板垣征四郎免职，作为整肃少壮派的开端。作为反制，少壮派计划于人事更迭之前，在华北制造事端，以抵抗中央军部的影响。
根据情报人员的讯息，王芃生修正了关于战争时间的预测，认为日本已经转向以大陆政策为核心的准战时体制。在5月15日递交的说帖中，王芃生对国际形势做出评估，认为自去年10月德意会谈以来，国际协调的氛围尤为浓厚。日本深惧此种协调精神会影响远东格局，使其重蹈华盛顿会议之覆辙，丧失在华主导权，正在积极扩军以增强实力，并酝酿在华北地区发起军事行动。目前，日方正招徕张自忠、陈中孚及冀东察北的汉奸赴日密议，期与伦敦密商相呼应，巩固其在华北的地位；其次，密议天津军增兵，并将其将领升格为与关东军相同的大将，加强与关东军联合作战的便利，增强对宋、韩、阎、傅的威胁；第三，关东军一部正向热察移动，田中隆吉等人在察绥一带实施勾煽扰乱政策；第四，日方收买托洛斯基派成员潜入各地，一面与日本间谍配合，搜集情报，一面以容共为名，煽动各地反侧分子内乱，使国民政府无力对外而趁机夺取华北。
综合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及其在华北的异动，王芃生认为，日本内阁将临时议会延迟至七月，除发展内部新党运动以延续政权外，必将“极力向外求出路”。倘若“因其失败而掀起险恶政潮，则对华出兵，或以伪国名义进攻华北……或以海空军威胁南疆……亦非绝对无有之事”。中国除在外交、内政上统一步调，减少矛盾外，尤需注重“军事上妥速布置”,控制华北及海疆要地，预备日方挑起事端。蒋介石对王芃生此说极为重视，致电侍从室表示，王芃生呈送的此份函电可照办，所请关于日本情报的部分亦可照办。
1937年6月初，国研所成员龚德柏赴天津密会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长陈觉生。陈觉生向龚德柏透露“一个月内要变”的关键信息。同时，流亡上海的日共成员黑田善次(即青山和夫)通过张季鸾的关系，与王芃生建立联系，表示“日本要在七月间开始行动”。以上信息相互印证，王芃生再度修正对中日关系的认知，在6月19日的密电中指出，日本国内统制派将反对者调离中央及关东军，已与下层决裂。下层军官与驻外的少壮派秘密联络，正酝酿事变，有“先革内而后向外”之意。日本政府为转移国民视线，有挑起战事的可能。建议蒋介石不动声色，密速戒备，不予对方刺激与口实。此件由侍从室全抄呈阅，得到蒋介石的认可。蒋也在6月20日的日记中提及，“本日看完外交各种意见书，芃生可用”,并认为“半年来经济外交之规划，至此得一结论”。
此后，王芃生又多次呈送报告，指出日本正从国际、对华两个方面发起攻势。国际方面，日本计划对英妥协，媚美缓俄，减缓各国声援；对华方面，则进一步诱迫宋、韩，先求权利口实，再求中央承认。如宋、韩等人不受骗，中央亦不允，则“视情况决定压迫之方式与程度”。目下，日方已派遣浪人勾结地方，诬指中央收买冯玉祥旧部扰乱内蒙，制造口实，同时整顿冀东保安队作为威胁冀察的预备。至晚于“入秋时节必日紧张”,一旦爆发战争，关东军、天津军两军协作，将由张北起兵，进逼平绥。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将战略重心转向对日问题，一度纠结于战与和的抉择。1937年3月，王芃生根据日本国内局势推断，在无欧战和中国内战的前提下，中日战争将于1941年前后爆发，现阶段的中日关系仍处于战争前夕的缓冲期，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可能避免冲突，不给对方以刺激和口实。同时，王在蒋的支持下，以国研所为中心发起侧面工作，致力于情报与宣传两方面的活动。1937年5月，王芃生得知日本内部数条关键信息，认为其在华北地区的异动非有军事行动相配合不可，进而修正了关于战争时间的预测，认为日本将于7月前后挑起事端，至晚亦于入秋时节爆发冲突，反复强调先事预防的重要性。蒋介石对王芃生的判断极为重视，屡屡密饬各部戒备，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战争初期的损失。国研所上下也将其关于“七七”事变的预测，视作战时最为重要的两个判断之一,并以5月15日递交说帖的时间作为国研所的纪念日。
国民政府初创时期，情报系统以军统、中统为代表，致力于国内情报的搜集，呈现出共赛共竞的双轨态势。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情报系统进一步完善。除两统及国研所外，另有军令部第二厅、外交部情报司、中苏特种情报所、技术研究室等机构。其中，军令部第二厅以军事情报为主，外交部情报司以外交情报为主，特种情报所以日、苏两国情报为主，技术研究室则偏向电讯情报的破译。相比之下，两统的性质则略显复杂，并不是单纯的情报机构，同时具备某些特务机构的属性。总体来说，各机构均有不同的情报来源及研究特点，在国民政府情报体系中的作用与定位也各有不同。各机构名义上协同配合，但在实际的情报活动中，受限于派系矛盾和业务竞争，常有相互对立乃至排挤的情况出现。
全面抗战前夕，蒋介石已经有意识地将“整顿特务及组织”作为1937年度的对内方针之一,以避免各机构的恶性竞争和相互掣肘。国民政府移至武汉后，蒋再次下达手谕，要求对情报工作组织方案加以改良，并于1938年6月谕示筹组最高调查委员会。蒋介石自兼会长，以两统之正副局长、侍从室主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及中央党部秘书长为当然委员，以王芃生为办公厅主任，主管各项行政事务。章程规定该会议权限颇高，全国各调统机关之联系与统制事项，包括工作进度之检讨、重要工作方针之决定、重要情报之研究以及临时经费之筹拨，均在其业务范围之内，实质上总揽了包括党政军学在内的各大调统机关的人事、经费及考核事项。
