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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霍松林教授谈启蒙教育与练基本功

   本文摘自《文艺研究》杂志委托陕西师范大学刘锋焘教授采访霍松林先生的访谈录。

  

启蒙教育与练基本功

  

刘锋焘:我们看老一辈学者,有许多人在年轻时就写出了颇有分量的学术论著,这是不是与童年及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有关,与教育内容及教学方式有关?我很想听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霍松林:老一辈学者的情况不尽相同,很难一概而论。我认为: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水平的高低,与他的师承关系很大。名师的指点和传授固然非常可贵,但是启蒙老师的作用也不应忽视。顺着你的思路,我就先从启蒙老师是怎样给我“启蒙”谈起吧。

  

我的启蒙老师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因家境清寒,十三岁才上学,刻苦攻读,十六岁就考取了秀才,且名列前茅。接着进陇南书院深造,很受名进士出身、以品学兼优驰誉陇右的山长任士言(《清史列传》有传)的赏识,在写作方法、治学门径等方面都得到谆谆教诲。科举制度废除后,他回乡教书、种田、行医。我大约只有三岁的时候,他就教我认字、读书了。那时候,他已不再教私塾。我们乡间办了一所初小,教员兼校长,就是他以前在私塾里教过的学生。他认为这位校长是他的学生中最差的一个,以其昏昏,不可能使人昭昭。因此,当我已到了入学年龄的时候,他坚决不让我上那所小学,还是要我在家里跟他学。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父亲每当听到初小的娃娃们齐声朗读“大狗叫,小狗跳”,就十分反感。所以他坚持不让我去那里学习。

  

刘锋焘:《文艺研究》2004年第5期发表过一篇贾植芳先生的访谈录,里面也提到上小学时背课文,背的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这是不是当时通用的教材?

  

霍松林:可能是这样的。我父亲认为整天念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用,就留我在家里,他亲自教我学习。直到十三岁,才把我送进离家十五里路的新阳完小。因为他经过调查,知道这所学校的老师水平高,不会误人子弟。

  

父亲是按照传统教育的那一套教我的。先教我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主要是认字;然后循序渐进,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幼学故事琼林》、《诗经》、《子史精华》、《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等。他的教学方法是:教认字,形、音、义都讲得很清楚;教书法,要求摆正姿势,正确执笔运笔,并学会分析字的间架结构;讲文章,不仅说明大意,还从句到段到篇,讲清层次结构,理清作者思路;讲诗词,则说明如何调平仄、查韵书,掌握诗词格律;读诗词古文,都要求“眼到、心到、口到”(所谓“三到”),吐字清晰,反复吟诵,声出金石,以领会其格调声色、神理气韵。他是非常强调熟读、背诵的,理由是:(一)幼年记忆力强,多熟读、背诵一些名篇佳作,一辈子都忘不了,受用无穷;(二)熟读可以提高理解能力,古人所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理自知”,都是经验之谈;(三)记忆力用进而废退,经常背诵一些东西,记忆力就不断提高,反之,它就衰退了。

  

当我一个人被关在家里反复背诵那些不懂或不大懂的古书时,当然闷得慌,对父亲有埋怨情绪。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对我的确很有好处,(一)养成了背书的习惯,也积累了背书的经验,记忆力不断增强。进学校以后,所学的功课,都容易记熟。上课时我一边听讲,一边默记思考,当堂就基本消化、掌握了;有的课本读几遍就能背诵,学起来并不费劲。所以从小学到大学,我都有充裕的时间阅读课外书。(二)童年背诵的东西当时虽然不懂或不大懂,但背过之后,就可以利用一切时间思考,例如在走路、干活、吃饭、穿衣、休息、夜晚睡醒以至于上厕所的时候,都可以“默诵其文,深思其义”,或遇到相关的问题,就会触类旁通、融会贯通,这样就逐渐懂了。又由于记得牢,懂了之后,就可以信手拈来,灵活运用。如果不能背诵,一合上书本,就“无所用心”,学问也就难得长进。(三)那些经过反复背诵、后来逐渐弄懂了的东西,多是文、史、哲等方面的经典著作,这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奠定了国学基础,并培育了广泛的学习兴趣。由此我深深感到,早年的“死记硬背”的确使我终身受用。

  

刘锋焘:说到背诵,我记得上中学时背的一些古典诗词,现在还能记得。而上大学、上研究生以后有意识地背的一些东西,现在能记起来的没多少了。

  

霍松林:所以,背诵要从小开始。这些年,人们深感中小学学生的语文水平低,也深感大学文科学生高分低能,从而寻找原因,归咎于“死记硬背”。我认为,“记”和“背”,还是需要的,问题是“记”什么,“背”什么。我总感到:我们的教学方法很值得研究。从小学到大学,老是先生讲,学生听。讲什么,就考什么。为了考试得高分,学生的主要学习,就集中于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对于本专业必读的名著,连看都顾不得看,更谈不上记和背。这怎么能培养写作能力和阅读古籍的能力呢?

