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汤很清楚自己的一切都是汉武帝给的，如今位列三公，“无以塞责”，不去推卸责任，要效忠皇帝，把所有的恶名都扛下来。
这封信，恐怕才是汉武帝最终要替张汤翻案的缘起，因为皇帝和酷吏在这一刻最终达成一致。
（张汤像）
元狩六年（前117），汉政府由于连年征伐匈奴，陷入财政危机，汉武帝刘彻脑洞大开，突发奇想要造白鹿皮币。
古人以白鹿为祥瑞。汉武帝为白鹿皮币定的价格，每张四十万钱，在亲王贵族到长安朝觐皇帝时，都必须购买。
说到底，汉武帝这个阶段发布了很多政策，都是向地方和民间榨取财富充实国库，皮币就是其中之一。
刘彻先征求了大司农（九卿之一，分管农业经济）颜异的意见，《史记·平准书》中记录了颜异不客气的回答：“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
意思很清楚，诸侯王朝见天子用的苍璧，价值不过数千钱，而作为包装垫衬的鹿皮你要人家花四十万钱买。这种本末倒置的赔本生意，不等于敲诈勒索吗？
颜异这个实诚人，惹得汉武帝很不高兴。
皇帝心里不痛快，很快就有人给颜异“找碴儿”，说他怀有异心。
汉武帝就派张汤来审理此案，但张汤本来就和颜异有旧怨。
张汤果然不负汉武帝“重望”，很快揪出了置颜异于死地的问题。《史记·平准书》中，张汤如此向汉武帝汇报：“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
就是说，颜异与门客谈到缗钱（新税目）等法令，门客抨击这些法令扰民，制定得太不靠谱时，颜异什么都没说，但嘴唇动了一下。
张汤认为这个行为该当何罪呢？“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意思是，颜异身为九卿，见法令有不妥之处，不向朝廷进言，却在心中诽谤非难，其罪当死。
就这样，颜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死于“腹诽”罪名的人。
作为一个现代人，你理所当然会认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荒唐，但如果回到汉武帝时代，从张汤来说，他如此审理判决是有理论依据的。
汉武帝推崇儒家思想，解决疑难问题所遵循的均是春秋经义，这就是所谓“春秋决狱”。这种审理的方法论就是“原心定罪”。
如果你的动机是邪恶的，哪怕没有实际操作，或造成的损失不大，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像颜异这种，知道法令不好但不上奏皇帝，还不能说明他不尽职、不忠心吗？
吊诡的是，张汤当了七年的御史大夫，被人诬告自杀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罪状，是他与商人串通囤积物资，利用国家的政策大发横财。
你可以说他执法酷烈，可以说他诬害同僚，可以说他阿谀逢上，可以说他僭越其位……
总之他有一百条罪名可诛杀伏法，独独贪污渎墨这条，当真是冤杀廉吏张汤了！
可是，张汤偏偏像颜异一样没有机会自辩，哪怕汉武帝曾派九批使者去审问他，不管招供与否，还是甘心与否，最终只能是自杀伏法。
不过在张汤死后，张汤的老母亲倒是很有骨气，她说张汤是被冤枉死的，不能厚丧，用牛车拉出去就埋了，因为出殡实在太寒酸，“不小心”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再一调查，发现他家里的财产加起来不超过五百金，这和所谓的“大发横财”对不上了。这会儿汉武帝似乎突然醒悟，穷究此案后发现张汤是被诬告的。
在这里，我们先不讨论汉武帝的醒悟为何一定要等到张汤死后，仅按常理判断：拿人拿赃，判处一个贪污犯，总得先抄家统计下赃款吧？问题是按照张汤研发出来的“春秋决狱”“原心定罪”，只要有动机就可以定罪了，而这个动机由谁来判定？自然是皇帝。
所以，仅凭这点来说，张汤被杀也不算冤，他不过是死在自己制定的规则之下。
当然，这只是张汤之死的表层原因。
其实，张汤自杀前已清醒认识到自己一定会被冤杀，他给汉武帝信中如此表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史记·酷吏列传》）
仅从字面表达，张汤一口咬定谋害他的元凶是“三长史”，但当真如此吗？实际上谋害他的罪魁祸首又是谁呢？
《史记·酷吏列传》中，张汤是一个从小就颇具法律天赋的天才儿童形象。
张汤的父亲是长安县丞，所以说他出身刀笔吏世家。小时候，父亲出门，张汤负责看家。由于老鼠偷吃了家里的肉，他被恼火的父亲一顿痛打。谁知张汤被打后不哭不闹，咬牙切齿地挖开老鼠洞，逮住那只偷肉的老鼠，还找出了吃剩的肉作为证据。他像一个富有经验的刀笔吏一样，煞有其事地开庭审问，严格遵照审判程序，宣判并将老鼠分尸处死。父亲看到这个情景特别惊讶，觉得儿子天生是吃这碗饭的，于是开始让他学习法律文书。父亲死后，张汤也就父死子继地当上了长安吏，并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按说，在当时的制度下，这样的小官吏家出身，纵是工作再出色，升迁也非常困难。但是张汤在人际交往方面展现出非常高的情商，这一点也直接让他从一个小小的长安县吏一路飞升，最终位列三公。