另外，该章程规定中统与军统直属于最高调查委员会之下。该会职掌的各项具体事务，由两统依照过去工作之历史关系分别办理。同时，两统的经费支出及部分人事调动须提交大会审议核定，且须接受特派专员的定期检查与考核，实质上成为最高调查委员会下属的办事机构。
武汉时期，王芃生以最高调查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游走于两统之间，权势一度凌驾于两统之上。然而该会议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久，武汉时期曾召开数次会议，迁都重庆以后则没有再开过。其中的关键，则是来自两统的压力。虽然王芃生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获得蒋介石的赏识，但就政治资历而言，远远无法与两统抗衡，徐恩曾对王芃生的要求不予配合，戴笠则有意将国研所收编于军统之下。按照最高调查委员会的规定，两统并无办理国际情报的职权，加之其在战前亦疏于相关人员的培养，无力扩展国际领域的情报业务。1938年7月，戴笠向蒋介石报告称，王芃生同意将国研所归并于军统之下。同时戴向蒋建议，先在军统局中成立一个独立的“所”,由王芃生出任所长，日后再将其改组为军统局国际情报处。如王芃生不愿屈任处长，可由其担任局本部高级顾问。戴笠此举，意在剥夺王芃生的情报职权，并且通过收编国研所的举动，名正言顺地扩张军统局的国际情报业务。然而这份报告未见有蒋介石的明确批示，王芃生也未受实质影响，仍以国研所主任的身份活动。
国民政府撤离武汉后，最高调查委员会于无形中取消，侍从室成为战时情报体系的中心。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蒋介石于1939年1月26日下达手谕，要求将戴笠、王芃生等部情报合成一组，由专人加以统合，做成总的材料上报。侍从室承办参谋唐纵根据蒋的意见，建议成立一个负责情报整理的机构，获得蒋的批准。侍一处主任贺耀组与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原本商议以唐纵、王芃生、萧赞育三人呈请候圈，终因蒋的授意，确定由唐纵出任第六组组长，专司情报统合事宜。
由于国研所偏向于智库的独特定位，加上王芃生在政治角逐中的失利，1940年前后，王芃生一度有意脱离情报系统，屡屡向唐纵表示，“不愿继续工作，拟逐渐缩小范围，转让于雨农”。唐纵认为王芃生此语“尚有几分真意”,戴笠则一改最高调查委员会时期的作风，苦劝王芃生“无论如何，请勿放弃……如有困难，弟当竭诚相助”。1945年6月，王芃生再次提出将国研所的情报业务交给军统局接办，戴笠同样予以婉拒，表示“自当竭尽绵薄以相助”,希望王芃生“勉为其难，以竟全功”。戴笠态度之转变，虽无明确的证据，但在致王芃生的密电中，戴笠强调“对于日本之研究，必须有情报之建立”。或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在对日情报方面，偏向于整体研究的国研所与着重于军事情报的军统局，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业务分化，竞争关系有所削弱。
太平洋战争后，英美等国正式对日宣战，并在情报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同国研所进行对接的主要是英国特别勤务处(Special Operation Executive),其在华负责人安献今(Findlay Andrew)于珍珠港事变前夕与王芃生建立联系。1941年12月16日，双方计划成立名为“对日文化事务局”(Japanese Cultural Affairs Research Institute),就对日情报和经济破坏展开合作。1942年4月6日，蒋介石正式授权，同意与英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但是不得与已建立的此类工作相冲突，也不能使用引人注目的“庞大名义”。王芃生随即取消“对日文化事务局”的说法，改在国研所之下成立英国顾问室(Advisors’ Office),英方则以“资源调查所”(Research and Investment Institute)相称。
中英合作之初，英国方面对王芃生评价很高，认为他是对日本问题最有见地的中国人。在他治下的顾问室，为英国政府提供宝贵的情报，保障了英国政府的利益。通过中英合作的方式加强王芃生的政治地位，王氏将在英方需要的时候，提供更有力量的帮助。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英方逐渐意识到王芃生正在失去蒋的信任。他不但受到政敌的种种打击，而且由于亲共倾向受到蒋的怀疑，甚至不敢请求与蒋会面。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蒋介石已经对王芃生的外交决策失去了信心。
与此同时，军统局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同美国海军部、战略情报局展开合作，创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军统局主导中美合作后，王芃生被美方视为戴笠的竞争对手，受到美国方面的打压。与其私交甚笃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度被限制与王芃生相往来。为了进一步巩固在中国战区的情报特权，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William J.Donovan)于1943年7月下旬访问伦敦，要求英方将特勤处撤出重庆，由战略情报局接管中英合作项目。特勤处利用蒋介石不愿英美在华联手开展情报工作的心理，坚称资源调查所为中国官方机构，无权单方面决定该所事务。即便特勤处同意与战略情报局分享资源，但在得到蒋的明确指令之前，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迫使美方放弃原有计划，保全以资源调查所为名的中英合作关系，直至1945年6月。
