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她的往事片断
一
在新疆，叫西戈壁的地名很多，特别是在，因为当初垦荒的戈壁，大多人烟罕至，从未有过地名，经常是以一个沙包，一丛红柳，一棵胡杨，一片芨芨草，甚至几颗铃铛刺大致确立一个方位，方位以东为东戈壁，方位以西就为西戈壁。
我父母生活的地方就是西戈壁。西戈壁是的一个农场，它位于古尔班通古特南缘，因为离天山不远，这儿的雨雪相比新疆其他沙漠地带还算丰富，戈壁植被长势也生机盎然。在农场的南面是成片的绿洲，东面是被称作梧桐窝子的一零二团，和被称作蔡家湖的一零三团，西面是被称作枣园的一零五团。往北则进入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处的北沙窝，也就是人称“死亡之海”的地方。
西戈壁农场就处于六师有番号的三个团场夹围之中，但土地面积也不小，有100多万亩。为什么这个农场不像六师其他农场有番号？这是因为西戈壁农场的归属几经变更，建场初期归自治区农垦厅垂直领导，后来昌吉州、昌吉县也都曾管辖，直到1976年六师有番号的团场和昌吉州地方国营农场合并一起，归属昌吉州农垦局领导，才算正式划入兵团管理体制。
母亲的坟茔就在这块土地上。
她在这块土地下已沉睡了12年。
西戈壁原本没有固定的陵园，从1956年建场起，因各种原因而死亡的人埋葬处有三个地方：一是长达20余里的邓家沟两岸；一是农场场部往西约七八里的三角架；还有一处就是西戈壁水库下方的红柳滩。
红柳滩离农场部直线距离不超过3公里，建场初期是一片盐碱非常重的土地，只零星长着几堆芨芨草和红柳，因为修建水库时在此地取了大量的土夯坝，使之加重了盐碱的泛起，雨水过后像是结了一层硬硬的壳，远远看去犹如洒上一层霜。这样一片土地自然不能够用来开垦和种庄稼。西戈壁农场的第一任老场长死前曾交代，我死之后就把我埋在红柳滩，不要占用耕地。
只是令老场长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入土40多年后，这块红柳滩也变了模样，虽然是埋葬死人的地方，但墓穴之地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坟头，也进行着攀比，墓碑的高度，墓地院落的围合，甚至还有的盖起房屋，砌起了长长的围墙。不过这种显现的风光长眠于土中的人是看不到了，留给后世的是感慨，还是无语，谁又能说的清楚呢。这片土地发生变化最大的是红柳，因为这儿是墓地很少有人在这里打柴，使这里的红柳生长的茂密、郁葱，每年到了五六月，盛开的红柳花如一片片云锦，红得撩眼、眩目、灿烂。
母亲的坟茔紧挨着水库。
在墓穴的前方和左边，皆有坟茔。坟茔的东边有一条自然沟，沟两岸也是红柳遍布。而在后方则是梭梭林和西戈壁土地上常见的琵琶柴、芨芨草。坟茔的正前方是一大片红柳林，大概有十几丛，因为红柳林处于低洼之处，每年开春有大量雪水融积，红柳长势极好，枝条韧性十足。
母亲去世我们便请了个农场专门从事丧事的师傅到红柳滩寻找安葬之处，因为这片土地埋葬的人太多，师傅对这里的地形也相当熟悉，用罗盘比比划划之后，便直奔这条长满红柳的自然沟。在那里，师傅嘴里念念有词，方位定在了那片红柳丛。
虽然请师傅看了墓穴之处，但心中并无底数，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人们常说，入土为安。而选择一个风水好的墓穴，用活人的话，是对后人的一种庇护。好在父亲的一个本家弟弟，我们称之为叔叔的人，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从乌鲁木齐赶到西戈壁农场。这位叔叔原是中学教语文的老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而且按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研究过风水，懂得里面的一些门道，他们单位许多老人去世的后事都是他料理的，做这等事有经验。有了他的自我推荐，再加上是自己所熟悉的长辈，我这心终于放下来。立即请他上车又上了一次红柳滩。
叔叔是第一次到红柳滩，自然不像专搞丧事的师傅熟悉地形，他在这土地上来回穿梭，跑了近两个小时。说来也真巧，他选择的方位和师傅选定的方位完全一致，也是那片红柳丛处。
不知道这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巧合，看来，在西戈壁土地上生活了43年的母亲，注定是要和这片红柳林为伴。
二
母亲出生于公元1928年5月16日。
她出生地用现在的地名，应该是江苏省邳州市议堂乡薛村。村庄紧靠着古老的大运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此地被山东、安徽、江苏都曾管辖过，直至1954年国家区域划分时正式将此地交于江苏管辖。
