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继佐粤行求史实

       查继佐(1601—1676)，生当乱世，累更字号：初字三秀，更字支三，又字伊璜、敬修，号与斋，又号左隐、方舟、发标、钓玉、兴斋、晚号东山钓叟。海宁袁花人。明崇祯六年(1633)举人。南明鲁王时，曾任兵部职方主事，积极抗清。明亡后，更名省，字不省，还把“查”字写成“楂”。归乡辟敬修堂，聚众讲学，并编撰明史。清康熙二年(1663)，因庄廷鑨明史案被牵连入狱，经粤提督吴六奇奏辩得免。出狱后改名左尹，号非人氏，隐居于硖石东山，仍聚徒讲学，人称东山先生或朴园先生。
       顺治十二年，查继佐开始编纂明史《罪惟录》（历二十年修成），因南方史料多异，为求真实，查继佐于顺治十四年春南游江右，谒黎博庵而认识了范香谷，范愿同入粤为助，然范不久病卒，查叹曰“吾史无运，空劳香谷”，只好偕门人周九逸渡岭。两广督抚李瑞吾，闻查继佐入粤将至，谴下属出城迎接，迎于署中。入粤后，查继佐到雷峰寺拜会了澹归和尚，并作诗互和。在粤期间还拜见了止言、张穆等，张穆以马画赠之。
       张家玉起兵东莞，其抗节事所传各异“间有繁疑”， 查继佐拜访了尹右民、张璩（家珍，家玉弟）。得事实后，查喜曰：“吾前传庶不误也”。入潮，潮镇将吴葛如（六奇）遣役出迎，待为上宾，并令其二子（吴启晋、吴启丰）负笈从游。
       查继佐此行也到了惠州，并留下了《惠州道上步周子九逸韵》、《谒白鹤峰东坡故居》、《客惠州游鹅湖》、《丰湖与李方山》等诗文，均集于他的《粤游杂咏》中。

惠州白鹤峰东坡故居四题

一、东坡为什么要在白鹤峰购地建房？

苏东坡是一位被朝廷安置在惠州的贬官，有官方安排的居所，为什么还要自己购地营建居所呢？简要说来，原因如下：

首先，官方安排给他居住的水东嘉祐寺，是座破旧窄小的古寺，僻处郊坰，东坡迁入不到半年，便觉其“墙穿屋漏”，“凡百不便”。刚好这时候任职广东提刑的表兄程正辅巡按惠州，到嘉祐寺探望东坡，亲眼看到其居住条件确实太差，交待有关方面给予照顾，让他搬进水西的合江楼。合江楼当时在惠州衙署内，“为三司按临所居”，是专门招待上级过往官员的馆所，按常规，像东坡这样只有虚衔没有实权的贬官，本来是没有资格居住的。所以，当绍圣三年初程正辅被调离广东，东坡失去了“巨庇”，搬出合江楼，迁回嘉祐寺，便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这一点东坡心里非常清楚。他曾经告诉朋友：“占行衙（指合江楼），法不得久居”，故“不欲久留”。