命运的转机稍纵即逝。
在长安吏任上，张汤认识了身陷狱中的田胜，田胜是田蚡的弟弟，两人是皇后的胞弟，也就是说，他们是汉武帝的舅舅。
张汤敏感地嗅到了机会，毫不犹豫地为尚在狱中的田胜奔走。倘若不是田胜身陷囹圄，平日张汤就算对田胜示好，也未必会有收获。但此时的政治投资回报率超高，田胜在出狱封侯后，就引荐张汤结识了大批达官贵人，从此张汤仕途通畅。
张汤被提拔后的第一个上司便是中尉宁成，这可是个有名的酷吏，全长安的皇族豪强提起他都惴惴不安。
宁成对待属下更是苛刻无比，公务稍有延迟必然严惩。但张汤在其属下任职期间，却被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能让眼高过顶的宁成如此看重，是让人极其惊讶的。宁成认为张汤治事有才华，还极力向上推荐，让张汤调升为茂陵尉，主持汉武帝陵墓的修建。
武安侯田蚡当了丞相以后，又征召张汤做丞相长史，并反复向汉武帝推荐。可见张汤长期维护用心经营和田家的关系，并因此渐渐接近权力中枢。
此外，从与同僚赵禹的交往也能看出张汤的交际手段。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是将张汤和赵禹两人对比着写的。赵禹为人廉洁傲慢，做官以来，家中没有食客。三公九卿前来拜访，一律不答谢回访，只求自己清净，一心一意工作。张汤则是为人多诈，善用智谋控制别人。他当小官时，喜欢与长安三教九流厮混，做了九卿后，则结交天下名士，内心虽然不屑，但表面却装出很仰慕他们的样子。
在这里，司马迁显然是褒禹贬汤，但反讽的是，他又提及了两人的关系：“两人交驩，而兄事禹”。意思是说，这两人关系非常好，张汤待赵禹像自己的兄长一样。也就是说，几乎没有朋友的赵禹，居然和性格大相径庭的张汤关系融洽，足见张汤与人交往确有其独到之处。
张汤不仅受到田蚡的赏识、宁成的夸赞和赵禹的尊重，很长一段时间在其他人口中也声誉颇佳。
据《史记·酷吏列传》中记载，张汤做了廷尉之后，喜好结交天下宾客，关心宾客细致到他们的饮食，对待故人子弟和贫困的本族兄弟，也照顾得很是周到。对待比自己地位高的三公，每日问候，得到文武百官的一致赞扬，曾任丞相的公孙弘就多次称赞过张汤。
可以说，一般的历史爱好者只知道张汤是一个酷吏，但绝对没有想到，他曾经在官场中如鱼得水，在宾客、同僚、前辈中左右逢源。
只不过猛然间，众人发现，这个八面玲珑、堪称交际奇才的张汤，还有一张“幼时审鼠”的黑脸模样，那么究竟哪一面才是他的本来面目呢？
张汤作为汉武帝一朝中最有名的酷吏，一生判案无数，但是被史书详细提及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陈皇后巫蛊案，另一个是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案。在处理这两个大案时，张汤充分展现出其冷酷的一面。
关于陈皇后一案，《史记·酷吏列传》的记载是张汤判案时“深竟党与”，深挖陈阿娇的党羽，要知道这些人都是皇亲贵戚，但张汤并不因为这些人身份高贵而手软，《汉书·外戚传》则明确了“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一口气杀掉了三百多人，干脆利落地把这桩大案搞定。
这让张汤大获汉武帝的赏识，很快被提拔为太中大夫，位列三公。
关于三王谋反案，杀的人就更多了。《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此次案件“坐死者数万人”。而《史记·酷吏列传》则记载了在审理此案时，张汤对汉武帝的一次顶撞：“严助及伍被，上欲释之。汤争曰：'……弗诛，后不可治。’”
可以说，张汤在处理三王谋反案时，恨不得将所有犯法之人一概铲除。连汉武帝想保下的严助和伍被，也被他驳回后处死。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其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多此类”。意思是张汤处理案件，大多是置罪臣于死地，为此不惜和皇帝争辩。但越是如此，张汤越受汉武帝的宠信。
说到底，张汤还是“情商高”。在这两件大案中，他绝对是揣度到汉武帝要重办、严办的心思，又怕自己背上“滥杀”的名声。此时一把和天子据理力争也要大开杀戒的“快刀”横空出世，对汉武帝来说，实在是喜出望外！
很快，汉武帝就发现这把“快刀”不光能判案杀人，更能割肉榨血。
汉武帝时期，连年发兵讨伐匈奴消耗巨大，《盐铁论·轻重》上就有此言：“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山东又遇到自然灾害，贫苦百姓流离失所，只能靠政府救济……几件事叠加到一起直接导致国库空虚，张汤受命来解决这种困顿局面。
《史记·酷吏列传》记载：“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
