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管子·幼官》和银雀山汉简《三十时》皆记载了一种以十二日为一时、一年为三十时的时令，这与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不同，属于五行历系统，带有鲜明的齐地特色。三十时划分时节的依据是气在一年内的消息变化，其测时方法主要有以律候气、考察星象和测量日影，纪时方法是用干支纪日。在战国时期四时原则被普遍遵循的背景下，三十时呈现出由五行历向四时历转变的发展趋势。在汉初太初历颁布后，三十时因与农事节律不一致，以及与全年时长、十二个月等多方面的矛盾无法调和，最终被二十四节气所取代。
关键词：三十时;五行历;四时历;二十四节气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1.05.08
传世文献《管子·幼官》和出土文献银雀山汉简《三十时》皆记载了一种以十二日为一时、一年为三十时的时令，这与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不同，也与秦日书、楚帛书所载的四时十二月历不同，属于五行历系统，带有鲜明的齐地特色。学者们从三十时与二十四节气的对比、出土文献《三十时》与传世文献《幼官》的对比等方面，对三十时的历法性质、岁首时间点、春秋到战国时期的文本变化等做过探讨。在历法性质上，陈久金认为《幼官》三十时与彝族十月历相似，属十月历系统，而李零则认为属四时五行时令。陈先生说：“若将一年为三十个节气的分法与十月历联系起来，便可以看出其简明整齐的特点。由于十月历的一月为三十六天，便正好是三个节气，月份和节气是完全固定的，没有丝毫的错乱。”①李先生说：“二十四节气代表的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月令系统，而三十时节则代表的是一种很少为人注意的'四时五行时令系统。……这种三十时节与五行相配可以整整齐齐，但与四时相配，却有很大矛盾。”②两人皆指出了三十时与十月历或五行历在数字上的吻合。陈乃华、李零、马涛等学者曾对《幼官》和《三十时》两种三十时做过比较。马涛认为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岁首不同，银雀山汉简《三十时》的岁首上半年为冬至，下半年为夏至，而《幼官》三十时岁首为“地气发”，此节并非与二十四节气“立春”相当，而是早于立春，在冬至后的第36日。马文还探讨了《三十时》三十时节360天与全年366天矛盾的处理方式③。刘宁则认为《幼官》所记载的三十时，是春秋时期姜齐执政者实
作者简介：刘爱敏，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山东济南 250014）。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稷下学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19JZD011）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齐鲁文化研究院十四五规划项目“银雀山汉简《阴阳时令占候之类》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②李零：《〈管子〉三十時节与二十四节气——再谈〈玄宫〉与〈玄宫图〉》，《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
③陈乃华：《先秦阴阳学说初探——〈曹氏阴阳〉〈三十时〉的文献学价值》，《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李零：《读银雀山汉简〈三十时〉》，《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95415页;马涛：《先秦“五行时令”探赜——论〈月令〉所言“中央土”》，《史学月刊》2017年第10期。行的历法，形成较早，现在所见版本是被割裂后分置到了春夏秋冬四时中，是周秦之际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家所为刘宁：《由上古历法推考〈管子〉之〈幼官〉与〈幼官图〉原貌》，《管子学刊》2013年第3期。。以上研究成果对认识三十时这一古代历法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1.三十时是如何形成的？其划分时节的依据是什么？它是如何确定时间的？又是如何纪日的？2.在顺应四时的原则被普遍遵守的战国时代，隶属五行历的三十时是如何发展的？3.三十时最终为什么被二十四节气所取代？搞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历法的多样性，以及中国古代历法领域由多到一的历史进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以上三个方面对三十时这一古代历法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三十时的形成
三十时见于《幼官》和《三十时》两篇文献。《幼官》一篇是对“幼官图”的说明。幼官，乃“玄宫”之误，这一点郭沫若、闻一多等学者早已指出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04105页。。幼官图包括中、东、南、西、北五方本图和副图，共十幅图。其中三十时被记录在了东、南、西、北四幅本图中，东西各8个时节，南北各7个时节，每时12天，全年共360天。这三十时是：
东方本图：十二地气发，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气下，赐与。十二义气至，修门闾。十二清明，发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南方本图：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绝气下，下爵赏。十二中郢，赐与。十二中绝，收聚。十二大暑至，尽善。十二中暑，十二大暑终，三暑同事。