几乎与程正辅调离广东同时，朝廷作出了对被贬谪的元祐大臣永不赦归叙用的决定，东坡当然也名列其中。东坡听到消息后，便“不起归欤之心，更作终焉之计。”他写信给老友王巩说：“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这说明，他已在思考自己如何在惠州终老的问题。很快，东坡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命大儿子苏迈携自己和苏过两房家眷来惠州，就近求授官职以解决衣食问题；第二，在水东白鹤峰顶买下几亩空地营建房屋以解决居住问题。他写信告诉程正辅：“兄去此后，恐寓行衙，亦非久安之计，意欲结茅东山上。” “水东山上”指的就是白鹤峰。又说：“当令长子迈来此指射差遣，因挈小儿子房下来。” 在给南华寺长老重辩的一封信中又说：“近日营一居止，苟完而已。盖不欲久留，占行衙，法不得久居，民间又无可僦赁，故须至作出。”东坡的这些话，已把所以要自己购地建房的原因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那么，东坡又为什么会把居址选在白鹤峰呢？总括起来，有如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风光美。用东坡自已话说，白鹤峰“下有澄潭，可饮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瞩”。滔滔西去的东江，江北成片的荔浦、菊花头的大云古寺，峰峦杰秀苍翠扑人的象头山和白水山，都可在峰顶尽收眼底。据史载：唐开元年间，玄宗东封，有群鹤翔集其坛，于是诏令诸道观皆名“白鹤”。东坡说所购地块原为“古白鹤观基”，其“白鹤”之名正缘此而得。购地后，东坡作《和陶移居诗》说：“父老云，此古白鹤观也，意欣然，欲居之。”又说：“古观废已久，白鹤归何时。我岂丁令威，千岁复还兹。江山朝福地，古人不我欺。”他还写信告诉友人已在白鹤峰买地建房，“新居在一峰上，父老云：古白鹤观基也。下临大江，见数百里间。柳子厚云：'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丘也欤？，只此便是东坡新文也”；又说：白鹤峰上，“江山之观，杭、越胜处，但莫作万里外意，则真是，非独似也。”这也说明，东坡认为鹤峰风光与著名的吴浙山水甚为相似。随伴东坡贬惠的苏过作诗写白鹤峰新居，也说：“勿云瘴海恶，山水侣吴浙。我有环堵居，危台俯清绝。”这“清绝”，既可实指为在鹤峰俯瞰到的江水的澄澈至极，亦不妨理解为在鹤峰所眺望到的数百里江山的清秀至极。可以说，这是东坡父子二人要把居址选在白鹤峰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地势高。白鹤峰在归善县东江畔，“高五丈，周一里”，虽然邻水，却甚高爽，尤其适合像东坡那样曾经长期在北方生活的老年人居住。这一点，东坡在《白鹤山新居凿井》诗中讲得很明白。诗说：“海国困蒸溽，新居利高寒。以彼陟障劳，易此寝处干。”虽然上山下山辛苦一点，但可以远蒸溽、御暑湿，值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邻居好。孔子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古人历来强调交必择友、居必择邻，“孟母三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东坡要把苏迈、苏过两房家眷接来身边居住，择邻就更加显得重要。绍圣三年（1096）正月五日，苏轼偕苏过乘小舟至钓矶登白鹤峰，目的是揀选合适建房的地方。在山上，他们邂逅了居住在那里的惠州秀才翟逢亨。翟秀才尽地主之谊热情款接，给东坡父子留下美好回忆，二人写下了和陶《游斜川》诗记当时情事。从东坡“有口可与饮，何必逢我俦”的欣欣然中，可以想见当时宾主执手之欢愉，甚至还可闻到主人以之款客的“岭南万户春”酒的飘香了。而苏过与问翟氏“筑室当为邻，往来无惮不？”又足证他们对这位鹤峰居民的认可。果然，数日后，东坡作《新年五首》，便谓“万户不禁酒，三年夷识翁。结茅来此住，岁晚有无同。”“夷” 者 ，大悦也。东坡用《诗经?风雨》“既见君子，胡为不夷”的语意，来表达结识翟氏并将结茅与之为邻的由衷喜悦。

白鹤峰居民中还有一位以卖酒为业的林婆。她居家奉佛，所以又叫林行婆。东坡在《白鹤新居上梁文》中说“气爽人安，陈公之药不散；年丰米贱，林婆之酒可赊。”在《和陶答庞参军》又说“无酒沽我，或乞其邻”。这个“邻” ，指的正是有酒可赊的西邻林婆。她心地善良，好急人所难，给了东坡不少的方便和帮助，也是东坡心目中的好邻里。此外，还有借地给他种菜王参军等等，大都敦厚纯朴、古道热肠。“邦人劝我，老矣安归。”他们对东坡在白鹤峰筑室终老深表同情和欢迎。 “道俗来观，里闾助作。”（《白鹤新居上梁文》）在东坡动工兴建新居时他们又纷纷前来给予帮助。东坡寓惠半年后称赞惠州民风淳朴好文，“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设计新居时又用孔子“德不孤，必有邻”的语意，把新居正厅取名为“德有邻堂”，显然是有感于此而发，尽管它所寄寓的精神内涵已又远远超出了一般邻里的范畴。

二、东坡白鹤峰新居的布局是怎样的？

史料表明，东坡宦游半天下，而由其自己出资购地设计营建并且可以确指所在的居住地，白鹤峰东坡故居是现存唯一一处。它位于白鹤峰顶，占地数亩，用现在标准衡量面积不算很小。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东坡是怎样布置自己的居所呢？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话题。

