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涵（1916.07.23-2011.09.26），江苏连云港人，艺术教育家，版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艺术学院教授，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美协第二届理事、第三届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有《彦涵版画集》、《彦涵画辑》、《彦池插图木刻选集》。
60多年来，他曾创作了大量版画、中国画、油画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国际重要美展、版画展，曾在国内举办过20多次个展。多次荣获文学插图与版画创作的“荣誉奖”“优秀奖”“铜质奖章”等，其作品《烈士颂》曾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质奖。
作为革命战士的一分子，彦涵笔下的很多作品都有如革命的进行曲和史诗，描写现实的斗争和农村日常生活，他综合了表现主义的手法和中国传统木刻的营养，进行新的创造，产生独到的效果。这幅版画极力营造悲苦无奈的气氛，诉苦者处于画面中心，在痛斥压迫者的欺凌，说到痛处，他掩面哭泣，和他同命相怜的听者也黯然神伤。画家以纤细肯定的刀法刻画出暗影中虚弱蜷缩的人物，带有速写式直感。诉苦的人则以表现主义的手法刻画，线条结实有力，极富情绪化和震撼力。
彦涵无论用平刀在椴木板面刮划戗凿的印痕，还是在宣纸上纵横组合的淋漓水色点线墨块，抑或笔点刀刮推敲而就于油画布的朦胧明丽的色调造型，一幅幅无不印证着“彦涵先生在艺术天地里，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那是他数十年来艺术劳动、艺术修养、艺术经历和艺术追求的结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杨先让语）
彦涵的艺术始终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变中进行，这种演变使得他的绘画呈现出多重的风格。其富于冲击力的现代感，加之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思想性，使其对自己的年龄提出了挑战。不同时期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既有鲜明的区别，又有明确的承袭关系。在思想内容上既有歌颂和批判，也有激情和思考。总体风格上展现出一种从具象走向抽象，从现实主义走向象征、比喻，直至达到哲理高度的过程。但无论是在哪个时期，他的作品都始终贯穿着时代和人民性的精神实质。尽管历经各种坎坷与磨难，他的作品依然闪烁着光彩夺目的人性光辉。
彦涵不仅是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版画大师，还是一位著名的美术教育家，长期从事版画的教学与创作工作，桃李满天下。近10年来，他对中国当代藏书票艺术事业的发展表现了极大关注，且以极大热情创作了不少藏书票，其中，当以一帧《彦涵存书》自用票(见图）最为著名，在这颗“版画珍珠”里不但能看到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同时也领略了作者在创作进程中的艰辛足迹和审美取向，给人以莫大的启迪。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曾是最早参加全国藏书票展的老一辈艺术家之一。鉴于他对中国当代新兴木刻艺术做出的杰出贡献，1991年中国美协和中国版协授予他“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2001年中国文联、中国美协授予他“中国美术金彩奖”。
彦涵语录——
“因为我经历的几个历史时期，沧桑巨变，而且我也投身于这个革命行动中，作为这样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讲和我个人的性格的形成，有着必然的关系。这样反映在艺术创作上，我就反映时代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变化，人民的苦难斗争和他的梦想，成为我创作的主题思想。”彦涵的一生，艰难、曲折，并充满着传奇色彩。幼年时他家境贫寒，少年时代的彦涵个性中就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从中学时代起他开始组织学潮，反对国民党在对日战争中的不抵抗政策，由此被学校开除，尽管他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后在他舅舅的资助下进入国立杭州艺专学习绘画，临行前，在舅舅家暂住的中共地下党员对彦涵说：“你不要去画风花雪夜，而要画沧海桑田!”，这句话整整伴随了彦涵的一生。