西方本图：十二期风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复理，赐与。十二始节，赋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北方本图：十二始寒，尽刑。十二小榆，赐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静。十二大寒之阴，十二大寒终，三寒同事。文本依据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7157页。
每一时包括节气和人事两项内容，可列表如下：
银雀山汉简《三十时》则把一年的时长看作366天，以冬至和夏至为界把一年一分为二，上下半年各15时。《三十时》开篇即说：“日冬至恒以子午，夏至恒以卯酉。二绳四句（钩），分此有道。……十三日至，三百三六日再至。十二日一时，六日一节。”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11页。所谓“日冬至恒以子午，夏至恒以卯酉”，《淮南子·天文训》曰：“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则夏至之日也。”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25页。是以366日计一年的时长，半年则是183日，以十二地支纪日，若冬至为子日，夏至则是卯日，次年冬至则为午日，夏至则为酉日，第三年冬至复为子日，所以说是“冬至恒以子午，夏至恒以卯酉”。后一句“……十三日至，三百三六日再至”，当为“[一百八]十三日日至，三百六十六日再至”，183日和366日分别是半年和一年的时长。银雀山汉简残断不全，根据可识别和补充出的时节，可列表如下：
由上述两个三十时节，我们可以探究其划分时节的依据、确定时间的方法，以及纪日的方法。
（一）依气断节，以律候气
《幼官》和《三十时》皆以“气”在一年内的消息变化作为划分时节的依据，这是二者最重要的相同点。《幼官》中明确以气来命名的节气有15个，依次是：“地气发”“天气下”“义气至”“清明”“清明”是一种风，清明节气得名于清明风，《淮南子·天文训》作“清明风至”，清明风是《天文训》所述“八风”之一，风是气的运行，风其实也是气。，与阴气有关的“绝气下”“中绝”，与暑气有关的“大暑至”“中暑”“大暑终”三暑，“期风”“期风”，丁士涵认为“期”字乃“朗”字之误，朗风，凉风也。参见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55页。清华简《四时》有：仲夏“廿日玄维旦（伏），亟（期）风乍（作）”;季夏“廿日豕目旦亟（极，期）风至”;仲秋“（十日）西门昏正，亘（期）风至”;孟冬“二十日赤（帑）旦绅（陈），亘（期）风至”;仲冬“廿日霝（灵）星旦章，亘（期）风乍（作）”;季冬“廿日，亟（期）风至”。 参见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下册，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第127132页。文中夏、秋、冬皆有期风，可见“期”字非“朗”字之误，期风亦非指凉风，应是如期而至的时风。，以及与寒气有关的“始寒”“中寒”“寒至”“大寒之阴”“大寒终”。另外5个节气“小郢”“中郢”“始节”“小榆”“中榆”，李零认为也均与气有关：“郢”当作盈或嬴，指的是阳气满盈，“小郢”“中郢”二节是以阳气的逐渐满盈来命名时节;“榆”疑是“肃”之误，“始前”《管子》之《玄宫》作“十二始节，赋事”，但《玄宫图》作“十二始前，节第赋事”，时节名是“始节”还是“始前”，未能确定。或是“始肃”，“始前”（始肃）、“小榆”（小肃）、“中榆”（中肃）三节与秋天的杀气有关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再读〈玄宫〉与〈玄宫图〉》，《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郢”“榆”是指气，有文献学支持，也有学者们的不同解释。《尔雅·释天》载：“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郭璞注：“此亦四时之别号。《尸子》皆以为大平祥风。”《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元校刻本，第2607页。嬴指的是风，风即是气，则小郢、中郢当也指的是气，这与李零的解释一致。但章炳麟认为：“于夏言小郢，中郢;于冬言小榆，中榆：则以其日之长短言之也。”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第117页。则“郢榆”意同盈缩，指的是日之长短，而非气之消涨。又，黎翔凤认为：“'榆通'逾，越也。百虫蛰服越冬也。”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59页。“榆”指的又是万物的蛰伏，也非气之盈缩。笔者同意李零的解释，因为《幼官》三十时依气的消息变化划分时节，气是贯穿三十时节的一条红线，以“气”来释义与其他节气能保持一致。这样，《幼官》三十时中与气有关的时节就有20个，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另外的10时中，“白露下”确定时节依据的是物候;“八卯”和“复理”确定时节的依据皆是大火星，是上古“火历”在三十时令中的遗留。关于《幼官》中的火历元素，请参阅拙文刘爱敏：《〈管子·幼官〉三十时之“火历”考释》，《管子学刊》2021年第4期。，此不赘述。
银雀山汉简《三十时》文中用生气、柔气、杀气、霜气、刚气、贼气、闭气、没气来稱呼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中的气，几乎每个时节都有对于气的说明。如：
二时，廿四日，大寒之隆，刚气也。
三时，卅六日……冬没气。
五时，六十日，少变起，生气也。
九时，百八日，，生气也。
十时，百廿日，中生，生气也。
十二时，百四日，始夏，生气也。
十三时，百五十六日，渎，柔气也。
二时，廿四日，乃生，生气也。
四时，八日，凉风，杀气也。
八时，九十六日，霜气也，杀气也。
九时，百八日，秋乱，生气也。
……寒，刚气也。
十三时，百五十六日，贼气，杀气也。
十四时，百六十八日，音，闭气也。此段引文据《银雀山汉墓竹简》[贰]，第211213页。引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系引者所加。
