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画的教学与创作逐渐走向体系化的发展道路，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其中吴作人、蒋兆和、卢沉、方增先等前辈艺术家的言传身教与自身创作，对水墨人物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起到了夯实基础的作用，他们“下笔就造型”、“一笔为定”、“下笔就是艺术处理”、“下笔即创造”等理念与相关实践在历史长河中闪烁着智慧。我从自身的学习经历出发来谈个人对这些理念与实践的认识，并认为，在水墨画创作中，只有沉下心来让语言内涵承载生命体验和理想，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立足于审美理想，才能让笔墨与心性在平常生活中退去繁冗，自然生发。
中国文化雄浑高远、宁静淡泊的博大境界，呈现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万千气象，中国文化的艺术境界和丰厚的语言与万物齐一，与自然共同生长。水墨人物画作为中国文化一方载体，无不内涵着深厚的人文体验。从人物造型的文化方位，到笔墨的人文传承与创造，都在自然中生发着时代的生命力量。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试着结合自身的学习经历与相关体会，对水墨画的笔墨问题作一番梳理与讨论，希望其既有回顾、阅览历史之意，也能促进我们对水墨画发展问题的思考。“下笔就造型”是吴作人在50年代提出的，在美院学习时，通过对画谱的练习，通过老师们授人以渔的耐心辅导，我渐渐明白“一笔成形”的画法和意义。“一笔成形”的画法成熟于宋代，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中讲到宋画，“凡赋形出象，发于生意，得之自然”。“一笔成形”，形含着意与理，既要善于观察客观物象，又要传达心象形态，并借助书意之笔，随意而行，随意而造，意决定笔路。宋代有《梅花喜神谱》，讲用意象方法画梅，我看到这本书时体会到“一笔成形”的含义是以理造像，以意生形，最要紧的是“意”向着“格”而生发。如梅谱中有两幅图：一幅为一枝梅伸展在画面中间，在枝中部有一个正面盛开的五瓣梅花，从造型到用线干净得若明镜一般，此题为“开镜”；另一幅也是长方形构图，一根梅枝从上斜下来，若山脊背，中间一朵梅花的花瓣形若云朵，取名“遥山抹云”，真是极简到了一种化境。老一辈先生从“一笔成形”到“一笔为定”，在时代转型中延伸和发展了中国画的思维方式与创作方法，内含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理，承载着天地人和的象外之象，其意义在今天看来，可谓创造出时代的审美高峰和笔墨语言的超然境界，其笔墨造型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审美之象，都生发着一代画家的人生理想与创造激情。可以说，老一辈先生的作品与他们内心所焕发的文化精神是一致的，这种人格力量也在他们平凡的生活里生发着。在80年代的中央美院中国画系教室里，卢沉在上课时提出了“下笔即创造”的理念，使我渐渐认识到如何使笔法既能表现对象，又包含自己对文化的理解，以及思考个性的语言如何融入到笔墨和造型中。其中还包括对传统山水花鸟画的学习，对传统文化理念的思考，对传统笔墨的分析，对传统笔法的体会，对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把握等，这些对画家来说都是一种积淀，它在具体的落笔与造型中，有助于形成有意象、有指向的笔法或墨法，将客观的形态转化为心中的形态。
那时的许多水墨人物画家，开始从对当下生活的寻求转向到对笔墨语言的探索。从70年代至80年代，周思聪和卢沉二位先生赴辽宁矿区生活，画了一批矿工写生，作品的情感与形式达致高度一致性，呈现出温柔敦厚又苍凉苦涩的造型语言，使我们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