彦涵独白：“提起版画的问题说来话长。我原来在杭州艺专学生时代，我学的是油画和国画，学了好几年。我1938年参加革命的时候，到了延安以后，没有油画和国画的条件。本来我不画了，因为在那个年代，我要到前方去，革命的需要，你会画画，那你就刻吧。这样就拿起了木刻刀。那时候搞的不是什么艺术品，报纸、刊物、书籍里面的插图就这样刻起来的。那时我也没想到木刻是艺术。没那个想法，就是工作需要，革命需要。尤其在前方，我也没把自想过要当什么艺术家，我能够活着看到胜利就不错了。是这样子搞起来的。后来（木刻艺术）才发展起来的。”
在太行山的4年中，彦涵夫妇几次经历了日军的大规模扫荡。每天他们都在和死亡进行着搏斗。从太行到延安，彦涵创作了无数反映与日军正面作战的作品：《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狼牙山五壮士》和军民抗战的新年画等都已收藏于中，英，法，美等重要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例证。由此彦涵进入了他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解放区木刻”时期，并成为了“解放区版画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彦涵独白：“当时我刻木刻，我学的是西洋的油画，那刻出来的木刻，又是鲁迅介绍新兴木刻艺术中西方引进来的。所以它完全是一种西方风格的，在技法上也是这样的。这样以后出来的作品，群众看不懂，不理解。我们的对象主要是战士和农民，这样就失掉艺术的宣传作用了。这样我们就向民间学习，赶上了一个春节，就利用春节民间的年画，就刻着模仿起来，这样宣传效果就比较大了，农民就喜欢了。从此逐渐就形成了我们观念上的，西方引进来的艺术，应该具有民族的气派和风格，民族的风格。这样就具有创造性。”
“我走的路是人民的道路，我艺术观是为人生而艺术。”
值全国解放以后，彦涵进入了他的“写实主义”时期。其中包括了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大型正面浮雕－《胜利渡长江》，同时也完成了一大批反映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的作品。
彦涵独白：“我觉得中国革命战争，主要在我的作品当中强调它的人民性，强调它的群众性。《百万雄师过大江》无论是纪念碑的这个设计图，和渡河的版画，我主要强调人民性，人民英雄作为军队来讲，广大的指战员，因为这点上在我们宣传上，我认为过去是不够的。所以这两个，后来我又创作了我所没有经历过的长征的组画。我也是强调群众性。因为在这个天安门创作，一部分属于雕塑的，一部分属于绘画设计的，我是作为美术组的副组长，负责设计的，分工创作渡长江这个部分。因为我有战争生活的体验，有亲身的感受，再对这次战争中间，强渡长江中间我进行访问，去访问渡长江的指战员们，创作出这个设计图来。这设计图前后有三次稿子，都是送到中央去批准的。我送连云港彦涵美术馆的就是第二稿。这个很重要的稿子。现在正在连云港。另外《百万雄师过大江》大的木刻，最后一张，也送给连云港彦涵美术馆了。”
1957年的秋天，倡导革新的彦涵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去下放改造，这成为了他一生最痛苦，最黑暗的时期。在政治和生活的双重打击下，彦涵病重且胃穿孔，但是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巴尔扎克的一句话永久的贴在他的木刻桌旁：“我的那些最美好的灵感，往往来自于我最痛苦和最不幸的时刻。。。”，在长达21年的黑色岁月里，彦涵创作了大量反映革命战争的作品，同时彦涵对人性有了最深刻的感悟，并在鲁迅小说的插图中表现出来。
彦涵独白：“因为57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当时我不理解运动的本意是什么，我只响应党的号召，就有关中国画的改革的问题，说了一点话，就是关于画画的技术问题，被打成了右派，受到了严重的处分。这样从此我开始悟过来了。我说我的大脑应该起个作用，我就悟过来了，错误的应该知道，正确的应该理解。我应该有我自己的一种认识和理解的方法处理政治。这样看来在艺术方面，不仅仅表现革命的许多英雄事迹，我就开始表现人性，人的良性，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一个真正有成就的艺术家，不仅要有大智，而且要有大勇，要敢于突破。”
1979年的春天，彦涵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中国的冰河开始解冻。他的创作进入了“浪漫主义”时期，作品充满了激情，风格趋于简洁，包含着哲理性。90年代以后，彦涵的绘画风格又再一次被刷新，抽象解构主义的绘画风格成为了彦涵艺术的主体，在隐喻和人性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在抽象作品中形成了大我的形式规律，这时的彦涵进入了他的“抽象解构”时期。在创造“符号标记”和“形式架构”的同时。彦涵开始建立起自己的艺术王国和美学体系。