清代著名学者王文诰为研究东坡穷尽一生精力，曾先后于乾隆六十年（1795）和嘉庆十六年（1811）两次到惠州实地考察苏迹，其中对白鹤峰东坡故居勘查尤为精细。他把实地勘察的结果，与东坡本人描述以及历史上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字资料认真作了比较，对白鹤峰东坡新居进行了还原性描述。首先他描述了新居在白鹤峰的具体位置和周遭环境：

白鹤峰倚江上，沿江为城，就其石脚凌砺入水及数壁峭拔之上筑为城址，栏而入之。峰头土体，似筑城取土刨平其顶，故有此数亩地。旧为白鹤观，则公得之故老传闻也。地四面皆陡下，其右之后为翟逢亨居，虽在峰顶，而其址已低数尺。由左以及后之麓，皆县治背后所连属者。峰头仅此数亩地，左右稍广而前后则隘，今虽改其旧制，然故迹犹可考也。

接着，他又描述了新居的整体布局和堂室之间的相对位置：

自峰下历级而上，古荔花繁，橘柑丛立。进为前庑，入门，花木交错，井在其左，升阶为德有邻堂；左为居室，辟小窗以疏篱绕之；右为思无邪斋，启右屝则雉堞在其下，江山数百里间青苍环列。斋之后为林行婆、翟逢亨所居，皆西邻也。” 

对于新居的德有邻堂和东坡井，王文诰也有具体介绍：

公手书堂斋，二旧榜字极大，榜亦宽阔，今悬于祠适相称，是当日屋之高广略与今同。此峰高约四丈，自地历百余级，即祠门也。中为德有邻堂，方井大数尺，当两槛之中，以栏扶之。后为正室，以祀公而肖过像于左，皆三间。其后即县治也。自峰至地，右绕出城，凡数百步之江口，今居民皆取汲于江。考公《和子由所居六咏》，盖初意食江，后以不便而又复为井，事在新居覆瓦之后，必不掘于堂中也。据王注云：井在德有邻堂前。相其地势，公当日为居二层，其前三间为门户，以处仆隶。中为广院，后为堂三间。堂前杂植松柏、柑橘、柚荔、茶梅诸树。既欲植此，必当有其地也。其自门升堂，亦无中隔一井之理。此盖堂门二层，旧址尚偏右一丈数尺，而井在院落之左，花木之下。其左稍宽，则为居室庖湢之处。其右就山为城，峰前角稍阙，后为思无邪斋，与翟邻相接，周以廊庑，计二十间。此公新居图样，限于地势，证以榜井，无可移易也。

王文诰的这些记述，距今已有200年，是非常珍贵的亲见史料，不但对日后恢复白鹤峰东坡祠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窥探东坡寓惠州生活实况和精神状态的一扇视窗。

三、白鹤峰新居体现了东坡怎样的精神境界？

建筑是有生命和思想的，是建筑主人审美旨趣和生活态度的无声表达。东坡亲自设计和营建的白鹤峰新居，同样也折射出东坡的人格光辉和精神境界。

首先，东坡下决心在惠州“筑室作终焉之计”并把它圆满实施，这件事情的本身，已经充分证明了东坡有着面对挫折、解决困难的勇气和魄力。

是的，东坡立身行事循理无私，刚正不阿，屡招宵小嫌忌陷害，是官场竞逐的失败者；但他能笑对挫折，逆境顺处，随缘自适，因而又总是生活的胜利者。当他听到朝廷决定不赦免元祐大臣，自己将面临终生不徙、老死惠州的命运安排时，虽不免感到失望沮丧，但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他写信给表兄程正辅说：

某覩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

本应是亲朋们为之担心，东坡却反过来慰劝亲朋“知之免忧”，胸襟是何等的豁达洒脱！

他果决地把建房的计划付诸行动。绍圣三年正月五日，他游白鹤峰，看中峰顶县治后面的数亩隙地，很快就把地买了下来。四月二十日，他举家迁离合江楼，复居嘉祐寺，以方便就近斫木陶瓦，备材庀工，督造新居。六月，他派遣儿子苏过到河源伐木作梁，自己则留守白鹤峰，建房之事，事必躬亲，“费用百端，独力干办”； “架构之劳，殊少休暇”。这位六十一岁的老书生，意志是何等的坚毅不屈！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东坡营建新居，非但不假他人之手，也不占别人或公家的便宜。当时，社会上有宵小风传东坡建房得到不当资助，远在韶州南华寺长老重辩为此写信来问究竟。东坡清楚地告诉重辩说：

