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氏并行不悖地走了两条政治路线，当皇权要抬头时，以王敦的武力斗争路线开始打夺皇权；当士族势力溢过了权力的边界时，以王导的忠君路线又开始发挥作用，总之就是要始终维持君弱臣强这个政治基础，然后实现皇权与门阀士族的政治平衡：皇权不能够抬头，门阀士族也不能有不该有的企图。
（琅邪王氏家族 来源：网络）
王敦（266年～324年），字处仲，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治书侍御史王基的儿子，东晋时期大臣。
王导（276年－339年），字茂弘，小字赤龙，琅琊郡临沂县（今山东省临沂市）人。晋朝政治家、书法家，东晋开国元勋。
王敦和王导是党兄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爷爷——王览，王览的哥哥叫王祥，王祥就是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那位大孝子；王览则是“二十四悌”之一，“悌”的本意就是敬爱兄长，王览在“二十四悌”中的事迹是“王览争鸩”，也就是不忍母亲朱氏鸩杀自己的异母哥哥王祥而争喝毒酒。
王敦和王导还有一个远房族兄叫王衍，在西晋末年官至太尉、尚书令，尚清谈，视家族荣耀重于国家，最后被石勒骂了一痛后推倒一堵墙活埋了。
王氏世居琅邪国，因此称琅邪王氏。
琅邪王氏传承有绪，追至东周灵王太子姬晋，姬晋后被废为庶人，时人称为“王家”，遂以“王”为氏。秦时有大将王翦、王贲、王离，秦末，王元避乱于琅邪，后人王吉为西汉益州刺史、王骏为丞相、王崇为大司空，这三代被视为琅邪王氏之祖。
琅邪王氏很长时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族，只是到了西晋东晋时期，因门阀世族政治的出现才得以崭露头角，一直到东晋王导时期达至鼎盛，“王与马，治天下”，马是晋皇室司马氏，也就是说琅邪王氏甚至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了。
西晋末年，八王作乱，胡族入华，中国历史开启了一个大变局。
王氏所居的琅邪国,正是司马睿的封国,司马睿的爹是司马觐、爷爷是司马伷，这三代都是琅邪王。
而司马伷是司马懿的儿子，是司马昭的弟弟，司马炎的叔叔，这样算到了司马睿这一代，晋皇室因为传自司马炎这一枝，所以司马睿已属皇室远族了。
琅邪国内最显贵的家族当然就是琅邪王氏了，这两家子于是就交好联姻，早在东晋南渡立国之前，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司马睿与王导，俩人“有布衣之好”。
琅邪王氏在东晋立国后，能一跃而成为世家大族的顶流，实在是有赖于王敦、王导二人之力。
八王之乱，东海王司马越笑到了最后，305年，司马越任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
司马睿叫上王导，让他当自己的司马,也就是参谋长。
两年后，也就是307年，司马睿又任职安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扬州州治，今江苏省南京市）。王导在司马睿幕府任安东司马，也就是幕僚长。
同一年，王敦任广武将军、青州刺史。
司马睿之所以能去建邺，决策权当然在司马越，但推动这件事的，却是王导。正是王导看清天下大变的局势，知道中原丧乱，不如早日南渡，所以极力推动此事，甚至不惜游说司马越的爱妃裴氏。
而司马越之所以答应，除了王导的推动，也是为日后留一出路，可算是明智之举，但司马越专权擅政，引发各方讨伐，311年即在项城病死。
王敦能出任青州刺史，则有赖于族兄王衍的策划安排，王衍还安排了自己的亲弟弟做荆州刺史，这是王衍基于家族考虑做出的安排，王衍在朝中任职，王敦王澄外放掌握一方实权，王导则已随司马睿南渡，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乱局之中尤其重要。
309年，随着中原形势不断恶化，王敦南渡任职扬州刺史。
至此，王敦与王导会合，一武一文，襄助司马睿。
一直到317年司马睿称晋王，第二年即帝位建立东晋，这期间王敦王导全力拥戴司马睿，可以说这几年时间是三人的亲密合作期。
311年永嘉之乱后，北方士族纷纷南渡，司马睿被推为盟主，承制任命官吏。
司马睿属司马氏皇室远族，与西晋的武、惠、怀、愍帝的皇统已经很疏远了，南渡之后的法统地位并不坚强，再加上江南官员、世族等各种势力各怀心思，如何保证自己在江南的老大地位，是司马睿的首要任务。
