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由『禅让』制到世袭制
看来,由远古『天下为公』的『禅让』制演变成後来父位子承的『天下为家』的世袭制,对解决王位的继承问题是有其优越性的,这至少可避免因对先王後代的杀殉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及人口减少。
从《史记·五帝本纪》和《夏本纪》看,由『禅让』制过渡到世袭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段时期中『禅让』制和世袭制交替出现。如《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又说『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又载:『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帝尧者,放勋。』
可见早在尧、舜之前的从黄帝到帝喾时代,就已经有了世袭制。帝尧就是世袭帝喾之位。
至於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也有类似伏羲墓中的一段历史。对此《荀子·正论》中有一段精辟而切中要害的论述:『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於天下,夫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而化顺之,……夫有恶擅天下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在上,图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後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无厌焉……以尧继尧,夫天下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尤复而振之矣……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荀子最後的结论是:『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史记·五帝纪·正义》也引《竹书纪年》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韩非子·说疑》也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唐代学者刘知几在解释《史记·五帝纪》载:舜『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时也认为:『其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文命即禹。这就是说禹为了巩固他的王位,采用了『逼』和『放』的手段,迫使舜死於苍梧之野。
直到夏禹时,在其子启夺取王位後,『天下为家』的世袭制才最终确立,但其中也有曲折。故《史记·燕召公世家》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於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於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
这段历史说的是,禹崩後三年,启守丧期满,因谋夺帝位被益拘禁,後逃脱。因益的部下向启交出武器,导致益被启所杀,启终於夺得了帝位。
对这段历史,屈原在《楚词·天问》也提出过疑问:『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为优,而能拘是达』?《晋书·束皙传》也引《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
从伏羲氏太昊帝到夏启这段长达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由『家天下』的世袭制取代『天下为公』的『禅让』制也是历史的必然。
由此观之,伏羲二世将先王子女全部杀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们的普遍观念看,也并非什麽大逆不道。他的这一行动使『禅让』制度得以延续达两千五百年之久。我想,如果益能得知伏羲二世的这项『杀殉』计划并付诸实施的话,『禅让』制度也许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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