《幼官》和《三十时》尽管都重“气”，但制定历法的目的不同。《幼官》目的在于指导农事。岁首为“地气发”，对应的人事是“戒春事”，地气的寒暖、燥湿与庄稼的播种息息相关，春事正是播种大事，一年收成自此始。《幼官》的其他节气“小卯，出耕”“中绝，收聚”“期风至，戒秋《说文解字》：“秋，禾谷孰也。”见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27页。事”“小卯，薄百爵张佩纶认为“薄百爵”是为“搏百雀”：“'薄当为'搏，字之误也。爵、雀通。”而黎翔凤认为：“'薄假为'迫，《易说卦传》：'风雷相薄。'迫者，迫近而驱之。小雀不必搏击。”黎说为是，“薄百爵”当为“迫百雀”，即驱赶百雀。参见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56页。”“白露下，收聚”“中寒，收聚”“中榆，大收”，亦皆与农事的耕种、收获有关，说明此三十时的使用目的正在农事。银雀山汉简《三十时》的岁首为冬至，这与农事的节律不一致，文中“以战客败”“以战客胜”的推测很多，又有“可为百丈千丈城，适人之地”“可始入人之地，不可亟刃，亟刃有殃”之类大量与战争有关的推断，可知其关注的重点在于以气之变化预测战争的胜负。考虑银雀山汉简多兵书的情况，笔者认为《三十时》应是兵家吸收各种三十时资料，加以改编和增写形成，是三十时的兵家版本。
因为气直接关涉农事的收成和战争的胜负，所以古代听风候气的工作非常重要，官府设有专职人员太师来担任这一工作，有专门的测气工具律管。律，又被称为“候气之管”《礼记·月令》“律中大蔟”郑玄注云：“律，候气之管，以铜为之。”《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元校刻本，第1354页。，首要目的并不是乐律，而是历律和军律。农事和军事是律管的两大用场，二者皆通过候气来授民农时或预测战争吉凶。如《国语·周语上》载：“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韦昭注：“瞽，乐太师，知风声者也。”又曰：“瞽帅、音官以风土。”韦昭注：“音官，乐官。风土，以音律省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也。”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20页。土风，就是地气、土气，“以音律省土风”即通过吹律候气来检测地气的寒暖燥湿。再如，《周礼·春官·大师》说：“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元校刻本，第796页。打仗时，太师怀抱乐器随军出发，担任吹律听军声、诏吉凶的重任。这种方法周初时已有，直至春秋时期仍在沿用，如《史记·律书》所言：“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史记》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40页。又，《左传·襄公十八年》曰：“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43页。声靠风、气传播，听声与听风、候气是一回事。由于天之历数玄妙幽深，看不见摸不着，好像冥冥之中有天神掌管着天地的运转，正如《史记·律书》所说“神生于无，形成于有，形然后数，形而成声，故曰神使气，气就形”《史记》卷二五，第1252页。，听声候气是人感受神意的重要途径，所以通天接神多靠人耳的听觉能力，担任这一任务的太师就多由蒙、瞽、瞍一类的盲人担任。为排除视觉对听觉的干扰，历史上曾出现过病目为耳的传统，据王嘉《拾遗记》载，晋国太师师旷曾“熏目为瞽人，以绝塞众虑，专心于星算音律之中”王嘉：《拾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8页。。
由于人对气的微妙变化无法掌握到日日不差，达不到历法对确定日期的要求，《幼官》和《三十时》除以律候气外，还运用考察星象和测量日影的方法来确定时间。
（二）考察星象和测量日影
任何一套历法中，岁首的确定都是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不管是四时、五行，还是十二月、二十四节气，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年从哪一天开始，划分为几段？各段之间的关系怎样？确定了岁首，有了运行规则，历法才能建立起来。确定岁首就是为全年的时节定下基点，可以说岁首具有界碑的作用。因此，了解一种时令，探讨其岁首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幼官》三十时的岁首，我们只知道是“地气发”，对应的人事是“戒春事”，但具体是哪一天呢？又是如何确定这一天的呢？文献并未记载。《国语·周语上》提到了“土气震发”时的天文星象：
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籍，命农大夫咸戒农用。……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祼鬯，飨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坺，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第1618页。
上面引文中的“土乃脉发”不就是“地气发”吗？“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籍，命农大夫咸戒农用”不就是“戒春事”吗？太史负责观象授时，判断“土乃脉发”的星象依据是：农祥晨正。“农祥晨正”是可以观测到的天象，“日月底于天庙”是观测不到的，是根据旦中星和星距度推算出来的日月位置。三国吴韦昭注曰：“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曰农祥也。底，至也。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也。”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第16页。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农祥晨正之日是否是立春之日？第二，农祥是否为房星？
