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念的变革

从晚清开始，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诸梁启超。

代表人物

梁启超( 1873—1929)，广东新会 (今江门市新会区)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

报刊杂志

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

思想贡献

曾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创“新文体”，提倡“新民说”，广泛介绍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他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启蒙，提出批判、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制造中国魂”。“新民”就是呼唤新人，这是对20世纪中国社会与人的现代化的呼唤。梁启超及其同时代人尤重文学的社会性、政治功利性，这样的文学观一直影响到五四及以后新文学的整体走向。

“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文学变革都与梁启超有着密切的关系。

诗界革命兴起背景

“诗界革命”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

提出“诗界革命”：“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新意境即“理想之深邃闲远”；

新语句则是指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说明他的诗界革命是革其精神而不一定革其形式，即如他所称谭嗣同那样的“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

黄遵宪

梁启超以诗评家身份标榜“诗界革命”，但其保留诗歌旧形式的革命终不彻底，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以俗白文字入诗的是黄遵宪。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曾总结说：“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小说界革命（声誉最著）兴起背景

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鉴于小说历来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构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梁启超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之力”的高度。其《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特别地看重小说的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徐念慈林纾1908年徐念慈（1875-1908，江苏常熟人）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并称“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作家“文学为人生”的主张的滥觞。徐念慈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的独立价值之间，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徐念慈曾在《小说林》发表英、美、法等国的翻译小说。林纾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中总结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戏剧改良（陈独秀）1899

据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中国学生演剧活动开展，而且很快有其他学校仿而效之。

1904

1904年，陈独秀在《论戏曲》中指出：“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世上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1904年，陈去病、柳亚子创办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冀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1907

1907年，李叔同、曾孝谷等他们首先公演《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为新剧开端。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也演出新剧《黑奴吁天录》。

1908

1908年，王钟声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麟、包天笑译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新剧，该剧摆脱了京剧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新剧被称为文明戏，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早期形态

文体革命兴起背景

文体革命、文体观念革命有着相应的语言观念改变的背景。提倡白话（“俗语”）在当时是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几乎形成了一个白话文运动。

黄遵宪

最早提出“言文合一”主张的是黄遵宪。出使欧美、日本诸国的经验告诉他，“言文合一”使各国文化普及，科技发达，社会进步；中国的言文乖离致使科技文化落后。

裘廷梁陈荣衮倡导白话文的还有裘廷梁、陈荣衮等。他们主要从维新的社会用途着眼，是为经世致用的实学打算，并非专从文学角度考虑。

梁启超

从文学出发论白话的还是梁启超，他在《小说丛话》中指岀：“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这成为后来胡适更彻底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的先导。

文学思想与理论新潮、诗歌、小说、戏剧、文体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初展，终将上升为中国文学史学观念的现代性萌动。

1904年，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东吴大学的黄人分别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同时问世，是为中国人自撰的首部《中国文学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启动了新的文学史观念，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黄人（1866-1913），苏州常熟人，原名振元，字慕庵，一作慕韩，中岁易名黄人，字摩西，别署蛮、野蛮等。1901年起受聘为东吴大学国学教习，1907年创办《小说林》。他编撰的东吴大学教材《中国文学史》全书29册，前3册为总论、略论、分论，后26册是作家评点与主要作品辑录，体现了清末民初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学术自觉，钱仲联称其“多石破天惊的议论”。黄人以真、善、美相统一的标准论文学，用进化论来阐释与叙述中国文学史的变化与发展历程，注重在世界各民族文明撞击的背景下，在近代建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文化自觉中，建构进化的中国文学史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现代性色彩。黄人为现代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起了奠基性作用。

王国维（ 1877—1927，浙江海宁人，字静安，号观堂）在其《〈红楼梦〉评论》（1904）、《人间词话》（1908）及此后的《宋元戏曲考》（1912）中，从理论上表述了具现代性的文学观念。他将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思想引入文学的精神世界，较同时代人由进化论哲学进入文学更接近文学本体。他从叔本华的“意志”（欲）说出发，作《〈红楼梦〉评论》，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要想超然于意志欲望不能满足而造成的痛苦，只有“美术”（艺术）最合适，“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红楼梦》的厌世解脱精神是“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是悲剧之最上乘者，是“悲剧中的悲剧”。《人间词话》以境界为中心概念，表达了新的诗学理论。《宋元戏曲考》专为戏曲做史，推许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是“中国最自然之文学”。王国维没有梁启超提倡文学革命的煽动力，却建构实实在在的文学本体新品质。他将文学从“文以载道”的定位上解放出来，成为本体自主的独立存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学术史影响。

将小说、戏剧以及白话文从不入文坛的末流提升到文坛正宗的地位，是梁启超与他的追随者对文学观念现代创新的最大贡献；和他同时代的一批有识之士又提倡言文合一，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此外再有黄人以进化论、持真善美标准建构中国文学史观念，王国维强调文学“超然于利害之外”，追求“文学自己之价值”，这样，一个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就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