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秉承不承认、不合作、不出仕的三不原则，在南明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弘历小朝廷消亡之后，即隐居深山，宁可忍受苦寒疲敝之生活，也不接受任何清廷和任何与清廷有来往的人的好处，而是苦研学问，开堂授业，始终以前朝遗人自居，“故国余魂长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直至暮年，虽然明知无望，但依然将恢复明朝的希望当作自己高远的目标。
“万心抛却孤心冷，镜花开落原无影。”
“莫抛掷一点孤心，苦留得秋容在。”
“久病春难待，孤心老益骄。”
“孤心拼不尽，试一问苍天。”
……
“孤心”，这一清澄、冷寂又带些许傲然的意像，在晚年王夫之的诗词中常常出现，以此代称自己的思想、意志；而在友人刘思肯为他画像留念时，王夫之挥笔留下题诗：
老觉形容渐不真，镜中身似梦中身。
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
因年老而相貌变得自己都认不清楚，对镜一望，犹如梦中一般，请你画下我头上的千茎白发吧，我只是前朝的一个未亡人。
清朝开国以来，强制推行剃发令，仿满洲习俗，男子剃光前额，梳起发辫，不剃发者杀头，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而汉人又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因而激起了极大的民族矛盾；
王夫之晚年时，已是康熙年间，清朝统治已稳，易服剃发已无特殊含意，而王夫之远避深山，始终完全保持原有发型，孤傲地坚持着自己的民族气节，最终于1692年“完发而终”于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享年74岁。
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在“天崩地解”、明清更替之际，深研学问，以朴素的唯物主义理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掀起了新思潮、新学风，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除却各自学问不说，这三位大思想家，都持有民族节气，自断仕途，其中犹以王夫之最甚。
他秉承不承认、不合作、不出仕的三不原则，在南明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弘历小朝廷消亡之后，即隐居深山，宁可忍受苦寒疲敝之生活，也不接受任何清廷和任何与清廷有来往的人的好处，而是苦研学问，开堂授业，始终以前朝遗人自居，“故国余魂长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直至暮年，虽然明知无望，但依然将恢复明朝的希望当作自己高远的目标。
这种境况，和顾炎武、黄宗羲的命运差别很大。
顾、黄二人也以明遗民自居，不出任清廷任何官职，但二人亲戚、子弟、学生中多有出仕清廷之人，且位高权重，二人也同当时诸多文人、学士乃至官僚多有往来，其学问名声已声闻朝野，当然二人也已剃发以适应清廷命令，这样二人生活自是无忧，他们的著述也流传很广。
但王夫之不仅生活困厄，更重要的是他的著作中多包含清初统治者不能容忍的内容与理念，而清初大兴文字狱，再加上王夫之不与世人交往，其子弟学生中也没有一位有势力的人，这使得王夫之的著作长时间内无法刊刻，其著作手稿只是在亲属、朋友和学生中保存，直至清后期，文化专制有所放松，开始有人搜集和刻印王夫之的著作，其精深的思想很快引起世人注目，并且对后世的政治和文化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01
生于书香，多学广识
1619年，即万历四十七年，九月的第一天，湖南衡州回雁峰下王衙坪村，王朝聘的第三儿子出生了，乳名“三三”，此即王夫之。
王家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弟，王夫之的父亲、叔父和兄长，都是勤于治学，知识丰富，更重要的是，耿介正直，淡泊名利，坚持操守，是王家的最大特点。
王朝聘学问根柢深厚，很年轻时即考中秀才，但前后七次乡试均未取中，只因他尊崇正宗理学，不肯附议时兴之学，直至54岁时取得副榜，被选送京师国子监，毕业后即可授予官职。
但王朝聘不托人情，走门路，更不理睬人家索要贿赂的暗示，结果只能回家讲学为业，以耕读之家而为荣。
王夫之的大哥王介之也是为人耿介，明朝晚期，王介之的文章享誉一时，只要稍微拜托投靠，谋一官半职很是容易，但王介之清静自守，不与追逐名利之人为伍，宁肯像父亲一样，归乡以教书为生。
