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母--回忆是因为怀念 （2）

1952.5.-1977.3.（2）

冯大和

我小的时候算是一个乖孩子，在学校里学习成绩虽不是数一，也基本是数二什么的，在老师的眼里是个好学生。常常被老师选去担任这个那个的任务，比如给红军老奶奶献花；比如开大会上台发言（读稿子）；比如早操的领操，等等。记得我的小学阶段在老师的推荐下经过的事情还不少：练过体操（胆子不大）没有发展前途；唱歌表演（嗓音条件不好）没有培养前途；参加乒乓球比赛没有拿到名次；表演舞蹈，那是我的强项，为学校挣了光，许多小学的老师和学生都知道了不知名的西门街小学表演的“拔萝卜”和那个扎着扫把辫子的小女孩。作为小合唱的指挥，穿着借来的皮鞋神气地指挥了一把，也是我记忆中的开心事。

那时候的家长，或者说我的父母无暇管到我们的事情，或者说他们在关注着我们，而我们没有察觉。反正没有压力。

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的课外活动多了起来，乒乓球训练引起了我的兴趣，学习抓得不紧了，成绩有下降。老师和父亲好像都有提醒，我没有放在心上。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1965年小升初的考试考砸了，作文跑题。不仅不能进入第一志愿的中学，原来向我伸出橄榄枝的附中，也因我没有报考而拒我于门外。

大事情啊，这样一个好学生考砸了，大院里都传开来。父母亲没有一句训斥的话，没有一句责怪的话，他们的心里一定为我着急，他们也一定知道我的心情。

一个暑假过去了，当我调整好心情（说实话，没啥可调整的，考试失利的阴影早不知道哪去了。）准备去一般中学报到时，父亲告诉我，那所曾经希望我报考的中学同意接收我了，是备取。我的心里知道是父亲为我做了这一切，为我争取到好的学习环境。谁说他们无暇顾及我呢？谁说他们不关心我呢？我在他们的心中！大爱无痕！

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下放，使我和父母分离了许多年。

1966年夏天，我们各自在参加运动。我是跟在高年级学生后面看，他们则是无可选择的跟在造反派的后面整天抄写大字报。不参加革命就是反革命，奈何？

再接着父亲就成了黑五类，成了专政对象被关进牛棚。

那一段时期，母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出生于大地主家庭（幸亏没有人知道），是国民党军官太太，就这样的背景，她能怎么办？没有对她进行斗争已是万幸。

父亲的工资全部冻结，母亲的工资养家捉襟见肘。母亲鼓起勇气去争取到解冻二十元的生活费，省吃俭用才勉强可以维持生活。

文革前一年，1965年，随着四姐考上北京林学院，哥哥姐姐们都在外地工作读书，家里就是小弟和我两个孩子。1966年时的我14岁，小弟才11岁。

父亲关进牛棚时，母亲不得探望。她亦不能忍受把守牛棚的那些不可一世的造反派，所以每次给父亲送衣物都是我去。我也见不到父亲的面，只能在校园的东大门门口将衣物交给守门的学生，大概经他们翻看以后才会交到父亲的手中。

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一直心痛不已。那一天我给父亲送去衣物，转身遇到一位邻居，教授太太，她的女儿和我是好朋友，她的先生也在牛棚里。她悄悄对我说，孩子，给你父亲送一些水果吧。说他的先生让她转告我母亲，我的父亲患便秘很难受。我忍住泪水，在隔天的物品里放了几个萝卜。母亲知道如果带去的是苹果，不仅到不了父亲手中，还会给他带来麻烦，有可能就是惩罚。

父亲在牛棚里的岁月结束后，回到家中的他变得沉默寡言，从不提起在里面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也不忍问起，不能重揭那心头的伤疤。

有一次父亲拿着那只陪伴他在牛棚的搪瓷大碗，幽幽地说，在里边时，我一顿要喝两大碗稀粥。那是什么日子？！我可怜的父亲！

解除了牛棚劳教，接着就是办学习班，父母都住到学校去。我去看过他们。男女老师分别住在教学楼里，被褥就铺在地上。

紧接着他们又被送到学校农场去边劳动边学习，改造思想。那是1968年的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