先看第一个问题：韦昭注所说农祥晨正为立春之日，但下文“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以及“距今九日，土其俱动”，都是说自“农祥晨正”到“初吉”的九天时间，阳气全部蒸腾，土气全部萌动，土地全都可以翻动耕种了。“今”指的是“农祥晨正”之时，九日后的“初吉”，是天子祭祀农神和举行籍田之礼的重要日子，一年的农耕自此开始。《礼记·月令》载天子在孟春之月的元日元辰祭祀农神和行籍田之礼，也正与《国语》中初吉所行之礼一致。由此可知，初吉是立春之日，“土乃脉发”早“初吉”九日。那么，《幼官》中的“地气发”亦应在“立春”前九日，也就是冬至后第36日。这可由唐代天文学家一行的话得到证明，他在《七日度议》中说：“周初，先立春九日，日至营室。”惠栋辑：《易汉学》卷二《孟长卿易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页。明确说明周初日至营室时，是先立春九日。可见韦昭注所说农祥晨正为立春之日并不正确。我国古代历法确定岁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以日起于牵牛之初，便是以冬至为岁首;以日起于营室，便是以立春为岁首。“农历”一般以立春为岁首，与自然节律一致，便于指导农事。《幼官》既不是以立春为岁首，也不是以冬至为岁首，是以“农祥晨正”这一重要的星象为依据来确定岁首的。
再看第二个问题：农祥是否为房星？“农祥”，韦昭注为房星，而唐代一行却认为是大火星，他在《七日度议》中说：“周初，先立春九日，日至营室，古历距中九十一度，是日晨初大火正中，故曰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也。”惠栋辑：《易汉学》卷二《孟长卿易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页。一行认为，根据古历，周初营室距离天正中为91°，这天平旦出现在南天正中的是大火星。那么，农祥到底是房星还是大火星呢？
韦昭之所以把农祥解释为房星，应该是源自《国语·周语下》伶州鸠提到的“农祥”。伶州鸠曰：“昔武王伐纣，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韦昭注曰：“辰马，谓房、心星也。心星，所在大辰之次为天驷。驷，马也，故曰辰马。言月在房，合于农祥。祥，犹象也。房星晨正，而农事起焉，故谓之农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第138140页。辰马农祥，韦昭前一句解释“辰马”谓房、心二宿，后一句直接把“农祥”解为房星，说“房星晨正，而农事起焉，故谓之农祥”，把心宿省略掉了，前后矛盾。
出土文献亦确实证明了房星是战国时期人们祭祀的农神。1978年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箱盖有漆文二十字：“民祀隹坊（房），日辰于维。兴岁之四（驷），所尚若（陈），经天尝（常）和。”参见武家璧：《曾侯乙墓漆书“日辰于维”天象考》，《江汉考古》2010年第3期。后饶宗颐先生把最后一句改为“琴瑟常和”饶宗颐：《涓子〈琴心〉考——由郭店雅琴谈老子门人的琴学》，《中国学术》2004年第1期。。这句话的意思是：民间祭祀房星，日月合辰于维;兴岁（丰年）的天驷（房星），崇尚如陈年旧岁，琴瑟常和。日辰于维，是农历岁首发生的天象。辰：日月合朔之所。维：指天维，我国战国早期认定冬至点在牵牛初度（0度），取周天为360度，按二十八宿古距，则天之四维的位置分别为：45°立春，为艮维，在营室;135°立夏，为巽维，在毕;225°立秋，为坤维，在张（石氏今度在翼）;315°立冬，为乾维，在心（石氏今度在尾）。这里“日辰于维”指日月合于艮维，在时间上与立春相配，正是举行籍田礼之时。武家璧考证这次祭祀房星之事发生在公元前433年的一次籍田礼上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箱天文图证解》，《考古学研究》（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48页。。
我们知道，由于岁差的存在，天象的出现每71.6年晚1度。前引《国语》中虢文公说“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如果知道“古者”的具体时间，我们可以根据岁差和星距度推算出“农祥”所指何星。那么，这“古者”可追溯到何时呢？学者从清华简《系年》“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36页。这句话中，考证出籍田和籍田礼为武王所创参见宁镇疆：《周代“籍礼”补议——兼说商代无“籍田”及“籍礼”》，《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雷晓鹏：《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宣王“不籍千畝”的真相》，《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但简文中并无星象记载，而《诗经》之《载芟》《良耜》《丝衣》三首诗则可证周公、成王时曾有举行籍田礼和祭祀灵星之事。《丝衣序》曰：“《丝衣》，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孔颖达疏：“《丝衣》诗者，绎宾尸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太平之时，祭宗庙之明日，又设祭事，以寻绎昨日之祭，谓之为绎。”《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元校刻本，第603页。可知《丝衣》是周公、成王时在正祭之后绎宾尸时所唱的歌诗，而其在《诗经》中上承《载芟》《良耜》二诗，《载芟》《良耜》便是正祭之歌，祭祀的对象即是灵星。《载芟序》曰：“《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601页。《良耜序》曰：“《良耜》，秋报社稷也。”《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602页。春祈秋报，是籍田礼一年再祭之明证。《载芟》所述籍田礼即对灵星的祭祀，正与《国语·周语上》所记籍田礼和农祥晨正互相发明。人们之所以祭祀灵星，是因为它能示民农时，灵星即农祥。据《先秦经学学术编年》，《载芟》成诗时间为周成王八年，即公元前1035年刘爱敏、梁涛、曹峰、赵琳：《先秦经学学术编年》，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4748页。，上述漆箱文字的制作时间在公元前433年，从公元前1035年到公元前433年，岁差累积为602年，则天象晚了约8.4度。二十八宿距度有今、古两个系统，古度见于《开元占经》引载的刘向《洪范传》（缺亢宿距度，可按四象分度合计值补上），今度以《开元占经》所载石氏星宿为代表。据《开元占经》所载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575602页。，可列二十八宿古今距度表如下：
