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基曾经专门学习过音乐。19岁那年，他请了一位德国籍的钢琴家鲁道夫到家教自己学钢琴，学习乐理。在喀山大学，他为自己拟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自学计划，其中就包括音乐，他为自己指定的目标是“达到中等完美的程度”。回到亚斯纳雅·波良纳后，他坚持每天演奏1）所有二十四个音阶。2）把全部和音、琶音分成两个八度音。3）全部转换。4）半音阶的音阶。······至少每天练习四页乐章，在没有练会手指技法的时候，绝不练习新的乐章。他还购买了大量的音乐书籍和乐谱，并且尝试作曲。
他还写过一篇关于音乐的长篇论文《音乐的基本原理及其学习法则》，对音乐下了一个定义：“音乐是由许多在空间、时间、强弱三个方面刺激我们听觉能力的声音所组成的整体。”看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不过，托尔斯泰对这个定义并不满意，他经常说：关于音乐，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定义。有一年春天，他说音乐是一种速记的感觉，很难用语言来描绘。这真是一种闻所未闻的看法。托尔斯泰还把音乐同绘画诗歌做了一番比较，他在1851年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绘画促使一个人养成想象自然风光的才能，它的领域是空间。音乐促使一个人培养自己想象你的感情的才能，它的领域是和声和时间。诗歌促使的不是这些，而是别的，也就是影响我们对自然风光的真实感和感情的关系。”
托尔斯泰虽然不以音乐为职业，却把音乐视为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并把对音乐的热爱一直持续到晚年。他说：“我喜爱音乐胜过其他一切艺术”。他曾在致柴可夫斯基的信中称音乐是“艺术世界中最高的艺术”。这种看法，至死未变。在逝世前不久，即1910年10月3日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写道：“像其他任何艺术一样，音乐，特别是音乐，可以唤起人们的愿望，使更多的人体验和分享。没有一种艺术比音乐更能表现出艺术的真正涵义。”托尔斯泰的儿子谢尔盖回忆说：“在我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父亲那样的人，他对音乐的感受实在太强烈了。”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和亚斯纳雅·波良纳的家不仅仅是生活写作休息的场所，而且还是独具特色的音乐文化中心。许多著名的作曲家、音乐家和歌唱家经常来家为托尔斯泰演奏或演唱俄罗斯和国外的最优秀的音乐作品。在家里，人们经常可以听到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格鲁克的作品。在托尔斯泰家发挥最出色的音乐家有：钢琴家——塔涅耶夫，斯克里亚宾（一次），拉赫曼尼诺夫（一次），齐洛迪，伊古姆诺夫，科尔申科，阿任斯基，戈登魏泽尔等；小提琴家——格尔日马利，西勃尔，莫基列夫斯基，艾尔琴科；大提琴手——布兰杜科夫，布金尼克；三弦琴演奏家——特罗扬诺夫斯基；拨弦古钢琴家——兰陀芙斯卡娅；法国低音提琴家库谢维茨基；莫斯科三重奏组；歌唱家——克里门托娃—穆罗姆采娃，夏里亚宾（一次），奥列宁娜·德·阿尔杰姆（一次）；等等。
托尔斯泰从来不掩饰自己对音乐的好恶，好就是好，坏就是坏。遇到好的音乐和出色的演奏，托尔斯泰可能感动得淅沥哗啦。在莫斯科剧院听柴科夫斯基根据泥水匠唱的民歌而创作的《如歌的行板》（《D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托尔斯泰一直在流泪，并且说：“我已经接触到了忍受着苦难的俄罗斯人民灵魂的深处。”柴科夫斯基曾在日记里这样记述道：“我从来不曾这样子感动过，为的是托尔斯泰坐在我身旁，倾听我第一部四重奏的行板时，他竟然哭了。”