囊中薄有余资……到此（按指惠州）已来，收葬暴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务散此物，以消尘障……材料工钱，皆分外供给，无毫发干挠官私者。” 

为了营造白鹤峰新居，东坡几乎花去了所有积蓄，在新居落成前夕，他写信给当时的广州知州王古（仲敏），不无忧虑地说：“某为起宅子，用六七百千，囊为一空，旦夕之忧。”几个月后，他被再贬海南儋州，竟然连路费都难于凑足，“并无一物，狼狈前去”，不得已要恳请朋友帮忙。这自然是后话。但仅此一端已可见东坡的人格品德又是何等的正大光明！

东坡身入仕途后的荣衰进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圣上的喜怒好恶。他在惠州一面购地建房“作终焉之计”，一面又说“也知卜筑非真宅”，正反映了他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忧虑心态。尽管前途未卜，东坡还是把建房作为一件大事来认真经营。他在新居內辟有接待宾客的德有邻堂，个人读书写作的思无邪斋，还不惜“矻矻烦四夫”，深凿四十尺，在院内打了一口能与西邻共亨的水井，甚至还打算在山脚江边的钓矶上筑个钓鱼台。这些设置和安排，无一不体现了东坡对美好生活的真情响往和执着追求。尤其让人感动的是，他还不辞劳苦，在新居周围内外广植花木美化环境，营造诗境般的生活氛围。他写信给博罗县令林抃和广州推官程全父，请求他们帮助提供花木果苗。在给程全父的信中，他说：

白鹤峰新居成，当从天侔处求数色果木，太大则难活，太小则老人不能待，当酌中者。又须土碪稍大不伤根者为佳。不罪！不罪！柑、桔、柚、荔枝、杨梅、枇杷、松、柏、含笑、梔子。漫写此数品，不必皆有。

十年树木，他怕自己等不了，所以要求苗木要稍大些，品种也要多些。“花木悉佳品，又根拨不伤，遂成幽居之趣。”对新居的生活充满了期待。种树种花之外，东坡还在新居种茶，他有一首《种茶》诗写道：


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
茨棘尚未容，蒙翳争交构。
天公所遗弃，百岁仍稚幼。
紫笋虽不长，孤根乃独寿。
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
弥旬得连阴，似许晚遂茂。
能忘流转苦，戢戢出鸟咮。
未任供舂磨，且可资摘嗅。
千团输太官，百饼衒私斗。
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囿。

虽然写的是“茶根移种，经雨而生”，却让人隐约地看到诗人在坎坷中倔强挺立的身影。而“未任供舂磨，且可资摘嗅。”则又透露出诗人对新居落成、与子孙团聚的欣喜。特别是后四句，东坡辛辣地讥嘲朝中权贵争新买宠，以获得皇帝分赐团茶而自炫的奴妾丑态。为自己远在南荒独自品啜自种茗茶而深感自豪。这四句诗，其实也与咏荔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样，隐含着诗人戏侮权贵、傲世自得，不向现实低头的倔强态度。张志烈论东坡惠州诗词曾说：“不仅要看到那外在的超然随适，而要看到那下面掩藏着的痛苦或悲悔，而且还应看到那悲悔下面掩藏着的真正坚持”。在某种意义上说，白鹤峰新居又何尝不是东坡精心营构的杰作？何尝不也一样蕴涵了主人对生命、对理想、对人间一切美好事物的真正坚持。这种为理想和信念不惜抛弃荣华而食贫自甘的执着和坚持，正是东坡精神中最为耀眼的亮色。