战国时期的旦中星房星，往后推延8.4度，无论按今度5度，还是古度7度算，周初的旦中星必定是心星，即一行所说的大火星，而非韦昭所注的房星。
韦昭之所以把《国语·周语》中的两处农祥都释为房星，应不是天文错误，而是对原文理解的偏差所致。其所注“农祥晨正”，是据虢文公之时，而非虢文公所说的“古者”（西周初年）;所注“辰马农祥”，也是据伶州鸠之时，而非经纬辰马农祥的后稷之时。《竹书纪年》明确记载周宣王“二十九年，初不籍千亩”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56页。，周宣王二十九年为公元前799年，至公元前433年，则岁差累积394年，天象晚了约5.1度，若按古度房星为7度算，星象后退5.1度，则晨正的依然是房星。伶州鸠答周景王（前544年前520年在位）之事至公元前433，岁差累积在11187年之间，天象后退12度，农祥亦不变，依然是房星。如此，便弄清了“农祥”之义，周初时为大火星。韦昭之所以注释为房星，指的是两个故事言说人虢文公、伶州鸠当时的天象。
综上可证，《幼官》的岁首“土气发”是以大火星的晨正为岁首，在立春前9天。庞朴、冯时两学者曾提出中国古代确实存在过一部以大火星的昏见或晨见为岁首的历法，名为“火历”，它的滥觞约当大火处于秋分点的公元前二千八百年左右，即传说的所谓尧舜时代。庞朴以大火星的昏见为岁首，在夏历的四月，周历的六月;冯时以大火星的晨见为岁首，在儒略历的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之间，当中国农历节气的寒露至霜降间庞朴：《“火历”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冯时：《殷历岁首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幼官》既非以大火星的晨见，也非以其昏见为岁首，而是以其晨正为岁首，那么，这种历法是不是火历呢？《幼官》三十时确定岁首“地气发”的天文依据除了“农祥晨正”之外，还有“日月底于天庙”，而日在营室才是确定岁首最重要的依据，三十时多依“气”断节便是证明，因为气的寒暑变化归根到底决定于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运行时与地球距离的远近，因此，这种历法实质还是太阳历，其中的火历因素只是上古历法的遗留。
银雀山汉简《三十时》则完全舍弃了火历纪时，测量日影成了主要的制历方法。《三十时》以冬至和夏至作为上下两个半年的岁首，又有“日夜钧”字样，可看出二分二至的时间点已经确定。二分二至是四时历的四个关键点，而这四个关键点是通过测量日影来确定的，日影最长之日为冬至，日影最短之日为夏至，二至的均分点就是春分、秋分，二分二至确定后，便把一年分为了四份。与律管候气依靠听觉不同，测影定时需要视觉和测算，因而精确度得到大幅提高。
（三）三十时的纪时方法：干支纪日法
《幼官》和《三十时》以十二日为一时，正好是一个地支，可推知三十时是以干支而非序数来纪日的。五行历用干支纪年，三十时隶属五行历，纪日法也与五行历一样，皆以干支纪年。如《管子·五行》中“睹甲子木行御……睹丙子，火行御……睹戊子，土行御……睹庚子，金行御……睹壬子，水行御”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868878页。，五行历中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搭配使用。又如，《礼记·月令》载，东方木，“其日甲乙”;南方火，“其日丙丁”;中央土，“其日戊己”;西方金，“其日庚辛”;北方水，“其日壬癸”《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3531380页。，是说木行对应的日子起于甲子，终于乙亥;火行对应的日子起于丙子，终于丁亥;土行对应的日子起于戊子，终于己亥;金行对应的日子起于庚子，终于辛亥;水行对应的日子起于壬子，终于癸亥。这里只记天干，省略了地支，与天干组合的地支开头都是“子”，结尾都是“亥”。
太阳在黄道运行，每天一度，运行一圈的“周天历度”是360度，划分为5等份，每份72度，用木火土金水表示，就是五行;每行再各等分两个时段，共十段，每段36度，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表示，即十天干;每天干再等分三时段，即每时12度，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表示，就是十二地支，以12度为一时，一年便有三十时。从以上分析可知，五行历、十天干、三十时属于同一系统，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逐步细分，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时段，以及不同的时间长度。
二、三十时的发展趋势
三十时是五行历深化发展的结果，就像二十四节气从四时历细分而来一样。但考察《幼官》三十时节，上半年以“戒春事”领起十五时，下半年以“戒秋事”领起十五时，两两相对;上下半年又各有“三卯”，分别与三暑、三寒相对，又把两个半年再分为两段。全年共四个时段，分别与四时历的春夏秋冬四时大致对应。李零先生在对比《幼官》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之后总结到：“它们虽然在节气的天數分配上照顾到与五行相配，但实际所配季节仍然只有四个，与二十四节气仍有大致对应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以36天为一月，72天为一季，一年共5季10月的历法。所以我们并不同意把《管子》三十时节等同于彝族十月历。”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再谈〈玄宫〉与〈玄宫图〉》，《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这是就三十时与四时相配后的情形来说的，但就三十时本身来说，《幼官》三十时节名称中只出现了“春”“秋”字眼，并没有“夏”“冬”二字，说明三十时产生之初并未有明确的四时观念。三十时与四时的相配是三十时被割裂后分配到四时中的，配置的结果是春、秋两季各8时，夏、冬两季各7时，中方本图无节气可配。因此说，单就三十时本身来说，应该属五行历系统;《幼官》三十时与四时结合后才成为四时五行历。四时五行历正是三十时与四时结合后的过渡状态，反映了三十时发展到战国时期，在“四时之大顺，不可违”成为各国共识和普遍遵守的原则后，呈现出了从五行历向四时历转变的发展趋势。
