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产生
1932年5月20日，苏联作协组织委员会主席格隆斯基在莫斯科文学小组积极分子会议上首次传达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方法，公开宣布将其作为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经典性定义是在1934年5月，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其做了完整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其实，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早的提法可以追溯到斯大林的言语思想中。斯大林在与格林斯基谈话时表明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把苏联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么您以为如何？”。此后，便有了格隆斯基的公开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方法的宣布，表示出自己对于斯大林的支持与拥护。此后，斯大林又在莫斯科小尼基塔街高尔基寓所召开座谈会，会上指出：“艺术家应该真实地描写社会，而如果他将真实地描写生活，那么他将不可能不注意到、不可能不反映生活中引导他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在座谈会上与作家们交流自己的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看法与提倡，加上之前格林斯基的公开倡导，使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巨大而广泛，获得了不可动摇的稳固地位。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传播发展
与苏联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国，看到苏联文艺界的变化自然也引起文艺界的关注。中国对此的了解，多来自于日本的转译，有不少的刊物与文章介绍、翻译苏联文艺界对这一新口号的认识和阐释。1933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传入中国，这一年2月出版的《艺术新闻》第二期，刊登了林琪从日本《普罗文学》中翻译的一篇报道《苏俄文学的新口号》，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新口号的在苏联的出现，还有两篇《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文，均是介绍性的文章。
作为左联重要人物的周扬，对苏联文学界的这一转变持有谨慎对待、认真思考的态度，他没有亦步亦趋马上做出明显倾向性的回应。如在文章《十五年的苏联文学》《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周扬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高级的艺术形态，但是对其是否符合当时文学发展阶段的状况还是保留着一种意见。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有自己的理解，他把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看成一个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进的过程，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甚至是“拉普”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都看作是现实主义的一个阶段。
1949年之后，我国开始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周扬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195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革命的艺术的新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成为我们创作方法的最高准绳。”1953年9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我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下，文艺界又出现“革命现实主义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口号，它的出现别并没有否定、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而是两者并行不悖、相互补充。在之后，由于十年内乱特殊历史背景的制约，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评介、讨论也出停滞，只有个别的关于“两结合”的些许论述。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学环境的变化，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评介、讨论又呈现出多样化的姿态，表现出不同的看法。
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不同时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阐释便是这一特性的最好阐述，况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名词从一出生就带有政治性的胎痕，故对其的认识更离不开不同环境语境下的政治成分，这是由它本身特性所决定的，也更是由时代环境所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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