即便到了晚年，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感情也丝毫不加以控制。1909年4月30日，女钢琴家罗·伊·帕斯捷尔纳克和小提琴家阿·雅·莫基列夫斯基到亚斯纳亚波良纳访问，阿·雅·莫基列夫斯基在罗·伊·帕斯捷尔纳克的伴奏下为托尔斯泰演奏了巴赫的奏鸣曲，贝多芬的第八小提琴协奏曲，莫扎特奏鸣曲的两个部分，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和巴赫的咏叹调，托尔斯泰一直哭个不停，说他们演奏得非常出色。
托尔斯泰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1909年10月22日，一流小提琴家М·Г·埃尔琴科与妻子钢琴家Е·И·埃尔琴科来庄园为托尔斯泰演奏肖邦的梦幻曲、犹太民间乐曲和维尼亚夫斯基的几部作品。当演奏到维尼亚夫斯基的玛祖卡舞曲时，托尔斯泰竟在屋子里跳起舞来。要知道，这一年的托尔斯泰已经81岁高龄了。1910年2月22日，当托尔斯泰听到特罗扬诺夫斯基用三弦琴演奏的《乌克兰戈帕克舞曲》时，他兴奋地高声喊：“我要跳舞。我要跳舞。”活脱脱一个老顽童形象。
托尔斯泰很喜欢民间音乐。他认为民歌是真正的艺术，因为它的内容人人都能理解，它传达出一种简单、清晰、明确、深刻而又真挚的感情，它能联合所有的人并使所有的人都能受到感染。有一次，托尔斯泰在科兹洛夫卡的森林里骑马散步，听到一阵巴扬声和歌声，便策马追了上去，原来是亚斯纳亚波良纳小伙子费尔卡·马卡罗夫与同伴В·福加内切夫一边拉手风琴，一边唱歌。托尔斯泰让马放慢脚步，跟在他们后面。托尔斯泰在当天的笔记中写道：“这曲调胜过任何交响乐。他们随着曲调，一下子用胸音唱了起来。”
对西方音乐，托尔斯泰的好恶表现的特别明显。他推崇莫扎特、海顿的音乐，认为他们的音乐有“精神净化”的作用。他最喜欢肖邦，说“肖邦之于音乐就如同普希金之于诗歌”。却不喜欢贝多芬、舒曼、柏辽兹、勃拉姆斯、理查·施特劳斯、李斯特、瓦格纳等，认为舒曼的作品枯燥无味，瓦格纳强行让音乐服从诗歌的要求，贝多芬矫揉造作、缺乏才能，基本上把这些作曲家给否定了。托尔斯泰在去世前几个月，即5月13日听了留声机播放的约翰·斯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Fruhlings-Stimmen》，竟写下了这样一句评语：“比贝多芬所有的作品都好”。
托尔斯泰在初次与柴可夫斯基见面之后曾给柴可夫斯基写过一封要求他改编民歌的信，信中说：“把几首歌寄给你，你一定可以造出可惊的珍宝。可是，看在上帝的面上，照莫扎特，海顿的风格编曲子，切不要照贝多芬，柏辽兹矫揉造作的风格。”柴可夫斯基很生气，在给他弟弟默德斯特的信中写道：“托尔斯泰这种言论是小人行径。”又说，“他似乎瞧不起贝多芬，坦白地怀疑他是否有才能。这种倾向性的言论，有碍其成为伟人。世上都确认他是天才，而你却滥用自由，否认别人的天才，只有小人才能这样做。”
柴可夫斯基把托尔斯泰贬为“小人”似乎不是出于一时气恼，因为在他与梅克夫人的信件中，已经谈到托尔斯泰令其不悦的一面。柴可夫斯基在信中提到与托尔斯泰的第一次见面，说：“我们刚一握手，他就发表自己的音乐见解，说贝多芬绝无才能。”托尔斯泰的粗暴武断使柴可夫斯基大为不满，便与托尔斯泰争辩起来。柴可夫斯基回忆说：“老实说，他做了一篇讲演，但是我不能在那个时候，也对他演说一番。”“和他认识，对我毫无用处，只能给我以痛苦和烦恼。”两位伟人的相遇竟然造成如此糟糕的结局，实在令人始料不及，扼腕叹息。托尔斯泰太外露，直来直去，口无遮拦，而柴可夫斯基则过于内向，腼腆，敏感。也许是受这次会面的影响，后来柴可夫斯基特别恐惧与名人交往，变得格外谨慎。
托尔斯泰对于贝多芬的批评的确有些出格。起初，托尔斯泰并没有完全否定贝多芬，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除了巴赫的著名的小提琴咏叹调与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及在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肖邦等的作品中选出的十几件作品，······且也不过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应该排斥与蔑视，如对付分离人群的艺术一般。”至少有几部作品，比如《热情奏鸣曲》、《悲怆奏鸣曲》（伴随了托尔斯泰童年时代的梦幻与想象）、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C小调钢琴三重奏等，托尔斯泰还不是那么太讨厌，甚至是很喜欢。当然，获得托尔斯泰肯定的主要还是贝多芬早期的音乐。而对贝多芬晚期的音乐，托尔斯泰则表现出相当的排斥。