张汤主要靠三项措施来帮朝廷敛财解决经济危机。首先，张汤请旨铸造了白金、五铢钱和皮币；其次，归盐铁大权于中央；最后，在汉武帝授意下，张汤颁布了“告缗令”。
前两个不用多解释，收回重点物资的经营权和发行新的货币，肯定能缓解财政困难。而所谓的“告缗令”，其实就是互相检举揭发，名义上是防止商人们逃税漏税，但该法令规定，对待隐匿不报或者少报的商人，一经告发查实，全家贬为奴隶，一半财产充公，另一半财产奖励告发者。
此令一出，很多人想方设法告发商贾，把这当成发家致富的捷径，民间互相攻讦诬告，富商大贾和地方豪强都遭受了沉重打击。
当然，张汤制定的三项政策法令所产生的后果应该一分为二来看，不能完全肯定或者完全否定，有些政策也的确被后世所沿袭。
但是当时法令一出，民间和地方，必然是骚动不安、反弹极大。于是张汤又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文，他在法律条文的制定上有极高的天赋，善于制定各种细小严苛的法律条文，编织出十分严密的法网。正因如此，三项政策法规严令执行后，一时间监狱人满为患，犯法被诛杀者，足有数十万人。
正是这一轮雷厉风行的施政，让张汤彻底成为汉武帝面前的第一“红人”。
每次上朝奏事，只要是张汤谈论国家的财务状况和改革措施，能从早晨一直谈到傍晚，汉武帝听得入神甚至忘记了吃饭。张汤生病了，汉武帝亲自登门探望，可见他在皇帝心中的重要性，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用一句惊人的话来形容：“天下事皆决于汤。”
天下的事都取决于张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丞相空有相位却无事可做，从三公九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所有人都将指责张汤的乱政和严苛。
曾经游走在权贵之间，处世八面玲珑的张汤，把自己彻底变成了一把让众人恐惧和憎恶的“快刀”，这把快刀可以砍向任何人，却只能得到一个人的欣赏和称赞，他正是手握这把刀的人——汉武帝。任何一个人，胆敢把命运紧紧系在皇帝一个人的身上，那他距离悲剧也就不远了。
张汤是一个非典型酷吏。
张汤之所以能成为汉朝数一数二的酷吏，多半归功于司马迁写的《史记·酷吏列传》，在他所列十名酷吏中把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给了张汤。而且从行文之中可以很明显看出司马迁非常不喜欢张汤这个人，尤其是张汤善于揣度天子心意，来调整判案方式：“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意思是，如果皇上想要加罪的，他就交给执法严酷的监史去办理；皇上想宽恕的，他就交给执法轻而公平的监史去办理。
司马迁对这种事深恶痛绝，恐怕和个人遭遇有关。
司马迁因受李陵案牵连，身受宫刑，乃终身刻骨铭心之痛，他认为自己是冤屈的，这使他对逢迎上意的法吏有强烈的反感。毫无疑问，以司马迁的遭遇，他有资格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
但从后世的理解来看，所谓酷吏，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指极尽苛刻的刑罚手段。
以此衡量，张汤这个酷吏恐怕还不合格。至少在《史记·酷吏列传》中我们能找到张汤最为残酷的手段只是用在了那只老鼠身上，“磔”于堂下，把老鼠大卸八块，其他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述。所以，班固在《汉书》中也没有觉得他是酷吏，而是单独给他写了传记。
事实上，张汤被指摘的酷吏行径主要表现在用法深刻上，张汤往往严格按照律法行事，造成株连广泛、诛杀者众的后果。
回到那句“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后世常常据此讽刺张汤为人狡诈，深谙谄媚逢迎之道。但倘若仔细读《史记·酷吏列传》，紧接着这句话之后，司马迁又补了一句：“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如果说前一句，张汤是以汉武帝的意志为准绳，那后者便是以他自己的好恶来判案了：如果处理的是豪强，他定要玩弄法律条文，巧妙罗织罪名；如果是平民百姓和弱小的人，他就常常只是口头向皇上禀明，表示按律应当判刑，还请皇上明察裁定。一般这样，汉武帝往往就宽释了。
这也许是司马迁伟大的地方，他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即使对深恶痛绝的人亦是如此。在他的记述中，这个酷吏很反常，他似乎是站在平民一边的，断案风格以“曲折豪强”著称，越是权贵豪强，越是狠办；越是穷苦百姓，处理则越宽大。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此前他曾和权贵们打得火热。