而借助司马睿，以拥立之功提升琅邪王氏，推动家族跃升则是王敦王导的志向。
因此三人渡过了一段蜜月期。
王敦从武，以武力镇压那些不顺从司马睿的势力。
首先是江州刺史华轶第一个跳了出来，不服司马睿。
华轶是曹魏时期太尉华歆的曾孙，也是士族大家，有匡国志向，但凭空冒出一个司马睿，让他很是不服。
王敦带着历阳内史甘卓、扬烈将军周访讨伐华轶，华轶兵败，连同自己的五个儿子都被斩杀。
此战可算是王敦在江南的立威之战。
同年，又发生杜弢之乱。
杜弢是蜀郡成都人，巴蜀流民在湘州（今湖南省长沙市）作乱，杜弢是流民首领北上席卷荆州、江州，甚至威胁到扬州的安全。
王敦进驻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命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访共讨杜弢。
当时的荆州刺史正是王澄，这哥们儿对流民作乱于自己的管内毫无办法，于是司马睿就把他调回建邺，途经豫章时，他去看看自己的本家哥哥王敦，结果王敦以勾结杜弢为罪名，把王澄宰了。
史书上给出的解释是王澄名声才华在中原大过王敦，王澄闭着一只眼都看不上王敦，这次去看王敦，还是用以前那种傲慢的态度对待王敦，王敦一气之下就把他杀了。
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王澄与王衍是亲兄弟，他们基本的政治立场是扶助司马越，当年司马越发檄令各地勤王时，王澄就派出了兵马，而王敦则坐视不理。
王敦王导的政治立场却早已转向了司马睿，希图在江南立足。
而随着中原破碎，王澄也只能留在江南，这次司马睿召王澄入建邺，也引发了王敦的猜想——王敦王澄素来不睦，尽人皆知，而王澄之前心向司马越也是人所共知，那么司马睿能让王澄回建邺，说明司马睿要拉拢王澄，为什么拉拢王澄？是不是司马睿王敦王导的权势越来越大，想在王氏家族内部平衡一下？
出于这种考虑，王敦果断将王澄杀害。
由于也可看出王敦此人的冷血，虽说王澄是他的远房族弟，但毕竟是同族，为了一个不能求证的猜想，说杀就杀了。
这件事当中也埋下了日后王敦反叛的草蛇灰线。
经过两三年的时间，王敦作为统帅，由陶侃平定了杜弢之乱。
陶侃的军事才华震惊了王敦，他不能忍受还有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存在，但又不敢杀陶侃，因为陶侃算是一方军阀，他手下的部将郑攀、苏温、马鯭等人还有大批兵马，另一路颇有实力的军阀周访则是陶侃的亲家，王澄说杀就杀了，孤家寡人一个，陶侃可不行，于是就把陶侃贬到广州了，那时广州是边蛮之地，相当于把陶侃赶出了政治中心。
一直到王敦叛乱结束后，陶侃才回到了中枢，任荆州刺史。
再说从文的王导。
王导主要做一项工作：凭借着琅邪王氏的招牌和自己的声望，拉拢江南世家大族，以支持司马睿。
司马睿这个晋皇室的远支族人跑到江南，就想称王换帝，江南的世家大族的支持至关重要。
事实上，司马睿刚来时，江南的世家大族确实没把他放在眼里,态度冷淡,以至司马睿到达建邺半年之久,“吴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
正是在王导的努力下，使得江南大族逐步认识到，这些北来的世家大族，是真心要拥戴司马睿做江南之主的，他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以后的形势了，因为随着北方洛阳政权的瓦解，他们也需要一个能保护他们利益、抵抗北方胡族侵略的政权。司马睿法统地位虽不强，但毕竟是西晋宗室，号召力还是有的，眼见以琅邪王氏为首的北来士族都这么鼎立支持司马睿，咱们也别装了，赶紧依附吧！
以纪瞻、顾荣为首的江南世族率先表达了支持司马睿的政治倾向，由此三吴士族纷纷投靠司马睿,“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以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桓彝出身谯国桓氏，南渡之后，看到司马睿势力单薄，就对吴地名士周顗说：“我因为中原多故，想到江南寻个安身立命之地，不料朝廷如此微弱，怎么办才好呢？”
周顗就把桓彝介绍给了王导，王导见到桓彝后，和他交谈甚欢，桓彝也放下心来：“我见到了江左'管仲’，不再忧虑了。”
桓彝确实放心了，而且他的儿子桓温、孙子桓玄，几十年之后，东晋就差点亡在他们桓氏手中，这当然是后话了。