在《艺术论》中，托尔斯泰否定了贝多芬第一零一号奏鸣曲和《第九交响乐》，认为前者只是毫无规律的即兴式的音乐，只是一个不成功的艺术尝试，其中没有任何明确的感情，因此没有什么可以感染人；而后者则是一部篇幅冗长、杂乱无章而且矫揉造作的坏作品，没能传达出最崇高的宗教情感，这部交响乐的结尾虽然采用了席勒的《欢乐颂》，但是“音乐跟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很不相称，因为这音乐是独特的，它并不能联合所有的人，而只能联合某一些人，使这些人突出在其他人之上。”托尔斯泰的衡量标准是音乐作品是否表现出明确的情感，特别是最崇高的宗教情感。注重情感性和感染力是托尔斯泰的基本艺术和美学主张。这从托尔斯泰给“艺术”所下的定义可以看得出来，他说：“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而“音乐是直接作用于情感的艺术”，“是最最感人肺腑的艺术”因而是“艺术世界中最高的艺术”。托尔斯泰还认为“感染性是艺术的一个肯定无疑的标准，而且感染的程度也是衡量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感染越深，艺术则越优秀’”
然而，强调艺术情感性和感染性的托尔斯泰有时却惧怕情感。别尔斯就曾留意到托尔斯泰被音乐所引动的感觉，说他“脸色微微显得苍白，而且有一种难于辨出的怪相，似乎是表现他的恐怖。”
托尔斯泰为何惧怕音乐？答案可能就在他晚年创作的小说《克莱采奏鸣曲》中。这篇小说以一出与贝多芬同名音乐作品有关的人间惨剧彰显出“音乐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这一托尔斯泰一直想要表达的主题。贵族波兹内舍夫嫉妒自己的妻子和小提琴家眉来眼去，他认为是“音乐给他们提供了传递信息的纽带，使得他们可以传递最细微的非分之想”。后来，波兹内舍夫特别安排了一场音乐会，晚会上妻子和小提琴家进行表演，他们演奏的正是《克莱采奏鸣曲》（A大调第九小提琴奏鸣曲）。男人听后深感震惊：
最后，被妒忌和屈辱折磨得几近崩溃的波兹内舍夫在盛怒中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从而酿成了一起血腥的悲剧。面对这一悲剧，我们也许会怪罪波兹内舍夫心胸狭窄，不够宽容，但叙述者意不在此，而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告诉我们“音乐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至少，这是托尔斯泰主要的创作动机之一。在这篇小说中，音乐成为了心理分析的一种手段，它让我们从音乐对主人公内心世界及情绪变化的细微或显著的影响感受到音乐潜藏的巨大能量。或许，波兹内舍夫对《克莱采奏鸣曲》的感受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作家本人，佐证之一是，托尔斯泰在去世前几个月，即4月23日听了鲍·奥·西勃尔和亚鲍戈登维泽尔演奏的《克莱采奏鸣曲》，他说“我依然身上发冷。结尾是颓废派风格的开始，这些停顿、转换、效果。”“依然”一词表明托尔斯泰对这首乐曲的印象依然如故。
托尔斯泰对贝多芬的评价掺杂了许多个人主观方面的好恶，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贝多芬、瓦格纳等人的音乐并没有因为托尔斯泰的厌弃而被束之高阁乃至湮没无闻，相反，即便是在古典音乐不受待见的今天，依然会有为数不少的人以一种严肃庄重的心态对待这些人类文化史上的音乐瑰宝。当然，如果我们是古典乐迷的话，也大可不必因为托尔斯泰说了不少讥讽批评贝多芬、瓦格纳等大音乐家的话而对他大加挞伐。应当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音乐家究竟需要怎样的听众和批评家？一个或一群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趣味平庸的听众和批评家，难道是音乐家期待拥抱的对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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