或许，张汤是一个非典型的酷吏，但是他最终的命运却和绝大多数酷吏的命运一样。酷吏是中国古代官场的特殊群体，在秩序井然的官场上，他们是一群善于用特殊手段投机的人。特别是在皇权遭遇麻烦和质疑时，总有酷吏站出来清除障碍，等到他们把障碍扫清了以后，他们自己便会变成障碍，此时要么是新的酷吏取而代之，要么是皇权直接出手将其剪除。
那么，张汤的“事败”，遭遇的是哪种结果呢？
秘密隐藏在张汤的绝笔信里。
表面上看，张汤的死是一连串的意外造成的。
“倒汤运动”首先从张汤的身边人开始。
张汤的副手御史中丞李文，一直和他有隙，其收集各种材料意图扳倒张汤。这件事被张汤的心腹手下鲁谒居得知后，就让人炮制李文的“黑材料”密告皇上，汉武帝交给张汤去查，张汤自然不会放过李文，就处死了他。
事实上，鲁谒居的小动作，张汤是知道的，但汉武帝问他是谁告发了李文，张汤就撒了个谎，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后来鲁谒居病了，张汤去探望他，替鲁谒居按摩脚。没想到，他俩早就被人盯上了，赵王刘彭祖将这件事报告给汉武帝：“张汤身为三公重臣，竟然给一个小科员按摩脚，这里边绝对有内情，我怀疑他俩肯定一起做了坏事。”
在这里发生了第一个意外，鲁谒居很快病死了。如果鲁谒居不死，此事必然不会连累到张汤身上；但他一死，只能查他的弟弟，就把他弟弟给拘禁了起来。恰好张汤审理别的囚犯，见到鲁谒居的弟弟假装不认识（其实他想暗中帮助），鲁谒居的弟弟误以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就把他哥哥和张汤联手干掉李文的事情全都抖搂了出来，这是第二个意外。
此时接替李文当御史中丞的人名叫减宣，汉武帝让他处理这个案子，减宣大概吸取了李文的教训，案情早就查得水落石出，证据也充足，但他就是不上报，显然他在等一举扳倒张汤的最好时机。
时机果然来了。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丞相庄青翟上朝前，同张汤约定一起谢罪。可是到了汉武帝面前，张汤临时变卦，暗想：只有丞相必须按四季巡视陵园，丞相该谢罪，与我有什么关系？忽悠了对方以后，张汤还想借此机会打压庄青翟。一个盗墓贼，引发了丞相与御史大夫的最后摊牌。这是第三个意外。
丞相府的三位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本就与张汤结有深怨，于是三人给庄青翟出主意先发制人，他们迅速逮捕了商人田信等，诬告张汤总是将朝廷即将颁布的政策法规提前透露给商人们，然后商人们囤积物资，大发横财并同张汤分赃。
三长史联名上告以后，减宣乘机将他的调查结果和盘托出。这样一来，汉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贯欺君。于是诸侯、部属、同僚上下内外全方位攻击张汤，其实要张汤倒台的何止这些人。
前文已经说过，张汤制定三项经济政策法规，与诸侯、地方争利，严重损害了豪强富贾的利益，否则刘彭祖这个藩王也不会吃饱了撑的要监视他。全国被搞得通货膨胀，可以说张汤已是万夫所指。
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就必须扔掉这把特别合手的“快刀”。
本文一开始就提出，汉武帝既然有派九批使者逼迫张汤认罪的时间，为什么不去抄家寻找人证、物证，而是等张汤死后再幡然醒悟？
说到底，张汤必须得死，他不是被冤杀，而是命该如此。
事实上，张汤在自杀前已经完全醒悟了。
汉武帝第九次派出的审问使者，是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
赵禹对张汤当头痛斥：“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
意思是，今天你觉得冤枉了，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告你的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把你关着没宣判，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
注意，赵禹说得很清楚，汉武帝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派九批使者让张汤认罪，就是希望他自杀。显然，这并不是一种优待，汉武帝既要让他死但也不愿意背上杀宠臣的名声，让天下人耻笑。
此时，张汤已经认命，他在自己的绝笔书上说得很清楚：“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
所谓三长史的构陷，只不过是给天下人看的一个幌子。真正关键的是前面一句，张汤很清楚自己的一切都是汉武帝给的，如今位列三公，“无以塞责”，不去推卸责任，要效忠皇帝，把所有的恶名都扛下来。
这封信，恐怕才是汉武帝最终要替张汤翻案的缘起，因为皇帝和酷吏在这一刻最终达成一致。
张汤母亲坚持用牛车拉棺材，下葬没有外椁，说到底，只不过是汉武帝策划翻案前制造好舆论环境罢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