白鹤峰新居的佈局设置，同样也折射出东坡高度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精神状态和人生境界。如果说，他把书斋命名为“思无邪”，似乎多少有点躬自深省、独善其身的味道；那么他把客堂命名为“德有邻”，则又明显地带有不忘报国、兼济天下的襟期。“德不孤，必有邻”，语见《论语?里仁》。意思是说：有道德的人不会孤立，必然有同他相亲近的人。东坡以德有邻名堂，显示对自己人格品德的自信，对新居四邻的友好和尊重。苏辙说东坡在惠州“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东坡也说自己在惠州“杖履所及，鸡犬皆相识。”考诸史实，确实如此。据粗略统计：新编《惠州志?艺文卷》的《苏轼寓惠集》录入的书信233首，受信者51人，遍及全国各地。诗词杂文253题共316首，内中所涉及的与东坡在惠州有直接交往的人物不下百名。其中有一些是地方官员，更多的则是惠州本地的居民和僧众道士。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东坡处境最为艰难、生活最为困顿的时候，慨然给予同情和帮助：惠州知州詹范、方子容对他多方照拂；循州知州周彦质向他餽赠酒米；县令林抃送他花木果苗；林行婆允他赊酒；翟逢亨秀才常与他对饮；林忠彦医士为他诊病；王参军借地给他种菜；海上道人教他修炼养生；邓守安帮他蓄药救贫；水北老人热情邀约他荔熟之时“君來坐树下，饱食携其余”；他再贬海南离开惠州，进士李光道随船远送，依依惜别；凡此种种，让东坡真切感受到惠州民风的淳厚和人情的温馨，都是“德有邻”的最好注脚。庭院中的那口至今犹存的东坡井，更是东坡新居的点晴之作，千百年来见证着这位大文豪与惠州百姓的亲密关系。

白鹤古观相传始建于唐代，原有井，但随着寺观的湮没，“废井已塞”。峰上居民用水，要走陡峭曲径到山脚江潭汲取。“但苦江路峻，常渐汲腰酸”（《白鹤新居凿井》），东坡在营建新居时曾到江潭汲水煎茶，亲身体验了其中艰辛，也明白了老乡们日常生活的不易，促使他下大决心花大本钱顾用了四个工人在新居凿井四十尺，就近解决取水问题。凿井的意念大概在他购地不久后即已形成，《白鹤新居上梁文》就说要“凿井疏畦散邻舍”。在凿井期间所写的《次韵子由所居六咏》六首，有三首提及此井，其六云：“应须凿百尺，两绠载一牛。”表示了在新居凿井的决心。其三云：“幽居有古意，义井分西墙。”表明此井凿成之后并非苏家独用，要与四邻共享。在《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之二也说：“待凿平江百尺井，要分清暑一壶冰。”井未凿成，已许林翟二邻共汲，正见古人尚友之义，所以称这口井是“义井”。其四又云：“井水分西邻，竹阴借东家。”诗句形象地绘写出东坡所追求的与邻里和谐共处的理想境界。东坡如此反复多次地述说要与西邻共汲此井，说明了他对此井的重视，体现了东坡物与民胞、己饥己溺的人文情怀。

正如东坡在《自题金山画像》所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惠州之于东坡人生，确实具有独特的地位。惠州是让东坡重燃生命激情，在后期文艺创作中获得丰收的生活沃野；也是让东坡亲近人民、反思人生，引至晚年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心灵驿站。在那里，他所写下的光耀文坛的篇篇诗文、所做下的利澤百姓的桩桩好事，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热切关注和广为传颂，凝成了一种历久弥新的东坡魅力。从这个意义看，白鹤峰新居是由东坡的精神风骨和文化人格建构起来的，它所荷载的丰厚的文化积累，折射出华夏文明的思想光芒，是惠州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如何评价东坡祠在惠州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宋绍圣四年（1097）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落成，东坡正式自嘉祐寺迁入。但好景不长，两个月后，亦即宋绍圣四年四月十七日，知州方子容携朝廷告命前往白鹤峰，告知东坡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十九日，东坡独与苏过仓促乘船离惠赴海南贬所，苏迈、苏过两房家眷由苏迈携带留守新居，子孙恸哭于江边。宋元符元年（1098）夏，东坡的弟弟苏辙从雷州再贬循州（治所龙川），亦只携一子前往，行前也将所有家眷安置在白鹤峰。宋元符三年（1100）九月，远谪海南的东坡遇赦北归至广州，苏迈带着家眷弃离白鹤峰新居前往与东坡会合，结束了苏家在惠州白鹤峰居住了将近四年的历史。苏家离开后，“惠人以先生之眷眷此邦，即其居建祠祀焉。”正是从那时开始，白鹤峰东坡新居变成了东坡祠。