由此可见，王导的工作，更多的是从政治上着眼，如何确立司马睿的统治地位，而王敦则是从军事上扫清各种敌对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317年，司马睿称晋王，318年称帝，东晋这一偏安政权在南北士族的联合支持下终于建立了起来。
琅邪王氏也由此获得空前发展，王导任至宰辅，录尚书事；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任江州刺史，镇武昌，居上游重镇。
东晋的政权、军权都把持在了王氏一门，其兄弟子侄分布内外，其任职之广，甚至超过了东晋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才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民间之语。
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局面，开创了崭新的门阀政治。
当然作为皇帝来讲，如果不是形势不得不如此，他肯定是不愿与士族分享皇权的，即使形势如此，不得不如此，其内心也是有想法的。
这是人的天性决定的。
司马睿称帝时，做出了一个骇人的举动——“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
司马睿要即帝位，但是他居然再三邀请王导和他一起共坐龙椅！
当然正面的解释这是司马睿给予王导的无尚尊崇，但这种举动，是不是也暗含着一股无奈之气呢？
显然，自己这个皇帝要与门阀士族共天下,心理上是既不满足也不甘心的。
果然，随着政局的稳定，司马睿开始远离王导倡导的安定团结、宽容清静的治理方针，开始实行刑名之法，引刁协、刘隗为心腹，整饬吏治，尽行“刻碎之政”。
刁协出身渤海刁氏，早年在西晋担任太常博士，八王之乱期间官至颍川太守，永嘉之乱时南奔江东，进入司马睿幕府，历任左仆射、尚书令，参与制定朝廷的典章制度。
刘隗是徐州彭城人，晋末避乱渡江，善于观察人主之意，深受司马睿器重，用为丞相司直，委以刑宪。
司马睿启用这二人，矛头所指，就是以琅邪王氏为代表的士族门阀，希望借此打击他们的势力，收回皇权。
这当然直接触动了士族门阀的利益，也由此引发王敦叛乱，王敦与王导走上了不同的政治路线。
司马睿的施政之举，引发王敦的激烈反应。
特别是司马睿听信刁协、刘隗之言，开始调整军事部署，首先把北方流民组成军队，大力充实中央军事力量；其次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泗口,名义上是要北讨石勒，实际上是防御王敦；又以宗室司马承（这个人更是皇室远族，是司马懿六弟司马进的孙子）为湘州刺史，以牵制荆州的王敦。
这时王敦“素有重名,又有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他既镇武昌，控制着上游军队。
这样的王敦，绝不允许出现皇帝一家做大的情况。
322年，王敦以诛刘隗为名，悍然发兵，自武昌一路顺风直到达建康，守将周札不战而降。
王敦进入石头城,杀周觊、戴渊、刁协等人,“拥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内外”，以此发泄自己的不满。
随后王敦自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让王导作尚书令，还掌握政事，然后就回了武昌，遥控朝政。
王敦起兵，在建邺城中的王导，为何能保住身家性命呢？
首先，王敦起兵，很难说王导不知情，这么大事儿，王敦不可能不和王导商量一下。
那王导做什么了呢？
王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帝以导忠节有素，特还朝服，召见之。导稽首谢曰：'逆臣贼子，何世无之，岂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执之曰：'茂弘，方托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乃诏曰：'导以大义灭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
也就是说，王导只做了一件事，每日带着王氏子弟二十余人，天不亮就到台阁处等待议罪领罚。
反正我亮明了态度：我家里出了逆臣贼子，你司马睿看着办吧。
换句话说，王导其实什么都没做，关于平叛，一句有用的话也没跟司马睿讲。
这才是他的真实态度：这一次，我支持我哥！
