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在取材和写法上都不同于《呐喊》和《彷徨》。鲁迅自己认为，这是一部“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的总集。在1936年《故事新编》结集出版时，鲁迅在《序言》中回顾了《故事新编》的成书过程，谈到历史小说写法上有“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和“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这两大类型。而他自己的历史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
一、《故事新编》作品概况
《故事新编》共有8篇，写作时间从1922年起至1935年止，历时13年。其中《补天》《奔月》《铸剑》3篇写作于1922-1926年间，属于鲁迅前期的作品。《理水》《采薇》《出关》《非攻》《起死》比较集中地写于1934- 1935年，是鲁迅后期之作。
《补天》作于1922年冬天，原名《不周山》，取材于女娲开天辟地，以黄土抟人，采石补天的神话。《奔月》与《铸剑》均写作于1926年岁末，是鲁迅在经历了“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后，离京南下，在厦门和广州时写的。
《奔月》取材于民间流传的嫦娥奔月的神话，以传说中的善射的英雄羿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鲁迅对羿这个人物进行了再创造，一方面表现了他惊人的射箭本领和英雄气概，另一方面也描绘了他在功成业就之后的寂寞与潦倒。小说突出的不是羿的成功，而是他在完成了历史功绩后的落魄。小说还塑造了一个作为羿的对立面的形象：一个贪图享乐的妻子嫦娥和一个忘恩负义、“干着剪径的玩艺儿”的学生逢蒙。小说的主要情节都有古书上的根据，但在主人公身上更倾注着作者本人的经验与心情。
《铸剑》取材于古代一个动人的复仇故事。小说在描写眉尺间的复仇行为时，着力描写了黑衣人宴之敖令人颤栗的冷峻，他的全部精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就是要为一切遭受苦难的人民复仇。
鲁迅前期所写的这三篇历史小说，主要是通过对古代神话传说的重新解读，歌颂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的创造精神和复仇精神，赞扬了那些淳朴、正直、坚强的英雄人物，同时也无情地嘲笑和鞭挞了现实生活中的市侩习气和庸俗作风等等。
鲁迅本人更重视《铸剑》。这篇小说的特点是没有穿插现代化的细节，很认真，没有“油滑”的东西。鲁迅在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提到《铸剑》时说：“但要注意里面的歌”，又说“第三首歌，确是伟丽雄壮”，这支歌是根据《吴越春秋》中“勾践伐吴外传”的歌词改写的，强调了复仇的意义和性质。《铸剑》作于“三一八”惨案以后约半年多光景。“三一八”惨案的血痕，使鲁迅总结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的经验。从辛亥革命的酝酿直至它的失败，鲁迅目睹了不少革命者流出的血，从而萌生出顽强的复仇意志，这也是鲁迅思想性格的一个重要特点。
《非攻》《理水》等5篇作于1934-1935年间，距离《补天》等作品已有七八年了。这些小说在思想内容、艺术技巧等方面都和前期所作有较大的不同。鲁迅一面以杂文揭露、控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连续写了《关于中国的二三事》《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文，一面开始写作《非攻》《理水》等历史题材小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处理古代题材。
《非攻》与《理水》是歌颂性的小说。在东北三省失守，榆关失陷，华北告急之时，鲁迅选取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创作了《非攻》。历史上的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主张非攻，反对以强凌弱，提倡兼爱、急公好义，其思想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而在《非攻》中的墨子，则是一个机智、善辩、反对侵略、反抗强暴的古代思想家的形象。
小说在刻画墨子这一理想人物形象的同时，也讽刺批评了那些在“九一八”以后鼓吹“民气”的空谈家、搞卖国密约的外交家，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政治腐败、军队无能等状况。
《理水》作于1935年11月，歌颂了古代治水的英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大禹。他是和墨子不同类型的人物，墨子依靠智慧，与人斗，大禹辛苦踏实，与大自然斗。小说用官场的庸俗腐败来反衬禹的伟大。