先看《幼官》三十时。《幼官》三十时被分割配置到春夏秋冬四幅本图中，此四幅图文字说明部分的结构相同，均包括四层意思：一是违背四时之应，二是三十时节与人事，三是五行配属与人事，四是顺应四时之政事。以东方本图为例：
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
十二地气发，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气下，赐与。十二义气至，修门闾。十二清明，发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藏不忍，行欧养，坦气修通，凡物开静，形生理。
合内空周外，强国为圈，弱国为属。动而无不从，静而无不同。举发以礼，时礼必得。和好不基，贵贱无司，事变日至。此居于图东方方外。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46152页。
四段文字之间的关系是：第二段三十时节与第三段五行配属都是五行历的产物，属于同一历法系统;第一段违背四时之应，与第二、三段五行历不同，从反面告诫国君要遵循四时行政;第四段政论，是对国君而言的，对应春夏秋冬四时，照应第一段，表达人道顺随天道之意。此部分的结构是前后两段包容中间两段，以四时整合五行和三十时，思想主旨是《幼官》作者站在四时历立场上，对三十时、五行配属的主动吸纳，把三十时、五行配属、政论以及五幅副图的兵法等内容一并整合到四时五方的框架中。但因为三十时与四时历不相容，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免四时分配不均的问题。若把三十时从四时历的框架中抽离，重新组合在一起，依然是三十时自三十时，四时自四时的状态;而且纳入四时后的三十时节依然只有“春”“秋”二季，并未融入“夏”“冬”元素。这里，三十时是核心，是内容，四时只是外壳，是形式。
不同于《幼官》的三十时，银雀山汉简《三十时》体现出了明显的四时理念，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冬至”“夏至”和“日夜钧”字样，说明已有明确的二分二至概念，把一年分为四季。而这四季的确定是通过白天测量日影确定的，与瞽者的以律候气和史官的夜观星象迥然不同，这是通过不同的制历方法取得的。第二，《三十时》以春夏秋冬四季的“始”“至”“没”来命名节气，文中出现了“冬至”“冬没”“春始”“春没”“始夏”“夏至”“夏没”“秋乱”“秋没”“始寒”等节气名称，说明四时元素已经渗透到三十时节内部，三十时节气名称打上了鲜明的四时烙印。与《幼官》相比，《三十时》虽然也是四时历和五行历两套历法整合后的产物，但二者的整合已不再停留于表面上的史料拼合，而是有了内容的深度融和，此时四时与三十时已水乳交融，成为一体了。《三十时》虽然标出的是三十节气，但处处体现的是春夏秋冬的四时理念，即三十时只是自前代沿袭而来的历法形式，表达的历法理念却变成了四时。这里，三十时成了形式，四时成了内容，与《幼官》中四时与三十时的关系颠倒了过来。这也说明《三十时》的成文晚于《幼官》，此时四时历已经确定，制历者虽然保留了三十时的形式，但已开始用春夏秋冬的字眼来取代三十时节原有的名称。
综上可知，三十时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五行历系统产生，与四时历并无关系;第二阶段，在《幼官》中，被分割为四份，分别与春夏秋冬四时相配，成低配版的四时五行历，这时三十时与四时只是被硬性地整合在一起，二者并未融合，把三十时从四时框架中抽离，重新合在一起，依然属五行历;第三阶段，在《三十时》中，三十时上下两个半年的岁首已按照四时历的冬至和夏至来确定，名称亦已变为用春夏秋冬四时的“始”“至”“末”来标记，虽然也是四时五行历，但这时三十时是旧瓶装上了新酒，四时历已成为主导，三十时只是形式，传达的是四时观念。
五行历向四时历演变是战国时期历法整合的趋势，那么，转变的方向何以是由五行历走向四时历，而不是相反？究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时间与空间是一体的，时间通过空间来表示，测日影先要正东西，时间的迁移实际表示的是太阳在黄道运行的位置变化，二分二至表示的就是太阳在黄道中的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位置，四方的确定等于四时的划分，地分四方決定了天分四时，而非五时，所以测影制历的方法使四时历最终取代了五行历。二是四时历中“土居中央”的格局迎合了“居中而治”的政治观。五行历与四时历所对应的空间格局不同，二者最大的不同在土行的位置，五行历中木、火、土、金、水五行各御72日，五元素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呈周圈排列;而在四时历中，土居中央，高于木、火、金、水四行，呈四周拱卫中央的格局，而此格局与中国传统的“居中而治”的政治观一致。“居中而治”的政治观念渊源有自，清华简《保训》周文王临终前给儿子武王讲述舜“求地中”和商汤六世祖上甲微改变地中的故事，告诉武王要执“中”而受天命的道理。《保训》载：“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又曰：“昔微假中于河，……乃追中于河。”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43页。舜“恐求中”，对求地中之事恭敬谨慎，希望以此自考其志，不辜负庶民万姓的期望，因为古人认为居地中才能得到天授大命。到了上甲微时，统治范围扩大，已不认为舜在历山所建立的地中是真正的地中，而认为真正的地中远在河洛一带的有易之地，所以才“追中于河”。《论语》亦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7页。《诗经·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郑玄笺：“极，中也。”《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628页。是说殷商都邑居四方之中。《周礼·地官·大司徒》亦载“求地中”之事：“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第704页。自尧、舜至商、周，居中而治的思想世代相传，至秦、汉，尚中思想更迎合了统治者建立中央帝国的政治需要，因此中央土的地位日渐突出，独立于其他四行。于是，具有“土居中央，临制四方”格局的四时历胜出，代替了五行历。