王夫之从小熏陶于这样的家庭，在学问上自不必说，性情上也是耿直不屈，宁折不弯。
王夫之4岁入家族书塾学习，7岁便读完十三经，10岁由父亲教授经义，即科考的八股文，14岁即中秀才。
王夫之除学习经学科考之艺外，还对诗词、史学非常有兴趣，并做了大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王夫之在14岁中秀才后，在乡试时却三次连续落榜，乡试三年一次，王夫之已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了。
而此时大明王朝已经增上穷途末路，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声势浩大，而东北满族的后金政权也于1636年改国号为清，对明王朝虎视眈眈。大明王朝陷入内交困的地步。
王夫之既读圣贤书，又闻窗外事，对世事了如指掌，他和好友组建了“匡社”，匡，匡扶，匡救之意也。他们议论天下形势，抨击时弊，忧国忧民。
1642年，王夫之终于考中进士，并与主考官章旷等人结为好友。当年冬天，王夫之从家乡出发赴京参加会试，但李自成义军进入湖北，张献忠打入湖南，切断了王夫之前往北京的道路。
王夫之不知道的是，仅仅两年后，1644年，明末帝崇祯煤山自缢，大明王朝瓦解；王夫之此时只知道，他多年欲图通过科举实现自己辅佐皇帝改良社会的梦想烟消云散了。
02
哀伤国是，奋力抗清
明王朝覆灭，王夫之悲痛不已，避祸于莲花峰黑沙潭畔，建茅屋名之为“续梦庵”，又作《悲愤诗》一百韵（已佚），以明心迹。
崇祯自缢后，南京建立南明弘光小朝廷，但统治者醉生梦死，不以抗清复明为念，前后仅存一年即告消亡。王夫之闻听后，又作《续悲愤诗》，以表达磁悬浮明朝势力败落的哀痛，此后，但凡听得抗清势力的失败，王夫之便作悲愤诗。
此时王夫之年27岁，为躲避战乱，辗转行戏湖南耒阳，此地有杜甫的陵墓，杜甫半生颠沛流离，忧国忧民，王夫之又想到自己境况，不禁感慨万端，写成一首律诗，其中有
莫向江湖怨飘泊，人间还有水西流。
之句，表明他对时局并未完全失望，对于国势的民变不仅仅是哀伤，更要投身到抗清复明的艰难事业之中。
南明弘光小朝廷覆灭后，陆续出现了几个并峙的南明政权，但这些明朝宗室建立的政权互争正统名分，水火不容，甚至打起内战，而对清军却无能为力。
这对于希望抗击清军取得成功的王夫之来说，十分痛心，他伤感地写下了
门前鹞子掠檐过，乳雀还争越燕窠
讥讽他们在清军进逼的情况下，竟然还在自相争夺鸟窝。
1646年十月，明朝著名将领瞿士耜拥立桂王朱由榔建立永历政权，这是南明最后一个政权。
1647年，王夫之家乡衡州及湖南大部分失陷，他的二兄王参之、叔父王廷聘、父亲王朝聘相继在逃难避居的山中病逝。
此时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南方各地的抗清起义，形成了一个抗清高潮，在这种形势下，王夫之与几个好友组织发动了衡山起义。
他们将莲花峰作为活动据点，串连和集结群众，约定举火为号、共同行动，但他们力量单薄、孤立无援，起义还未正式开始便遭失败，清军在当地大搜捕，牺牲了几十人。
王夫之心有不甘，当年冬天翻山越岭、日夜兼程赶到了永历帝所在的广东肇庆，但永历朝也是一片腐败堕落的气象，王夫之并未受到重视，于是王夫之离开肇庆赴桂林，那里正是瞿士耜管辖的地区，抗战氛围较浓。
王夫之在桂林结识了方以智，方是明末的大学者，复社盟主之一，坚决抗清，在学术上他将西方传过来的近代科技知识融汇于自己的哲理思想之中，王夫之在与方以智的交往中受到了启发，开阔了视野。
王夫之到桂林不久，清军便突入广西，逼近桂林，瞿士耜壮烈牺牲。
此时抗清主力是原张献叫部将、永历政权的将军李定国，李久闻王夫之名声，力邀他加入军中，王夫之心情矛盾，一方面他希望投身到抗清之中，另一方面又看到弘历朝廷的自甘坠落，他最后决计以明朝遗民身份而归隐，并作《章灵赋》：
欲留则不得干净之土以藏峰，欲住则不忍就窃柄之魁以受命，进退萦回，谁为吾所当崇事者哉！
最后他决定于“人之己穷“之际，寄托于”神或通之“的理想，行于”己所当行” 之事。
这“己所当行”之事，就是通过著述来实现维护并光大华夏民族文化。
1661年冬，弘历朝在云南昆明灭亡，王夫之又写《悲愤诗》，并以一己之力著《永历实录》一书，使得南明这一段历史得以保留。
03
隐居山林，志节不移
王夫之先是流亡湘南，为避清军的追捕，曾着瑶服扮作瑶人，辗转流离于荒山野岭。
即便在流离生活中，王夫之也随时随地招收学生，讲授课业。身处这改革换代、山崩地裂一样的社会大变动，王夫之和许多有志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历史等朝进行了反思，王夫之这期间笔耕不缀，写成《周易外传》和《老子衍》两部哲学著作，奠定了他的哲学思想。
1657年初夏，王夫之回到了莲花峰，在这期间他奋笔著史，不惧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写就《永历实录》共二十六卷。