自惠州人把东坡新居变成东坡祠之后，数百年来，那里一直是全国各地文人雅士崇敬仰慕的地方。无论是朝廷命官或是过往游客，“凡莅兹土者，下车即谒其祠，莫之或缓。”前来履新的太守县令、师儒学官等更是如此。清人蔡梦麟在《重修东坡祠记》说东坡“寓惠三年，善政善教，百代观法焉。” 这“百代观法”就颇能点破这些官员谒祠的因由。蔡本人就是一个现成例证。嘉庆十八年，他来任归善知县，下车伊始，即仿苏公之政教，捐官钱置义塚收葬露骨；见东新桥年久失修以致行人不便即亟治之；还慨然自问：“除道成梁，宰之责也。宰不能以公为师耶！”。 这“宰不能以公为师耶！”，固然是为官者的扪心自问，更是惠州百姓的集体质询，每一个来惠州担任行政长官的人都必须面对和回答这个问题，都必须以东坡为镜子对照和审察自己的言行。笔者为撰写此文，曾简编了一个《白鹤峰东坡祠大事记》，从此记所罗列的史实看，惠州府和归善县的重要官员到任后即谒东坡祠已成为不成文的规矩，这种被历史定型成俗的拜谒仪式，既是对东坡道德人格的肯定和学习，也是对惠州百姓东坡情结的认同和尊重，更是为官者施政理念的一种社会公示，是有着丰富人文内涵的良风美俗。

白鹤峰东坡祠除了有德有邻堂、思无邪斋和东坡井外，邑人还先后增置了硃池、墨沼，疏畦、药圃、睡美轩、来问所、娱江亭、王子霞影堂，以及祭祀式的东坡书院、教学式的鹤峰书舍和鹤峰义学，以及民间文学团体松风文社、海天诗社等等。东坡祠的周边又有翟夫子舍、林婆卖酒处、松风亭、招鹤庐等相关景观与之配套，是惠州最重要的苏迹，也是惠州人举行各类文化娱乐活动的公共平台。每年四时游赏，如元宵观灯、清明踏青、端午赛龙舟、重阳登高等等，那里都是首选之地，在现存许多名人诗文集中都有相关记载。如明代叶春及《石洞集》和张萱的《西园存稿》，就分别载有多首诗作，记述作者在白鹤峰东坡祠宴会宾客、诗酒酬唱的情形。特别是每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无论官方或民间，往往都在那里举行纪念活动。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卷12记惠州风俗，就说每年“十二月五日朝云生日，十二日十九日东坡生日，多立会祝寿。” 此类记述，清代尤多。例如在伊秉绶《留春草堂集》中，就有《腊月十九日与宋芷湾、张贤仲、张伯树、陈仲卿祀东坡》诗。宋湾即宋湘，张仲即张思齐、张伯树即张维屏，陈卿即陈昙，都是当时岭南名流。《留春草堂集》还有《十二月十九日苏斋拜东坡真像》三首，其一云：“梅花一夜白，载酒升公堂。公逝七百年，酒熟思公尝。岁事荐水藻，鹤峰明斜阳。诵公生日诗，肇始惠与黄。”可谓满心虔诚、郑重其事，表达了作者对东坡的崇敬之情。

民间百姓也积极参与对东坡的纪念和崇拜。特别是每年从十二月五日朝云诞到十九日东坡诞期间，地方多立会祝寿，人们结队前往东坡祠和朝云墓祭拜，画舫游湖，登高野餐，府县两城热闹非常，有如庙会，成为惠州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事实上，传统并不只是透过文字和话语来传承的，定期定式的群体性礼仪活动和参与者的身体实践，也是传递和承接传统的重要手段。东坡诞和朝云诞这两个惠州所特有的节俗正是这样。它承载了惠州民间对东坡朝云发乎真心的爱慕和崇拜，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固定程式、化民成俗，彰显斯文，深刻地影响着惠州人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