而且他知道，你司马睿不敢杀我，更不敢毁琅邪王氏一族。
除了王敦的武力逼这个原因，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如果是传统的那种皇权体制，那么王导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政治权力，就应是皇权所赐，那么皇权既能赐予你也就能将之收回，但王导的政治权力，实际上并非全都由司马睿代表的东晋王朝所赐，相反二者正是相辅相成之关系，王导的政治权力，当然要以司马睿的正统皇朝为旗帜，但这个正统皇朝，也正是基于王导所代表的士族力量才得以张扬，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导的政治权力，是司马睿收不回的，除了这一点，王导本身成为东晋初期文化领袖也加持了王导的权重，政治身份与文化领袖身份的组合，使王导有了“江左管夷吾”的美称，这种在社会上广泛的声望，已经成了司马睿巩固皇室统治的重要支撑力量，如果司马睿这时与王导反目，那相当于抽掉了东晋朝廷的柱石。
这种基于自身的强大的力量，或许才是王导免祸的根源。
另外，王敦这次起兵如此顺利，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获得了受害于刘隗、刁协刻碎之政的南北世家大族的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他们貌似中立，但沉默实际上就代表了支持，就如同王导一样，著名的温峤就说，王敦起兵是有原因的，不算过分；甚至建邺守将、出身于南方大族的周札竟然开门出迎。
王敦为什么打到了京城，最后还是回了武昌呢？
这就与王导有关了。
二人在此出现了分歧，王敦本想趁此机会篡夺政权，王导坚决不答应，王敦无奈，于是返回武昌，遥控京城。
王敦想篡夺政权，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王导不答应，是从家族利益出发，他深知在此千年大变局之下，司马氏代表的皇权是华夏政权的惟一正统和象征，绝不容许任何一姓士族替代，那样江南必然引发大动乱，而中原胡族政权对江南可是虎视眈眈，中原已失华夏，江南若再不保，华夏可真要亡国亡种了！
所以说，王导是大政治家，王敦则还是用中原的丛林法则来对待江南这片土地。
王敦回武昌，司马睿吃了个大亏，皇权没张扬起来，反而更没落了，没几天就已于而亡了，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明帝，由王导辅政。
到了323年，王敦这时已经病重，但他还是放不下篡政的野望，于是移镇姑熟，自领扬州牧，又让哥哥王含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堂弟王舒为荆州、王彬为江州、王邃为徐州刺史，然后孤注一掷,再度举兵东下。
王敦这次就走得太远了！
上次起兵顺利，是因为要“清君侧”，有王导和南北士族的默默支持，这次却毫无缘由，而且他专权暴行,“改易百官及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其行为已经严重侵害到了了南北士族的利益。
这次王导也没惯着他，王敦还没死，王导就在南京城中给他发了丧，这让抵抗王敦的军队士气大振，最终正是在以王导为大都督，总领征讨诸军，于324年七月彻底平定了王敦之乱。
琅邪王氏，一忠一乱，却是最大获益者！
因为王氏并行不悖地走了两条政治路线，当皇权要抬头时，以王敦的武力斗争路线开始打夺皇权；当士族势力溢过了权力的边界时，以王导的忠君路线又开始发挥作用，总之就是要始终维持君弱臣强这个政治基础，然后实现皇权与门阀士族的政治平衡：皇权不能够抬头，门阀士族也不能有不该有的企图。
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的格局，也由此被注定！
从这个角度来说，王敦的斗争维护了门阀士族的共同利益，巩固了东晋门阀政治，当然也奠定了琅邪王氏辉煌的基础，而那些没有参加其乱的家族成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依然不变，王导依然是煌煌一代权臣，琅邪王氏也跃升为顶流的世家大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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