多年的奔波劳累，王夫之四十七八岁时便鬓发渐白。王夫之的政治态度以及他孜孜不倦地从事于学术研究，都引起清统治者下层爪牙们的猜疑。
1667年，有人要兴文字狱以谋害王夫之兄弟，幸得朋友刘象贤的营救，才排除危难，没有造成大祸。
1669年，王夫之已经51岁。冬季，建了一栋座北朝南的新居，以避风築，取名为“观生居”。从此，他夏天住在“败叶庐”，冬天搬入“观生居”，几年来习以为常。观生居的建成，不仅满足了王夫之冬季避寒的生活需要，也反映出他虽已年逾半百，却仍保持着旺盛的人生观念。
在《观生居铭》这篇短文中，王夫之写道，
“念我此生，靡后靡先，亭亭斯日，鼎鼎百年。不言之气、不战之争，欲垂以观维自观旃”
表达了他的要以个人之力考察整个社会历史和人生世道的宏大志愿，这就是“观生”的内在涵义。这一年，已出家当和尚的好友方以智屡次来信劝王夫之出家，王夫之都婉言推辞。
1672年春，王夫之好友郭都贤死于文字狱。郭都贤是一个有骨气、重气节的文人学者，博学多才，既善于写诗作文，又精通书法绘画，名声很大。曾削发为僧，云游各地，因诗中有清统治者忌讳的词句，被追捕而死于南京承天寺。
就是当了和尚的方以智，也于上年被仇人告发有反清行为，被清朝政府行文传讯，在去往广东受审的途中病重去世。
王夫之一则社会活动很少不引人注目，二则没有人挟仇告发，始终未落入清统治者的文网，实属莫大的幸运。
1675年深秋，王夫之忽起搬家念头，于是迁往离观生居二里左右的石船山下，修筑了新的草屋作为居所，取名为湘西草堂。
石船山山岭上有大石形状像船，山上光禿棵露、草木稀少，山下土地贫瘠。周围村庄民俗愚钝、闭塞落后，用王夫之的话形容就是“旷百世而不知琴书之号”。王夫之故意选取这样一个地方居住，是要造成避开世事、甘于寂寞的假象，以避免或减少清统治者及其爪牙们对他的猜疑。
石船山成了王夫之的家乡，直至逝世再未搬迁。因此，学者们就称王夫之为“船山先生”。至今，“王船山”的称谓与他“王夫之”的本名同样流行于世。
吴三桂举兵叛清之时，湖南成为清军与叛军争夺的重要战场，王夫之这样的明朝遗民被严密地监视。
王夫之居室的窗纸常常被暗探用刀戳破，以便向里窥看。为防寒风，只得重新糊好，但夜间往往又被戳破。对此王夫之十分愤慨，写了一篇《勘破窗纸者爱书》的短文，揭露和勾画暗探们的丑态，以嘻笑怒骂的方式遣责了这种卑劣的行径。
后来，清朝地方官得知，吴三桂曾派人请王夫之执笔写劝吴三桂当皇帝的“劝进表”，被王夫之严辞拒绝，并随后逃入荒山中躲避，才认定王夫之虽为明朝遗民，不在清朝做官，但也与叛清的吴三桂毫无联系，于是逐渐解除了对王夫之的侦缉监视。
清衡州知府也派人给王夫之送去布帛和粮米，并请与王夫之相见。王夫之以年迈多病为理由，推辞不见，接受粮米，退还布帛。自此，他与清朝当局的紧张关系逐消除。
04
六经责我开生面
1669年，隐居的王夫之新建一屋名“观生居”，并题写对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表达了王夫之创建新的理论体系的宏伟志愿，要打开思想理论的新局面。
王夫之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荒山僻野过着隐居生活，而隐居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上的研究与探讨。
王夫之从事的学术研究，与一般学者的读书治学大有不同，而带有系统性理论思维的特色，无论是在哲学、历史，还是其他学问上，思想的深度、广度都达到了罕见的程度。进行这样艰深的研究，第一不是为了扬名于世，因为他的著作当时并未刻印流传，而且有些触及清政府禁忌，还要保密；第二不能获利，他的这些著作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拿出去卖钱。那为什么王夫之会有这样惊人的治学力?这是因为他在学术理论建设方面，具有无比强烈的责任感。
明朝灭亡之后，许多有识之士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反对空谈义理、空谈心性，这在扭转学风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建立起自中国有史以来最成体系的唯物主义学说，这个重担，是由王夫之完成的。
在王夫之的心目中，他所做的学术探讨和理论研究，是在申明“六经”的正理和本义，因此，“六经责我开生面”是他整个理论建设事业的宣言书。功名不显、身世坎坷的王夫之对自己为社会、为历史作出贡献的能力充满了自信。他虽然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学术成果也不能立即公开于世，但确信
“苍天使我生中夏，玉函石中金在治”，
认为自己生在中国，要承担起重大历史责任，像白玉包在石中、黄金正在治炼那样总有一天会显现于世，大放异彩。这种豪迈的气概、坚定的信念是王夫之在任何艰苦条件下持学术研究的精神动力。