《幼官》和《三十时》中以四时历整合三十时之事发生于何时？成于何人之手呢？《幼官》和《三十时》虽然成篇时代有早晚，但面对的是共同的历法整合问题，《三十时》文中又多有“适人之国”之类的话，因此，笔者判断两文献均应形成于周秦之际这一大的历法背景下，是以邹衍为代表的倡导“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的阴阳五行家所为。
关于阴阳五行家的宗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艺文志》分别概括为：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卷一三○，第32893290页。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汉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341735页。
顺应四时、法天而行是战国秦汉之际诸子百家的共识，《庄子·说剑》有“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王先谦撰，沈啸寰点校：《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72页。，《荀子·天论》载“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8页。，《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均以四时为框架构建全书或全篇的结构，《春秋繁露·四时之副》提出，王要法天而治，因为天有春夏秋冬四时，所以王要有庆赏罚刑四政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3页。。不仅王政来自天地四时，人之心性、道德、智慧等亦无不来自天地。《尚书·泰誓上》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元校刻本，第180页。《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01页。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之心性源自天地，尽心就可知性达天。“这一思想把天道之自然与人伦之道德统一起来，由此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就成为一个'天人合德的共同体。”李存山：《天地信仰与儒家的普世道德》，《国际儒学（中英文）》2021年第1期。与其他学派不同的是，阴阳家的职责就是敬授民时，所以向民众宣告四时节令，以及劝导人们顺随四时的自然节律，正是阴阳家的思想主旨。战国末年，天下统一成为大势所趋，与政治形势相适应，学术思想上也呈现出百川归海之势。自西周初年诸侯分封之后，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历法并不统一，且不论全国，仅齐地范围，便既有四时历，也有五行历，信奉四时主的琅琊地区实行的应是四时历，夏人后裔杞人所在的区域关于杞人在山东的生活区域，请参阅杨善群：《杞国都城迁徙与出土铜器考辨》，《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钱益汇：《杞国都城迁徙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疏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赵兴彬：《论杞国在山东的八次迁徙》，《泰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实行的应是五行历杞人继承的历法应是夏人历法《夏小正》，陈久金先生根据文中斗柄下指到斗柄上指中间相差五个月，以及最长日（夏至）到最长夜（冬至）也相差五个月等多项记载，认为《夏小正》是一年为十个月的纯太阳历。参见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所以整顿历法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国家的需要，是当时阴阳五行家面临的最重要的时代任务。邹衍为了宣传四时教令，特意创造了歌舞诗一体的乐歌《迎四时》，歌词被保存在了《汉书·礼乐志》中，即十九首郊祀歌中的《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四首乐歌，班固在四首歌后明确标注“邹子乐”《汉书》卷二二，第10541056页。三字，说明是邹衍所创作。汉武帝时，《迎四时》乐歌被用作天子郊祭礼之乐，成为王礼的一部分，收于儒家经典《礼记·月令》中。在四时历与五行历两套历法整合的时期，《迎四时》乐歌助推了四时历的最终确定参见刘爱敏：《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与周秦之际的历法整合》，《孔子研究》2018年第6期。。
三、三十时被二十四节气取代的原因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太初历颁行，宣布以正月为岁首，采用二十四节气。自此以后，三十时便从历史中消亡。作为一种历法，三十时很大可能只是阴阳家们的一种虚拟设想，根本没有付诸实践，但其一而再地被记录在文献中，反映了古人在二十四节气系统之外，曾对时节设置做过多种可能性的尝试。三十时被二十四节气取代的原因，可从以下几点对比分析：
