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侧重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效率，一定程度上忽视发展质量和社会公平，导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时代发展需要破解发展中的难题，着力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课题。
一、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情况概述
改革开放从农村改革创新迈出第一步，随后四十多年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状况应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制度变迁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政府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关注较少，政策倾斜和财政支出方面明显不足。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一方面供求不平衡，另一方面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由农民自己承担，农民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个人支出在家庭支出总额中的比重上升，负担加重，引发社会矛盾。
随着“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的提出，财政部也做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重大战略调整，对“三农”的投入逐年快速稳定提升，改变了长期以来对农村的索取，而转化为加大给予，填补了长期以来政府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缺位。伴随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强，支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政策相继出台落地，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农村就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的提升和改进。
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旧突出，由于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体制机制障碍等因素的制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供给质量、供给效率、供给主体、供给保障等方面无法满足农村现代化发展需要，成为乡村振兴的制约因素。
一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导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城市相比明显滞后。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更多停留在一般水平，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限制农村对优质化、多元化、现代化公共服务的需求。例如在公共基本教育方面，农村在基础设施水平、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升学率等严重落后于城市，造成大量农民子女转入城市里的学校；据统计城市享有全国80%的医疗资源，而农村优质医疗供给严重不足，在脱贫攻坚的推动下，我国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全，但乡镇卫生院、村级卫生室的服务能力、服务标准、专业化队伍建设水平较低，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跟不上农民对高质量、专业化服务的要求；并且农村网络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仍旧滞后。
二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存在偏差，降低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影响幸福感的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为农民服务的，农民是评价者和阅卷人，最了解政策或服务效能，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化的诉求反映渠道或机制，农民自身又缺乏积极参与治理的主动性，抑或陷于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需求方和供给方存在信息不对称，供给方无法真实、精准地判断农民需求偏好，造成供需偏差，供给效率较低。例如，由于农村青壮年多外出打工，农村老龄化问题严重，对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诉求最为强烈，并且老年人闲暇时间充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休闲文化体育服务的需求逐渐增强，可见农村对于享受型基本公共服务的诉求逐渐高于生产型基本公共服务，但公共服务供给更多延续对生产型基本公共服务的完善，造成供需脱钩。
三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主要依赖政府力量，缺乏合力支撑。市场是经济运行的主体，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具有注重效率和外部性特征，而基本公共服务作为民生领域的重要内容，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不宜过度商品化和金融化，致使市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动力不足，甚至存在失灵问题，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以促进分配的公平性。政府主导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强大支撑，但单一的主体力量无法满足纷繁复杂的系统需求，在供给过程中难免存在“缺位”“错位”等问题，在财政限制、城乡不平衡、区域不协调等矛盾张力下，造成供需滞后、供给错位，供给水平无法更好满足高速发展的现实需要，应适当增加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参与；而长期依赖政府供给也导致农村产生等靠思维，忽视自治作用的发挥，被动接受政府安排的需求，缺乏自身改进提升动力。
四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不到位，造成整体供给不足。近年来，我国财政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不断增加，有力地支持服务体系的完善，但我国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再加上城乡发展不均衡，对农村的财政支持依然较低；并且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中更注重经济效益，倾向于把更多的物力财力投入到经济发展领域，压缩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导致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另外，人才是保障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关键要素，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存在人员数量不足和能力素质较低的问题，由于资源配置水平低，又缺乏人才保障措施，导致人才流入农村动力严重不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率、专业化、信息化、多元化推进缓慢，制约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
三、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对策建议
第一，“质”“量”协同，优化供给。在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协同推动下，要加速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兼顾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以满足当代农民的现代化、多样化、层次化需求。首先，“质”和“量”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应该明确相应的指标体系建设，构建起一系列可感知、可测度、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指标系统，整体规划，破解城乡二元困境；
其次，在数量和总量上，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率，实现公共服务延伸到户，便捷获取，注重丰富供给内容和供给模式，满足更大范围和更多元化的发展需求；最后，注重质量的提升，利用新技术，创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探索“互联网+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共享平台，分享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例如“互联网+医疗健康”，搭建省市县乡四级医疗服务平台，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上下互通，按照“平台上移、服务下延，中间扁平化”的思路，建立完善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完善智慧医疗体系建设，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第二，“软”“硬”兼顾，匹配需求。一方面，精准了解农民需求，调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重点。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存在不同层次的需求，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和不同发展阶段，人们对各种需求的强烈程度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充分结合时代要求和主要矛盾变化，牢牢把握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转换，按需配置，因需制宜，精准发力，实现供给和需求高效对接。
另一方面，在精准匹配供给的基础上，注重基础设施的硬件和软件水平的提升，硬件基础设施的配备要结合人口密度、辐射范围、现代化水平等要求满足农村发展需要，在完善传统基础设施的同时，增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WiFi覆盖率、宽带网络建设等；同时，创新软件基础设施的应用，注重探索新科技、新技术在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中的作用。中央“十四五”规划强调加快数字化发展，“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在数字乡村战略的推动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加强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创新服务供给模式，推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朝着现代化、均等化、精细化、普惠化方向发展。
第三，“内”“外”发力，强化主体。构建政府主导，市场、社会、农村多方参与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强化供给主体结构，形成合力。传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主要依赖政府作用，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式保障基础的公共服务需要，这是政府基本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支持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通过慈善模式向低收入人群提供帮助，而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应该是第三次分配的重点支持对象，有助于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丰富供给内容和形式；同时，融入市场参与竞争机制，政府把专业性的服务外包给市场，有利于促进新技术的使用，既降低供给成本，提高供给效率，又丰富供给内容，保障供给效能；另外，特别要调动农民农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增强自立能力，不能只被动地接受政府和社会的服务和帮助，应该结合农村自身发展能力和个体化要求，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需制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提升农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四，“人”“财”共补，夯实保障。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仅停留在规划和政策层面，必须从人力、物力层面给予最根本的支持。一方面，拓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资金的供给渠道，解决资金不足的难题。国家应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增强财政规划管理，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财力保障；支持第三次分配向农村倾斜，丰富资金筹集渠道，增加资金来源；同时要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明确规划和有效监督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资金的使用和分配情况，提高资金利用率。
另一方面，拓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人力供给渠道，建立复合多样的人才支撑，提升服务队伍能力水平。人力资源是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条件，要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专职化、专业化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服务工作者学历水平和专业能力水平，实现专业技术人员长期培养、补充，缩小人力缺口；加大企业、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参与力度，整合社会人力资源，丰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主体构成；发挥农民积极性，提高农民参与度，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中摆脱等靠思维，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鼓励农民加入服务队伍，汇集民众意愿，激发民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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