《采薇》《出关》与《起死》，是以批判为主，用小说的形式进行深刻的文化批判。《采薇》取材于武王伐纣的历史记载，通过对周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欲隐逸而不能，终于饿死首阳山的描写，批判否定了他们逃避现实、消极避世的思想。这与鲁迅当时反对“超然”、“闲适”，执著于现实斗争的思想是一致的。此外，鲁迅还用漫画化的夸张笔法勾勒了小穷奇君和小丙君这些资产阶级文化人侈谈文艺，实则趋炎附势、毫无操守的丑态。
《出关》写的是孔老相争，老子失败后西出函谷关的故事，小说的主题是批判老子的“消极无为”的思想。小说对于孔、老都有批判，但作品以孔胜老败为结局，则是突出了对老子“无为”哲学的批判。鲁迅此文，是针对30年代社会上出现的一种崇尚空谈的危险倾向而发的。
《起死》取材于《庄子·至乐》篇中的一个寓言故事，用庄子与骷髅的消极出世和积极人世的矛盾冲突，来批判老庄哲学，情节是虚构的。作品宣告了虚无主义的破产。鲁迅在这篇作品中采用讽刺短剧的形式，抓住一系列喜剧性矛盾冲突，鞭挞了30 年代某些文人宜扬“无是非观”的欺骗性。
二、《故事新编》艺术特色
关于《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学术界向来有不同看法。
在很长时间内，有不少人曾用现实主义来看待和肯定这部作品，但也有人认为“只能说鲁迅取材于历史的小说在原则上是现实主义的，若是从细节上说，……却没有一篇足以作为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处理历史题材的完整范型”。还有学者指出，《故事新编》中有5篇是“寓言式的短篇小说”。近年来更有学者认为，“《故事新编》并非现实主义，而主要是现代主义—确切一点说是表现主义的产物”，并从《故事新编》在古代史实中引人现代内容“以古和今的强烈反差造成滑稽和'间离’的效果”、“部分作品所显示的情节内容的荒涎性”、“借古代的故事将作者的情感、心境、意趣加以外化和折射”等方面，阐述了《故事新编》的表现主义特征。
《故事新编》在写作上的鲜明特点之一是依据古籍和容纳现代。
其中大量情节和细节都有古籍所本，鲁迅并未随意涂饰或对现实进行简单的比附与影射。但博考文献只是鲁迅历史小说的基础材料，在写法上，他是只取“一点因由”加以“点染”的。这“点染”，也就是通过艺术虚构，在历史材料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改造和发展，将现代人的生活融入古人古事之中。经过这样的艺术创造，形成了《故事新编》的古今交融的艺术特点，将古人和今人有机地纳入同一形象系列，使古代情节与现代情节有机地交融一体。由于鲁迅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对现实社会深邃的洞察力，《故事新编》的古今交融被处理得天衣无缝，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不是“将古人写得更死”，而是将古人写活，这是《故事新编》又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
古书的记载，以平面的记述为主，很少有对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的深人描绘。而鲁迅的历史小说则着重于对古人性格、精神和心理状态的深入开掘与扩展，并用“画眼睛”的手法加以渲染和强调。我们从《补天》中看到女娲的气度宏伟的创造精神，在《奔月》中看到羿在创业后的寂寞感与被欺骗后的愤怒，在《铸剑》中我们被黑衣人的冷峻与刚毅所震慑，而《理水》中大禹不辞辛劳、不怕诋毁的苦干和实干精神更是跃然纸上。
运用“油滑”手段，在穿插性的喜剧人物身上，赋予现代化的细节，为借古讽今服务，这是《故事新编》的重要手段。
如何看待《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是有关该小说集的争议与讨论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鲁迅在《故事新编·自序》中说，《补天》中穿插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陷入了“油滑”的开端，还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但从《补天》开始直至13年之后的《出关》中的婢女阿金，《起死》中的汉子和巡警等等，这种“油滑”或“开一点小玩笑”的写法不仅没去掉，还越来越发展了。这些穿插性的喜剧性人物，不仅活跃于“舞台”，而且有时还满口现代生活的语言，如“OK”、“古貌林”、“来笃话啥西”等等，油腔滑调。这很像是戏剧舞台上丑角的插科打诨，有些类似鲁迅故乡浙东戏剧中的二丑艺术。
这种舞台上的人物，有时可以脱离剧情而插入有关现代生活的语言、动作，作用是对现实进行讽刺。鲁迅历来喜爱民间艺术（包括民间戏曲），这种二丑艺术是中国人民的创造，尽管其中有流俗成分，但其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效果都是好的。因而，可以把这种“油滑”看做是鲁迅吸取戏曲艺术而作的一种尝试与创造。同时，这种“油滑”作为“中国民间诙谐文化”，“赋予了作家一种观察人生世相的特殊眼光，一种对社会、历史、文化独特的认识方式，它是同作家主体内在心灵的深度、复杂性和无限丰富性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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