如何评价东坡祠在惠州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大量的文化活动产生大量的文学作品。自东坡之后，白鹤峰东坡祠是惠州艺文的重要产出地。这些作品，在时间上涵盖了自宋至当代的各个历史时期，作品的体式包括碑文、游记、诗词、楹联、书法、绘画等等，无所不有。以清康熙《归善县志》卷21《词翰志》为例：该志收录了43位作者的51篇文章，其中题材直接涉及白鹤峰苏祠的有7位作者8篇文章，分别占总量16.28％和15.68％。另外，至少还有7篇与其他苏迹和苏著有直接关系，两者合共起来，占所载文章总数约三分之一。诗作的情形亦大体如此。《词翰志》收录了自北宋末年至清康熙十年间134位作者的诗作235题280首（苏轼本人作品除外），其中直接以白鹤峰苏祠为题材的有作者34位，作品36题38首。分别占25.37％；15.32％和13.57％。如果再加上诸如吟咏合江楼、西新桥、六如亭等苏迹的作品，则各项所占的比例不低于四分之一。这些数字，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苏东坡和东坡祠在惠州人文历史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这一事实在一些个人诗文集中也同样有所反映。以清代“岭南才子”宋湘为例，宋曾于嘉庆六年和七年（1801—1802），应惠州知府伊秉绶之聘出任丰湖书院山长。两年间成诗集《丰湖漫草》和《丰湖续草》，据该集嘉庆七年刻本，二集共录诗作195首，约有170首作于惠州，其余作于潮州等地。在这170首中，以东坡为题材或语涉东坡的不下30首，约占二成，而直接以东坡祠为题材的则有13首，约占8％。他在《白鹤峰谒东坡先生故居》四首说：“少小爱古人，文章杜与李。余子自卓卓，先生三而已。”又说：“晨起支尺筇，来上白鹤顶。崇阶可百级，道高心已领。”——东坡和东坡祠在这位岭南才子心中的分量，于此可见。晚清惠州最有才华的诗人江逢辰，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坡“粉丝”。他居住白鹤峰南麓花源围，与东坡祠近在咫尺，常以“合江之楼、嘉祐之寺、白鹤之山，公所棲神，环拱吾家”而自豪。他把白鹤峰称为“苏山”，诗则有《苏山集》二卷，书法学苏，诗词亦学苏，谓东坡寓惠之作是“天为之也”，因作《和东坡寓惠诗》一卷，把苏轼寓惠诗追和殆尽。在后人为他辑刻的《江孝通遗集》中，无论诗词，和苏、颂苏的作品，触目皆是。名句“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就出自他的《东坡白鹤峰故居诗和杨诚斋游东坡故居韵》一诗。此外，他的《白鹤峰苏祠古棉花歌》、《白鹤峰谒苏文忠公祠五十四韵》以及《翟夫子舍和坡公夜过西邻翟秀才》、《迁居和坡公》等等，都是直接以东坡祠为题材的用心之作，至今脍炙人口。

上述事实表明，东坡祠是东坡寓惠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是惠州文化史上最具标识意义的实物构件之一。正因为如此，东坡祠无论在官方或是民间，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宋洪迈《夷坚志?甲志》卷10记述了一个“盗敬东坡”的真实故事：宋绍兴二年（1132）冬，“虔寇谢达犯惠州，归善县城居民官舍焚荡无存，独留东坡白鹤峰故居，并率其徒修葺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盗尚且如此，知书识礼的官员们还好意思不如“盗贼”么？清代著名学者王文诰于乾隆六十年曾亲至白鹤峰考察东坡祠，十六年后，即嘉庆十六年他旧地重游，见“已有妄人割占入廨，塞其祠所通之门焉。”惊诧之余亦不禁忧虑：“自后代者，无非俗吏，则视为固有，砍树辟地，任意改作，已不辨祠之旧址矣。”为此，他愤然指出：东坡祠“此数亩地，公（按指东坡）以己资买于惠人，则见于与毛泽民之书。其造屋也，所有材料工钱分外供给无毫发于扰官私，亦明载与重辩书内。无少愧于民与官也。公既去，迈、过两房尚居其中。元符三年庚辰九月，公至广州，迈始弃其屋从公以去。惠人以召伯所茇而爱及其树，即所居为东坡书院以祀公，相守弗变。他还特别引用了上面所说的“盗敬东坡”的故事，借以质问当事者：“讵盗贼之所不忍毁伤其薪木者，而乃见夺于县官乎！” 东坡祠被俗吏侵占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四年后，“飓风坏祠，自祠之西悉颓，公（指祠中苏轼像）仍端坐堂前，香篆仍袅袅。”署知县蔡梦麟乃分清俸特起而新之。东坡祠又恢复了原貌。

