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的炎黄观

炎帝与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后世炎黄并称，尊崇炎黄的观念深入人心，海内外的华人都以炎黄子孙自居，炎黄也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炎黄观念或炎黄意识是在先秦（主要是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并逐渐强化，进而形成了民族记忆。正如司马迁所考察的一样，先秦时期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现象。百家之中，儒、墨、道、法是主流。儒家所言，大多为汉代以后的整理、添加；墨家基本不谈神农、炎帝、黄帝；道家称颂黄帝有前后期的分别；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有商鞅、尸佼、申不害、韩非子，另外《管子》一书，颇多法家观念，《战国策》虽然被看作纵横家之书，但此派并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主张，法家的观点时时可见。法家的炎黄观目标明确，朴实而追求功用，尚古以贵今，为本派的变法主张寻找历史根据、理论根据，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汉代甚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法家著述多称引神农氏、少及炎帝，而神农氏是黄帝的比照对象。与汉代神农氏、炎帝合二为一不同，先秦法家多次赞颂神农氏，并把神农氏看作上古的明王，但是提到炎帝的次数不多，而且二者明确不是同一氏族、同一部族首领的称谓。如商鞅认为：“宓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商君书·更法》）“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算地》）尸佼是商鞅的门客，商鞅“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尸佼著《尸子》六万余言，今十不存一，多次称扬神农氏。如“神农氏治天下，欲雨则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神农氏夫负妻戴，以治天下。尧曰：'朕之比神农，犹旦之与昏也。’”“神农氏七十世（一作十七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尸佼所言，既有神化的一面，同时也有“人”化的一面：上古生产力低下，人心淳朴，容易管理。《管子·形势》曰：“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管仲所记古代封禅泰山的帝王共12位：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炎帝正好位于神农与黄帝之间。《世本》成书于战国，最早把炎帝神农连称，其《氏姓篇》曰：“姜姓，炎帝神农后。” 炎帝又被称为“烈山氏”“列山氏”“厉山氏”“连山氏”。（烈、列、厉、连等字皆音转异写，如周厉王的“厉”字在有关出土文献中就写作“烈”，这就不是一个恶谥。）如《国语·鲁语》：“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三国韦昭注曰：“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法家把神农氏看作古代明王，是明显早于黄帝的时代。法家讲“耕战”，重视农业生产，赞扬神农与本派的政治主张也有相合之处。法家虽然赞扬神农氏的功绩，但是神农氏只是用来和黄帝作对比的对象，并且明确说：“神农非高于黄帝。”

先秦法家通常把黄帝作为古代帝王“变法”（或曰“定法”）的开创者，为自己的变法主张寻找历史根据、理论根据。在《商君书·更法》中，秦孝公与公孙鞅（即商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讨论变法问题，甘龙的观点是：“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杜挚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两位大夫反对变法，用“圣人”“法古”作为自己理论的支柱。中国文化有尚古的传统，要想打破这种观念的束缚，最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商鞅的观点是：“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宓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用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商鞅反对法古、循礼，历史上第一个变法的就是黄帝，把伏羲、神农的“教而不诛”改为“诛而不怒”，相比伏羲神农的纯用道德感化，黄帝就是“严刑峻法”，黄帝就是上古的圣人，这个例证说服力是很强的。（按：此处的“诛而不怒”之“怒”，一般注解为“过分”，笔者认为应当是“恕”的传抄误写。）需要注意的是：《战国策》中，赵武灵王想搞“胡服骑射”，君臣之间的对话，有些几乎就是《商君书·更法》翻版照抄。其中重要之处，直接由赵武灵王说出：“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由此可见，先秦时期要谈变法，黄帝就是一面最有说服力的旗帜。同时也说明对黄帝的历史记忆慢慢强化，影响日渐扩大。如韩非子引述黄帝之言宣扬君权至上论：“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宝也；党与之具，臣之宝也。”（《韩非子·扬权》）君臣政治的核心就是斗争，君主必须用法度（度量）来处置臣子的隐瞒、欺骗与结成团伙。要重视法度，必须处置违法行为，不然，黄帝再世也管理不好国家。“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韩非子·五蠹》）管子认为黄帝靠法度治理天下，儒家推崇的仁义礼乐的基础就是律法，评判标准也是律法。“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

先秦法家本于“黄老”“黄老学派”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申不害是法家代表人物，他把“法”与“术”（道家“君人南面之术”）相结合。韩非的思想体系是“法”“术”“势”相结合。而这些观念都是黄老学派首先提出的。黄老学派在稷下学宫影响很大，压倒了其他学派。黄老学派尊崇黄帝，把古代很多生产生活的发明创造（作轮、造车、穿井、造字等等）以及礼仪制度的设立都归功于黄帝及其臣子。这样，黄帝不仅仅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帝王之始，还是人类一切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尊崇黄帝也为代替姜氏齐国的田氏政权提供历史根据、法理基础。齐威王《陈侯因齐敦》铭文曰：“高祖黄帝，迩嗣桓文。” 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姜氏是炎帝的后裔。黄帝通过武力征伐击败炎帝，进而二族合一占有天下，这个传说，是个契合度非常完美的古为今用：毕竟炎、黄成为一家了。这就为“田氏代齐”的合法性找到了历史依据、理论基础，黄帝就是值得效法的榜样，况且还有血缘关系呢。另外，黄老学派最早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又提出了“道生法”的观点。法是由“道”（天地自然）推衍产生的，用来解决人间的政治问题，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就解决了“法”本身的合法性问题。

先秦法家称颂黄帝为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韩非强调耕战，积累财富，富国强兵，统一海内，兼并天下。宣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商鞅认为上古也是争于气力的。“昔者昊英之世，以代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黄帝之世，不麛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商君书·画策》）商鞅把上古分为四段，因人口多寡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为基点，证明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此处“黄帝之世，不麛不卵”中的“黄帝”应是伏羲之类更早的圣王的误写，可能是错简的原因。先秦儒家一般称颂尧舜，强调王道、礼仪，法家为了宣传自己的理论，尊崇黄帝，作为理论的依据、思想的旗帜，而且认为君臣父子的礼仪是黄帝制定的，黄帝就是公义和天下一统的代表人物。这就为通过战争完成统一，通过律法管理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汉初以黄老治天下，从历史的角度看，法家称颂黄帝确实为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作者：王振海，系信阳师范大学炎黄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