  

刘锋焘:您说的确实是事实,在现在人们的观念里,一般讲“培养能力”,即“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觉得“背”与“能力”关系不大。这似乎应该说是一种误解。

  

霍松林:通读、背诵重要的古籍和诗文名篇,似乎很笨,其实最巧。巧就巧在用力较省而收效较大;既提高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又扎扎实实地扩大了知识领域,而写作能力、记忆能力和艺术感受能力,也得到了培养。这真是一举数得!我由于家庭教育的关系,十三岁以前,背诵了几部经书、子书和几百篇古文诗词。开始根本不懂,那真是“死记硬背”。但背到一定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逐渐地也就变苦为乐。当放声吟诵的时候,往往被抑扬顿挫的情韵所陶醉,并不需要“死”记“硬”背,就很自然地记住了,背熟了。这是变化之一。变化之二是:背书成了习惯,记忆力不断增强。十三岁入小学,上三年级,语文、历史、地理一类的课本,读几遍就能背诵,考试得满分,各门功课,学起来都不太费劲,有时间看课外书;看《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一类的半文言或文言小说,也能懂得大意,越读越有味。看起来,古人总结读书经验的一些话是反映了客观规律的。三国时期,关中有一位靠打柴谋生、自学成才的学者,名叫董遇。每当有人请他讲书,他总是说:“你先去读百多遍,如不懂,再来问。”那些人回去读,往往不再来问。因为一遍、两遍、三遍地反复读,原来不懂的也就懂了。他于是告诉大家:“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当然,如果先由老师讲解,再去读,自然更容易些,同时,有些需要考证或参阅有关资料才能弄懂的东西,光读也不能解决问题。但这一切,都不足以否定“书读百遍”的必要性。我有这样的经验:那些原以为读懂了的书,过些时候再读几遍,往往有更深的体会、甚至有全新的体会。因此,前人有“好书不厌百回读”的说法。比如优秀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红楼梦》等等,其本身就很“耐读”,你如果“浅尝辄止”,粗率地看一遍,那就好像“猪八戒吃人参果”;而反复读,读得很熟,则其中的人物、故事、情景就浮现在眼前,了如指掌,其中有什么难点、有什么问题,也了解得一清二楚。在此基础上搞研究、写文章,往往能鞭辟入里,探骊得珠,不会给人以浮光掠影的空泛感觉。

    

刘锋焘:背诵,在现在看来,仍然是学习的入门功夫。除此而外,您认为还有哪些基本功应该自小就着重培养呢?

  

霍松林:一个从事科研工作的人,甚至一切有可能与文字打交道的人,都应该自小培养一种较好的写作能力。

  

写好语体文,这是对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人的共同要求。对于学中国古代文学的人来说,则在写好语体文的同时,还应该学会驾御旧形式的本领,会作像样的文言文和诗词曲等等。因为只有学会这种本领,有较多的运用旧的文艺形式从事创作的经验,才能准确地理解古典文学作品。相反,没有这种创作经验,讲起古典文学作品来,似乎头头是道,但实际上隔着厚厚的皮靴,全未搔到痒处。

  

至于怎样培养写作能力,这是不断有人论述的老问题。我的体会是:“写作方法”之类,当然需要学习、研究;但更有效的还是老办法:多读、多作、多商量,即欧阳修所说的“三多”。此外要培养一种较强的思维能力和较深的理论修养。思维能力,是需要从小培养训练的,在这一点上,家长、幼儿园老师和小学中学老师的作用有决定意义。如果启蒙教育不好,认一些错别字,接受一些错误概念和荒谬知识,方法不对,思路混乱,文理不通,习非成是,那就难得改正,不可能成为杰出的人才。相反,如果启蒙教育好,受到严格而正确的思维方法训练,就为健康成长奠定了基础。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在此基础上通读、熟读若干文史名著和哲学专著,配合以经常性的写作实践,则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能力,都会逐渐提高。至于专讲思维规律的学问,如逻辑学之类,当然要学习、研究,但必须和读书、写作等实践活动相结合。

  

还有一点应该特别强调。学文科的人,往往以学理科方面的课程为额外负担,不愿多下苦功,这是不对的。反之亦然。文理渗透的好处很多,仅就培养思维能力说:读哲学著作和文史著作,可以使思路开阔,思想活跃,想象丰富,学好数学、物理等理科方面的课程,则可以加强思维方法的科学性。

  

说到理论修养,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反转来又指导实践,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得到纠正、补充和发展。每门专业,都有其专业理论。就中国古代文学说,有《文赋》、《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原诗》等丰富、精湛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这自然应该学。此外,西方文论、美学,也应该学。尤其不应忽视的,则是必须加强对于马列主义理论(包括文艺理论)的认真学习,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

  

刘锋焘:您说的这些,都是从事与文字相关的一切工作的基本功夫。另外,您反复说到了古代文学的学习。这当然是您的本行。学习古代文学,除了上述几方面外,还应该注意别的什么方面?

  

霍松林:就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来说,这基本功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还应该有较好的阅读能力,能够借助旧注(而不是今人用现代汉语作的新注),基本上读懂先秦两汉以来的古籍。之所以用“基本上”,因为有些东西,专家们也很难彻底读懂。

  

刘锋焘: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看白话文写的著作看惯了,要做到这一点,好像不大容易。

  

霍松林: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和文化史等等;更需要通读若干部重要的古籍,包括原文和注疏,从头到尾,读得相当熟,甚至能够背诵。反过来,我们所说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古汉语语法等等,都是帮助阅读古籍的;但在不认真阅读古籍的情况下孤立地学这些东西,收效不可能显著。

  

刘锋焘:可不可以把您读书的要诀总结几点?

  

霍松林:我小的时候,父亲有一本讲治学方法的书,叫《先正读书诀》,是陇南书院山长任士言特意赠他的,他看得很珍贵。这本书直到我上初中以后,父亲才交给我,并把他最受益的东西概括成几个要点,要我照办。其中重要的有这么几点:一是既要精读,又要博览;二是读书、阅世、作文相辅而行;三是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等等。这几点,我至今认为是有规律性的东西,不宜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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