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纣为虐，这个耳熟能详的成语奠定了商纣王给大众的基本形象：昏君中的顶配，暴君中标杆。
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作为今人也只能从人性的角度，揣度种种的可能。
《史记》：“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这是一个武备文修，略有狂傲的形象，以这样的素质，作为号令天下的天子，甚至有一些英主圣明的味道。
当时的政治格局大概是这样：西伯侯姬昌、九侯、鄂候是三公，崇侯虎这个人物也是位高权重，《封神演义》有四方伯候，《武王伐纣平话》里面是八伯候，无论三公四伯还是八伯，商纣王一朝的权力结构并不是一个集中度很高政治结构，而是分散的。
而商纣王要做的，就是“削藩”，但历史也已证明，他是一个失败的削藩者，而且落得暴君之名。
细节如下：
其一，在顺利剪除九侯、鄂候之后，西伯侯被囚禁而没有铲除，从而留下祸根，只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个时候同时再引发西部的纷争，纣王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否充实，需要权衡，缓一步也比较好的选择，但这也为商朝灭亡埋下了祸根。
其二，同时除去三藩，可能会有一家独大的局面威胁到王权，那就是北伯侯崇侯虎，留西伯侯在一定阶段内与北伯侯互相掣肘。在收了西岐贡献美女财物后，纣王做了两件事：一是告诉西伯侯，打报告弹劾他的人是崇侯虎，“谮西伯者，崇侯虎也”；二是赐了尚方宝剑，允许西伯侯代替自己征伐诸侯，“紂乃许之，赐弓矢斧鉞，使得征伐，为西伯。”做一个合理的推演，挑动崇侯虎与姬昌之间的矛盾，鹬蚌相争，得渔翁之利。帝王术，就是搞平衡，搞控制，只不过成功都是事后总结的好运气，天时地利人和就是英主明王，否则也只能“时不利兮骓不逝，虞兮虞兮奈若何”。从《史记.殷本纪》对纣王的记载出发，这样理解更通畅一些。
三者，西伯侯在回到西岐后，太史公用了这样一句话记载：“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这里有一个“阴”字，按照孔夫子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来解读，这个“阴”至少说明目的不单纯，更合理的解释，西伯侯是有野心和计划的。
第四，商纣王建鹿台沟通天地，预卜吉凶这个是合乎礼仪的，然而西伯侯回到西岐以后，也来搞这个事情。战争和祭祀，是有象征意义的，是王权的表征，只能说明西伯侯在造势。后来姜尚协助西伯侯的儿子号令诸侯，终于逼迫纣王自焚，打下了周王朝八百年江山。
商纣王，就像一个破罐破摔的孩子，削藩失败，便纵情自己，最终把自己塑造成了史上第一昏君和暴君，可叹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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