彦涵独白：“这个发展是个必然的过程，对于我来讲是个必然的过程。因为现实生活给予我的启示。那么我要反映现实的生活。要反映这个人的，人类中间的，许多的现象。我光靠写实是不行的。譬如来讲，我揭露在人类中间虚伪和真诚，善良与险恶，这个在我们人的中间是存在这个东西的，我要揭露这个东西，那就要画一点写实，那就是重叠的面孔，善良加一个菩萨脸，那么善良，背后是个险恶凶恶的面孔。这样的体验，没有人搞过。有些靠写实的手法，真人真事，这是不够的。比如我讲，我要表现为人民，为革命不屈的精神。那我就表现抽象的，曲折而立的。明明是个擎天的大柱，那我就画个巨柱是弯的。这个我就必须采用抽象的手法。你不能画个人在哪，那是不行的。譬如，我们老干部，他最后自己什么也没有了，他也不是企业家，他也不是什么，他是一个斑斓的树干，是个老树干，这个老树干没枝没叶了，也没有花朵了，但是他这个树干本身是斑斓的，这个我就必须采用抽象的手法来表现。譬如像这张画，没拿去展览的，就表现一弯新月，新生的力量，闪现的光芒，这种东西，你表现新生的力量，放射出一种纯净的耀眼的光芒，你只能用抽象的来比喻。当然有些抽象的画，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因为主要绘画，美的感觉是根本的。反映革命战争的体验，反映人民的斗争，人民的苦难，反映人民的理想，这个作品的本身也是美的本身。所以，没有什么具体内容的，但是它感觉还是应该是美的。”
在彦涵90寿辰之际，让首都艺术界人士吃惊的是，这里不仅有彦涵过去画的写实的革命题材的画，而且竟然拿出这么多抽象表现形式的作品，这让过去了解他的人始料不及。
彦涵独白：“年轻的时候，要讲究技术，磨练技术。技术很熟练。到中年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的修养，这是重要的。我觉得的到老年时候，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他的一种品格的东西。这种品格是反映了生活，也体现了本人。...我们不仅要有民族性，而且要走向世界，要有国际性。我是这样的看法。我们老是抱住我们民族的传统的，进尽在说空话。是的，我们民族的传统有光辉的成就，老说空话，老是原地踏步，就不敢走起来。我觉得一个真正有成就的艺术家，在他的晚年最后，不仅要有大智，而且要有大勇，要敢于突破，要敢于人家没有做的去做去。我这次展览会，准备人家批评。彦涵过去画的写实的革命的题材的画，这次怎么拿出这么多抽象的，我准备人家批评。我应该体现我的艺术创作发展的过程。我相信，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能够理解。这是我的艺术个性。”
彦涵的传奇经历充满了曲折和坎坷，而激烈、奔放的性格造就了他非同一般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他的绘画每隔10年就会发生一次惊人的改变，灵动的思维使他在艺术潮流的演变中建立起自己的艺术王国和他自己的美学体系。彦涵一生追求着民主与自由。从参加对日本法西斯“血与火”的战争，到个人政治上遭受的打击与磨难，都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对民族的热爱和对人民生活的艺术勾勒。作为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艺术家，往往在善与美之间，更愿意展现出人性中那诚挚的一面，并加以歌颂。而对于人性中的虚伪、阴暗和残暴，则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如此率直的性格使得他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有良知的美术大家，而他长期所经历的苦难正是他迸发艺术灵感的源泉，这也是少有人所具备的“苦难财富”。
已故著名美术理论家江丰曾说，“如果把彦涵的画连接起来，将会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壮丽画卷”。
彦涵的儿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彦东概括父亲一生的艺术追求：“他的艺术创作与中国人民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他的艺术尤其具有浓重的使命感。我想,这是他一直都把‘人民’藏在心中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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