王夫之处于朝代交替、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实践经验十分丰富。他又自小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功底，而更重要的是他自隐居之后，绝大部分精力皆用于学术研究孜孜不倦四十年，称得起是古代学者中潜心学术的一名典范。
四十年隐居生活期间，王夫之的重要著作有《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张子正蒙注》《宋论》等，这些还只是王夫之著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他如论述政治、经济改革问题的《噩梦》、分析佛教法相宗思想体系的《相宗络索》、论政治道徳修养问题的《俟解》以及对历代诗歌的评选等等，都是享誉后世的名著。
王夫之的著作，只要有其中的几部，就足以在中国思想史占据重要的地位。而王夫之现存的著述就有一百多种，四百多卷，八百多万字，在中国思想文化上可谓是重镇！
王夫之这些思想深刻、数量宏富的著述，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
他隐居于深山僻野之后，虽然不再颠沛流离，但生活十分贫苦，往往以野菜、廞根作为食物。著书立说，无钱购买纸墨，则需要朋友、学生赠送，有时就将自己的著述赠送给朋友、学生，以报答他们供应纸墨的情义。晚年王夫之体弱多病，倍受煎熬，也没有放弃读书写作。“灯光半掩堆书卷，砚滴欲枯注药瓶”。
康熙后期，随着专制主义的控制放松，便有人开始搜集和刻印王夫之的著作，从而使王夫之的著作广泛流行，其精深的思想引起世人注目，并且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清朝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势力步步地打入中国，中国社会渐渐沦为半殖民地，新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而资产阶级作为新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已产生和发展，在他们掀起的政治改良运动中，应用了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作为理论武器，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推翻清朝统治，更着力宣传王夫之反对清朝政权的民族观念因此，王夫之的思想和著作对中国进步的政治活动起了推动的作用。
王夫之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批判性，矛头指向封建的蒙昧主义，力图打破两千年来骗人说教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启人心智，教人分析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因此被认为有着早期启蒙主义思想的性质，这是王夫之对中国的一大贡献。
近代中国的进步力量往往借用王夫之的理论推动政治运动的开展，就是因为他的思想蕴含着一股催人进取的力量。王夫之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各方面都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探讨。
1672年，王夫之“完发而终”于石船山下湘西草堂。
他的墓碑题词为他自己所写——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刘越石是晋朝的将领刘現(字越石)，一生为晋朝镇守北方地区，抵抗外族政权的侵扰，后来牺牲。张横渠是宋朝学者张载，人称横渠先生，是王夫之佩服的哲学家。
墓碑题词的大意是，怀抱刘琨那样正直激愤的心情想为国出力，但没有那种时机；希望达到张载那样的学术水平，而能力不够，有幸归于这个土丘(坟墓)，原本是含着忧愁结束终生的。
这表明王夫之至死有两件心事，一是驱除外族统治，二是学术上作出创树。
王夫之谦虚地说自己达不到张载的水平，但他的学术成就绝不在张载之下，他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耀眼的那颗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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