从史料看，自有东坡祠以来，数百年间，除战火兵乱等特殊情况外，官府权贵恣意破坏或侵占东坡祠的情况并不多见，即使有，也必然会引起公愤并最终得以纠正。例如清雍正《归善县志》卷2《邑事纪》记载：入清后，清军重兵进占惠州府县两城，白鹤峰东坡祠的硃池旁边隙地，被营兵侵为马厩。康熙六十一年（1722）春正月，知县孙能宽在上级支持下，以“名地不可污染”为由立令拆毁，恢复了东坡祠的原貌。清人鈕琇《觚剩》有一则记载也很有意思：

昔苏公子瞻在惠州時，结亭白鹤峰上，今名东坡亭，面临东江，而附州之归善县城，适当其前。自有亭以来，城墙颓坠，广四五尺许，屡筑屡圮，久不修治。康熙三十四年，县令林宸书决计完之。土人以为东坡胜迹，应仍其旧，林不以为然。卜吉鸠工，以蚝灰累石，备加坚巩，月余又复崩陷如故。盖苏公之神栖游于此，不欲障其眺望也。亭之左右，有水二泓，一曰“朱池”，一曰“墨沼”，燃烛亭内，虽风狂雨暴，其焰不熄不摇。

考钮琇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此前八年任高明县令，其《觚剩》成书于康熙三十九年，所记三十四年归善县令林宸书硬筑城墙事，应是当时社会新闻。檀萃于乾隆三十七年游惠谒鹤峰苏祠，有文记之，亦及此事，谓“（东坡）亭方城雉不可增高。康熙间，林令增之，土人以为公之胜迹，宜仍其旧；令不然之，灰蚝累石，眼障自甘，曾不月余，崩陷如故。仆坐亭移晷，快对江山，而笑此令之愚也。”按林令即林宸书，据清雍正《归善县志?秩官表》，林为福建莆田人，康熙三十四年来任知县，与钮诱觚剩所言合。檀萃来惠，后其70余年，可见此事虽颇近神化，但事出有因，于坊间流传颇为广远，很能折射出惠州人视东坡祠为圣地的普遍心态。根据《白鹤峰东坡祠大事记》作粗略统计，自宋元符三年（1100）立祠至清宣统二年（1910）共810年，其间对白鹤峰东坡祠的重建修葺、扩增配套不少于34次，平均不到25年就有1次。其中南宋4次；元代4次；明代7次；清代19次。应该指出的是：就在这34次当中，有30次是在官方、特别是府（州）县二级行政长官的倡导和主持下进行的；另外4次由本地绅缙僧俗发起实施，也同样获得官方的肯定和支持。这说明，历代惠州府和归善县的行政长官大都重视对白鹤峰东坡祠的保护。王文诰称惠州人对东坡祠“历代相仍，惟有葺筑，不加剪伐”，并非虚誉。

文化是需要适当载体来承载、展示和传播的。离开了东坡祠去谈论东坡寓惠文化，很难给人以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踏实感觉。现在在西湖孤山建相宜居、林婆卖酒处，东坡村等等，其实正反映出这种不踏实，是对惠州缺失东坡故居的一种心理代偿。但是历史是不能虚构的，真实和准确是历史的生命所在，也是它的魅力和力量所在。惠州人需要有一个东坡祠作为东坡寓惠文化的载体和东坡人格精神的像征，是因为它确实曾经在白鹤峰存在过，确实是承载了丰富厚重的文化积淀，展现了惠州精神文明的历史面貌。不惜违背史实虚构出来的假古迹、假名胜，永远无法移植或克隆真正东坡祠深刻的历史留痕和文化气韵，无法取代东坡祠在人们心目中真实的形象和地位。在白鹤峰原址按原貌恢复的东坡祠才是惠州人所需要的东坡祠，才是全国热爱苏轼的人们所乐于参观和拜谒的东坡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