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后人遥想史可法，大多于“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的故事中慨叹这位埋葬于梅花岭下的民族英雄。
然而，史可法的一生究竟该如何定论，我们还需抛开梅花岭下的传奇，回到扬州十日前的历史中去。
随着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上的自缢，大明王朝也如行至黄昏的夕阳，在无人注意的地平线处，隐没了最后一抹余晖，风雨飘摇的又一轮乱世中，南明王朝登上历史的舞台。
史可法时任南京兵部尚书，在强敌环伺的政治态势下手握南明朝廷的半数有生军事力量，不仅是当时南明政局的中流砥柱，也是后世南明史书写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在国破之时于扬州城内的坚守为覆灭的政权添上了最后的板荡忠诚。后人遥想他，大多于“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的故事中慨叹这位埋葬于梅花岭下的民族英雄。然而，史可法的一生究竟该如何定论，我们还需抛开梅花岭下的传奇，回到扬州十日前的历史中去。
崇祯十七年正月，北京陷落，李自成称帝，国号大顺。
都城陷落的消息传来，南京的大臣们有如五雷轰顶一般，一团乱麻中的当务之急则是定立新君。
在诸位王亲中，可堪大任的有四位，分别是崇祯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孙子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神宗兄弟的儿子潞王朱常淓。
四人中，按封建伦序观念，三亲藩中福王居长，按地缘远近来讲，桂、惠二王在广西，距南京较远，福王却近在淮安。
显然，朱由崧在伦序和地理上占了明显的有利地位。
然而，江南士绅中的一部分东林党人却从狭隘私利出发，支持桂王登基，强烈反对由福藩继统，原因则是万历年间围绕“争国本”的一系列事端，东林党人担心朱由崧一旦上位，便会重新为老福王翻案，那他们多年来在朝局上的一番经营便会付之东流。
福桂两派争得难分高下，皇位迟迟悬而不决，此时本应由握有实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快刀斩乱麻，然而他也陷入了两难境地，论理他心中自然明了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但论利，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同样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
左右为难之下，他决定前往凤阳同总督马士英商议，二人最终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作为两边都不得罪的折中方案选定桂王承继大统。
然而形势却在此时急转直下，守备凤阳的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马士英哪还顾得上与史可法的约定，当机立断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致书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
对一切毫不知情的史可法此时正在写信给马士英陈列福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的七条罪状。等他知晓时，福王即位已成定局，史可法除了老老实实迎福王回南京以外，别无他法，更要命的是，他还白白的赠予了一个马士英把柄。
国家换了主人，随之而来的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
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应是当仁不让的首席大学士，但老于世故的马士英在定策之争上如此积极，瞄准的自然是更高的权位，又岂会甘居史可法之下。
那封条陈福王“七不当立”的书信首当其冲成为马士英攻讦史可法的罪证，史可法深知自己不可能再得到朱由崧的信任，两相默契下，他只得“自请督师淮扬”。五月十二日朱由崧批准史可法出任督师。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为皇帝，第二天，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史可法被迫退出权利中心。
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所必要的是对局势精准的判断力和当机立断的决断力，但史可法身为帝国翻身的关键人物由于在定策这盘大旗上失去先机，导致一步错步步错，最终被排挤出南京，这正应了那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在面对清军这一事实上，史可法与马士英常作为忠奸两个极端的代表形象而出现，然而在南明朝廷“联虏平寇”的策略上，他们的差别远比想象中小。
史可法在一封奏疏中写道：“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言语之间，对清军抱有极大幻想，自以为可坐山观虎斗，借“胡虏”之手先剿灭大顺军，然后徐徐图之，其实则是缺乏远见卓识，怯懦避战。这在随后的一件事上被暴露无遗。
山海关战役之后，满清贵族内部逐渐达成以清代明的共识，七月，多尔衮将一封信送去给史可法，信中尽是恐吓之词，文末更直接以“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绶福禄”的口吻命令弘光朝廷削藩投降，面对如此来者不善的挑衅和取而代之的态度，史可法仍想表达连兵西讨的愿望，更言语间唯恐触怒清廷，立即修书示好：“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时间不可避免的来到了这一天，大败大顺军、占领陕西的多尔衮不遗余力的挥师南下：多铎部由陕西出潼关，经洛阳东进至商丘，然后向南直趋泗州、扬州，进攻南京；西路由英亲王阿济格部尾随李自成部大顺军由陕西商洛、河南邓州，入湖北襄阳、荆州、武昌，直到江西九江一带；东路清军由原驻山东的固山额真准塔率领，南下徐州，沿运河水陆并进， 收取宿迁、淮安、兴化、通州，三路军队齐头并进，可谓来势汹汹。
四月十三日便已进入安徽泗县境内，只需乘夜过了淮河便能直捣扬州。
而在清军南下的这几个月里，史可法在军事上的表现可用“方寸大乱”四个字来形容。
据当时的邸报记载，清军攻打南京时，史可法一天之内连连向军队发了三份指令，上午令“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中午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改为“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然屋漏偏逢连夜雨，四月十一日，当史可法终于打算调兵援助盱眙时，收到消息，盱眙已然投降，至此，史可法对手中的主力部队几乎失去控制队，一夜之间，他只得冒雨回撤扬州。
四月十八日，扬州城外，清军兵临城下，史可法四处求援，然无一援军，弘光朝得力的将军刘良佐、李本深等早已不战而降，这一刻，扬州的命运已然注定。
四月二十四日，多铎攻取扬州，战前意欲招降史可法，遭到严词拒绝，甘肃镇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道高歧凤本打算劫持了史可法逼扬州投降，史可法仍然抵死不从，二人设法无果，自行出城投降而去，史可法并无阻拦。
驻守扬州的总兵刘肇基和何刚以微弱兵力相抗衡，幸得城墙高峻，得以勉力支撑，总兵刘肇基建议趁清军主力未到，可出城一战，史可法言：“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是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不肖片刻，清军长驱直入，败局已定。
二十五日清晨，扬州陷落，刘肇基战死，扬州知府任民育、何刚等壮烈牺牲，史可法被俘后遇难。
扬州被占领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据《扬州十日记》记载，从二十五日到五月初一，扬州城内杀声遍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睹。
可叹扬州本是淮左名都，竹西佳处，如今也戍角悲鸣，血流遍野，逃不过废池萧木。
站在历史的视野，扬州屠城本不是史可法拒不投降的过错，然而在应对清军南下的一整套军事行动上，史可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战略部署上毫无远见，在调兵遣将上方寸大乱，在组织指挥上一盘散沙，只在最后的守城关头上，保住了身为大明臣子的最后一份气节。纵观史可法的一生，正真在历史中崭露头角是南明开国的这几年，然而他却并未于安邦定国做出重大的贡献，正如研究明史的前辈所总结的，他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
固然，不屈不降是具有民族气节且难能可贵的。但是，有没有民族气节只是判断一个人在民族的正义斗争中是不是民族罪人的重要标志，而不能成为衡量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重要尺度。
正如英雄的称号，只能属于那些在斗争中创就不朽业绩的人一样，民族英雄的荣誉，也当属于那些在民族正义斗争中建树了不朽业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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