在这一时期，画家们对笔墨与造型的研究趋向于如卢先生提出的“下笔就是艺术的处理”、“下笔即创造”。画家们在面向生活的创作画面中充满着自身对生活的思考与憧憬，他们追求不同的笔墨风格，追求不同的笔墨意趣，将笔墨与心性、与生命的状态融为一体，呈现了这一时期画家们的价值取向。对形式美的探索与积累，慢慢渗透着每一位画家的笔端，我也在其中。
那个时期在课堂画人体写生时，我想在造型与笔墨感觉上去追求古埃及壁画人物的一种意味。在一次画一位老人时，我不经意发现先画的赫石色上，在复笔中出现了一条不是勾勒的线，却又似线，觉得是一种意味，我想可以把这种线痕方式融入没骨中。接下来我在写生和创作中发挥了这种似线非线的作用，我将此线的最大特点与没骨法进行完全融入，使它不是勾勒的线，却又是线，这种表现方法解决了没骨中可以用线又与没骨相融的感觉。我在读硕士中，把融染法、连体法、围墨法融在一起，在1991年研究生毕业创作展览上画了一系列以乡村为主题的创作——《向日葵》《映山红》等。我在总结这些画法名字的时候，受到传统绘画冠名的启示，比如没骨法，线描十八法，高古游丝描，橄榄描，枣核描，铁线描等，法从哪里来？都是从生活中的形象积累来的，并与文脉相连。连体法也好，融染法也罢，还有围墨法，都是我从传承与生活经历的感受中得来。方法不是定式，但是方法的确立与自己绘画元素的组合会形成一种结构，我想，这与传统书法的意味与表达是有相通之处的。在创作中，我把三种方法融在一起，运用中国画传统审美理念与现代感的融合，形成笔墨程式的当下空间。
与大多数画家一样，我在这一时期的都市人物创作，经历着反反复复的否定和肯定。同时，这一时期的读书品画也成为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这也与绘画同样重要。读诗词画论，像是带着生活的经历在补课，读传统美学论著，越发感到心境与笔墨的距离，既远又近，读西方美学总想着在物象中去发现“有意味的形式”。笔墨需要新鲜的感知，读书也需要向生命输送感知。我近年看过欧洲许多美术馆，看了西方现代绘画很受触动。自我与怀疑，成为许多画面的形式再现，而形式与画法预示着自我存在和虚无的发问。西方各种画派林立，虽有形式不同，但都在诉说个人的主题，问题意识非常强烈，由此形成的绘画形式创造了现代的语境，对我们有着很大的启发。越看西方现代绘画，我就越想着中国笔墨——它是自然的艺术，是物我两忘的自然而然的再现；笔墨虽是载体，却承载着个人向群体融入，再回到自然的“定理”。“万物与我齐一”，这其中肯定有发问，也有问题意识，但都是在相互转化中向着自然而生生不息。这种笔墨感觉就像一方自然境界，一切物在其中充满了生机，也包含着不协调的问题意识，当自己在其中不断地经历着心灵与生活的碰撞，经历着自然与人生的相遇，我便让自省与理想融入笔墨中，融入都市人文景观中。我们既不能拿传统笔墨来套现今天的都市生活，也不能简单地再现西方的文艺理念。客观上说，不论是西方的古典绘画还是现当代绘画，其中所形成的诸多绘画风格和形式探索，还有关于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确实有着很深的影响。毋庸置疑，当代水墨人物画家不论是在现实主义创作还是在笔墨语言的传承创新中，已然呈现出多元而富有个性的探索局面。还有更年轻的一代水墨人物画家，他们的语言更趋鲜活和独立性，每人的画风从对生活的品咂，到形式的品咂，从观念转型到重新回归传统，从宏大历史至都市生活，从文人趣味到平凡普通生活等，他们虽然语言个性不同，但仍持有共同性。这种和而不同，恰恰呈现出中国文化审美的包容性——这是一个大家园，大家都在家园中耕种、培土、施肥，并呵护它、热爱它、建设它，让它茂盛成长。不论是观，是群，是怨，是忧，都会以兴的体验方式和过程让新时代的人文气象在笔墨中得到滋生与成长，这是中国文化向内走的一种价值取向，也成为今天水墨人物画向内看，让笔墨立足时代而创造出弘扬中国文化的真善之美。（节选）-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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