第一，是否方便实用。传统中国是农业国，历法的产生源自农事的需要，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授民农时，能否方便地指导农事是检验历法能否建立和长久发展的首要标准。两个三十时中，《三十时》岁首上半年在冬至，与春耕时间不符，无法指导农事。《幼官》岁首在立春前9日，虽与农事节律大体一致，但确定时间点的方法烦琐，一要史官考察星象，确定“农祥晨正”，二要乐官听风、候气，且以律候气和考察星象的方法得出的日期误差大，所以注定会被淘汰。而二十四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与农作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节律一致，便于指导农事。立春是分至启闭八节之一，八节的确定是通过圭表测影取得的，测量容易且准确。
第二，节气与全年时长的关系。《幼官》三十时节按360天计，此非全年时长，有5、6天未被包含在三十时之内，余日问题暴露了三十时与全年时长的矛盾，说明人们对太阳回归年长度的认识还比较粗疏，只能取360天这一约数。对剩余5、6天的处理方式，《幼官》文字简略，没有论及，考虑到《管子·五行》把一年分为五个72日，分别以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领起，说明五行的干支纪日是连续的，五行对应的时长都是72日，所以剩余的5、6天当是一并放到年尾或年首作为过年日。与《幼官》不同，《三十时》把一年的时长定为366天，以冬至、夏至为界把一年平分为两个183天，上下半年在安排完15时之后，各有3天的余日。不管是集中安排在年底或者分开安排在上下两个半年的15時之后，这剩余的5、6天皆未用干支标记，就是说干支纪日法无法容纳余下的这5、6日。
与五行历的干支纪日法不同，四时历采用序数纪日，没有每个时节限于12日的束缚，因而可以通过调整个别时节天数的方法，使历法与实际太阳年尽可能地接近。《管子·轻重己》、安徽阜阳西汉早期汝阳侯墓出土的太一九宫式盘，以及《灵枢经》皆记录了八节历法，从中可见对时节与全年时长矛盾问题的多种处理方法。《轻重己》原文载：
以冬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以冬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春至。
以春日至始，数四十六日，春尽而夏始。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至。
以夏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夏尽而秋始。以夏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秋至。
以秋日至始，数四十六日，秋尽而冬始。以秋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冬至。）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5291540页。
太一九宫式盘刻文如下：
冬至汁蛰四十六日废，明日立春。立春天溜四十六日废，明日春分。
春分苍门四十六日废，明日立夏。立夏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夏至。
夏至上天四十六日废，明日立秋。立秋玄委四十六日废，日明（应作“明日”）秋分。
秋分仓果四十五日，明日立冬。立冬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冬至。参见王襄天、韩自强：《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李学勤：《〈九宫八风〉及九宫式盘》，《古文献论丛》，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38239页;张富祥：《〈管子〉书中的“幼官”和有关节气问题》，《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程少轩：《汝阴侯墓二号式盘太一九宫运行复原》，《出土文献》2020年第4期。
《灵枢经·九宫八风》为：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鲁兆麟等点校：《灵枢经》，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51页。
上述三种八节历法皆从冬至开始，《管子》中每段皆为46天，全年时长为368天;太一九宫式盘中，冬至、立春、春分、夏至和立秋五节每节各为46天，另外立夏、秋分、立冬三节每节各为45天，全年时长为365天;《灵枢经》与太一九宫式盘的区别是有六节为46天，多“立秋”一节，全年时长为366天。废日的说法含有“时空对应”的思想在内，四时历中，四时是在四方的基础上确定的，先有二分二至，与东南西北四方对应，然后又分出分至启闭八节，与四维四正对应，四方东西南北一周是360度，八节分至启闭每节应是45天，多出来的5、6天便成了“废日”。八节对废日的处理方式是分散到某五、六节，而不是像五行历那样集中放到年中或年底，二十四节气继承了八节的这种方式。
第三，节气与十二个月的搭配。三十时是纯粹的太阳历，在使用中必须照顾到与月的搭配，因为月与年、日一样，也是重要的时间单位之一，但三十时与十二个月无法调和，这势必造成使用中的不便。二十四节气虽然也是阳历，但与十二个月搭配整齐，每月大致配两个节气，居奇数者为“节气”，居偶数者为“中气”，不含中气的月份设置闰月。二十四节气与十二月结合后的历法既考虑太阳年的全年时长，又照顾到月亮的朔望周期，用设闰的方法调和阴历和阳历的矛盾，是一種完美而科学的阴阳历，时节更精确，使用更方便。
另外，三十时属五行历，随着五行历被四时历兼容，三十时也面临与四时历的融合问题，与四时十二月相融的二十四节气取代三十时便成了历法发展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总结出三十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发展脉络：三十时起于五行历，是五行历深化发展的结果，其划分时节的依据是气在一年内的消息变化，其测时方法主要有以律候气、考察星象和测量日影，纪时方法是用干支纪日。在四时历与五行历整合的战国时期，三十时受四时历影响，逐渐由五行历向四时历转变。在周秦之际的历法整合中，随着五行历被四时历兼并，三十时也被二十四节气所取代。
[责任编辑 曹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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