在派系斗争和英美分歧的背景下，王芃生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国研所“去情报化”。1941年4月，郭泰祺出任外交部长，王芃生通过私人关系向其表示，希望加入外交系统。珍珠港事变后，美、英正式对日宣战，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满足了蒋介石对于国际援助的期望。在蒋心中，日本之败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对日研究固然重要，但已不如对英美的同盟来得迫切。以邵毓麟为代表的国研所成员，均对蒋的用人政策感到失望，认为蒋介石重用“英美派”人士是对国研所的“过河拆桥”。
1943年8月26日，蒋介石开始系统考虑“芃生机构改良”的问题。王芃生也敏锐地意识到时局的变化，屡屡托熊式辉向蒋进言，希望脱离情报系统，出任驻土耳其大使。1944年3月9日，一度犹疑不决的蒋介石认为王芃生身份特殊，其“职位不易觅人接替”,明确拒绝了这一请求。
在这种背景下，外交梦碎的王芃生乃将工作重心转向战时舆论宣传，一面借助《大公报》、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中缅文化协会等平台，以著文、广播、演讲等形式宣扬“抗战必胜”的观点；一面在与特勤处的合作中，坚定地向英方表示，必须中止英国顾问室的情报活动，双方合作的范围仅限于调查、研究和宣传三个方面，并且反复强调国研所提供的是“报告(report)”而非“情报(intelligence)”,逐步中止了同英国方面的情报合作。
全面抗战结束后，军事委员会存续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国民政府各情报组织也面临机构合法化的问题。王芃生原本有意将国研所加入中央研究院，为傅斯年婉拒后，尝试改隶外交部，以便脱离情报系统的束缚。交涉期间，王芃生因病去世，改组之事，就此搁浅。1946年7月，唐纵与邵毓麟奉令办理国研所结束工作，10月将相关文书及财产移交国防部第二厅，国研所的历史就此终结。
国民政府战时各情报机构均有不同的情报来源及研究特点，在国民政府情报体系中的作用与定位也各有不同。王芃生治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更加偏向宏观层面的战略情报研究，呈现出不同于两统的业务特色，在战时情报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国研所的兴废，表明国民政府战时情报体系的构建，并不完全取决于情报战争的需要，而在一定程度上围绕着现实政治的演化而发展。十年内战时期，国民政府各情报机构主要是国内政争的产物，调查对象以国内政治团体为主，对于国际情势的认知也十分薄弱。为应对国际情报领域“无组织、无干部、无情报”的困境，蒋介石授命王芃生成立国际问题研究所，希望通过国际路线解决中日问题。但在太平洋战争之后，“美国优先”的策略成为战时外交的主流，国研所的地位有所削弱，蒋介石也开始反复思考国研所的改组事宜，但是终因其业务的特殊性而不了了之。抗战结束以后，国民政府各情报组织均面临机构合法化的问题。对于蒋介石来说，两统尚因内战的需要，而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国研所则因日本的败亡，失去其立身之本，难以逃脱被裁撤的命运。与之性质相近的中苏特种情报所，也曾面临相同的困境。抗战初期，中方迫切需要来自苏联的国际援助，苏方也希望加强中国的军事实力，以便更好地牵制日本，双方遂于1938年7月成立军事委员会特种情报所。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苏联东面威胁消除，对华合作的需求大大降低。中方也因美国的加入，而将对美外交置于首位。日本威胁的降低，使中苏双方的合作变得貌合神离，该情报所亦于1943年3月被撤销。
作为既有体系外设立的特殊机构，国研所及特情所此类非常态的组织形式，极易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必须因应时局的变化而做出不同的阶段性改革。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以后，随着派系竞争的加剧和中日战事的明朗，国研所的业务特殊性被削弱，王芃生也有意推动国研所的“去情报化”,使之向一个较为公开的政府机构转变。体现在现实政治中，则是谋求脱离情报系统，加入中央研究院或外交部等非情报系统。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学术机构和官僚体系双双拒绝接收这样一个身份复杂、定位模糊的机构，被迫落得全员遣散的下场，显示出其脆弱的一面。
作者简介：张景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近代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史学月刊》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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