母亲属于命不好的那种人，因为在她不到12岁时父母双亡。家里没了父母，作为大姐，她还要照顾两个比她小4岁、8岁的弟弟和妹妹。想想那个年月，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走过来的。
当某一天我问起母亲那段日子时，母亲说，熬呗，日子是熬出来的。为什么我那么早出嫁？是因为家里那几亩薄田打下的粮食实在不够糊口。你父亲家当时条件比我们家要好，我嫁出去了，可以省下口粮给弟妹们吃。
听母亲说，父亲家庭状况原本不错，他们从小订的是娃娃亲。父亲在龚家学堂读书时，可以说过目不忘，很得先生的喜爱。可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那时患了重病。母亲说，那病现在看也不算什么病，可能是尿结石、肾结石或阑尾炎之类，但那种病疼起来要命，犯病时身体缩成一团，捂着胸口满地打滚。也正因为这种病，爷爷早早抽上了大烟。因为大烟可以缓解病痛，但也为他家庭的衰败提前埋下了伏笔。大烟抽了几年，非但未有治好自己的病，还结束了爷爷的生命。如果爷爷不患病，他这个家庭在我们整个龚湖村属于富足家庭。这是因为爷爷在龚湖村有水田和旱田100多亩，在运河镇上还开有一个商行，在村子里属于富裕之户。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明是，母亲说，我的父亲是大房所生，但不久就去世了。紧随后我爷爷又娶了二房、三房。这二房、三房的女人不是本地人，而是相邻省份的河南、安徽女人，而且和我爷爷都育有儿女，只是当我爷爷闭上眼睛之后，她们怕族里人欺生，在分得一些钱财后就带着儿女各回家乡了，自从之后再无音讯。
母亲说她自幼时见过那两房太太，人长得还算漂亮周正。如果当时爷爷没有足够的银两，是养不起那一大家子的。
父亲上面有两个姐姐，他是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在家境好时自然过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生活。可当爷爷一闭眼一伸腿，族人中趁火打劫的不在少数。有些人拿出真真假假的借条，说爷爷何年何月借了他多少的银两，现在人虽然走了，但父债子还，账还是要算的。父亲在亲戚的帮助下安葬了爷爷，手中哪有什么余钱，无奈只有卖地还账。到两年后母亲过门时，爷爷死前留下的百十余亩土地被父亲卖掉了三分之二，只剩下30余亩薄田，就这样还有亲戚说爷爷生前的账尚未还清。
母亲嫁给父亲那年是1943年12月底。
那年母亲15岁，父亲13岁。
母亲说，成婚后的他们并不知道婚姻是什么，只晓得生活更加艰辛、困苦。
在母亲65岁时她生养的4个儿女嫁的嫁了，娶的娶了，或许感到她所有的事都了结了，心也踏实了，她有一天对我们说，想想这辈子把你们都养大了，自己也知足了。说着话忽然掉下眼泪。又说道，她这辈子可是好几次从阎王爷那里逃生过来的啊。扳指算算，至少有3次闯了鬼门关。
第一次是扒日本鬼子的火车。
那是1943年3月的一天，运河开冻不久，河岸边的青草也才刚冒出芽尖，她就和几个伙伴开始扒火车了（枣庄通往徐州的货车）。那时节运货的火车速度相对较慢，大人小孩只要身手敏捷基本都可爬上去。有些装货的货车没有盖篷布，附近沿铁道线的人们是能扒到什么东西就扒什么东西。那天母亲扒上火车后正暗自高兴，因为这趟货车竟然拉的是粮食，这可是春荒救命的东西啊。正当她和另一小伙伴合力将一袋粮食推出车厢时，猛然发现几把刺刀在离她们不远处亮闪闪地晃荡，原来是押送这些粮食的日本兵。两个小女孩见状，飞身就跳下了火车。而就是这次跳火车，母亲当时就被摔死过去。当好心的人将母亲抬回到家中时，母亲几天几夜都未醒过来。听母亲说，是一个叫七姑奶奶的人守着母亲才捡回了一条命。那一次母亲卧病在床半年，由于腰背脊受伤，无钱请大夫，只靠当地的土郎中用点民间偏方。母亲说，那几个月她白天黑夜躺在屋子里，两眼只能看房梁上的柱子和蜘蛛网，无法起身，无法动弹。好在老天爷的眷顾，她在床上躺了半年多之后，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
第二次是乘竹木筏子过长江。
1947年秋，家里种的粮食还没有收上来，就又被上门逼债（还是爷爷欠的债）的人堵到屋门口了。而此时的父亲已在两年前跟着村里的人到南京城去拉黄包车，一直再未回来。田地里收下点粮食，还没拿回家，就被要账的人给扛走了。就那样还有人拿着借条来堵门，而母亲又没有权利做主将家里的田卖掉还债，因为卖地需要父亲签字按手印，因此她要到南京去寻父亲回来商谈关于卖地还债的事。
从邳州到南京，母亲说一路上她也不知怎么走过来的，而当她走到长江边时，她才感到恐惧，原来家乡浩淼的运河在长江面前根本不值一提。长江风高浪急，她乘坐的小竹筏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抛入浪的谷底，母亲双手死死地抓住竹筏的护板，衣服被浪打得湿透了。当竹筏穿过雨雾，眼看着快到岸边时，一个大浪打来，他们在竹筏上的十几个人瞬间被打翻倒扣在水中。幸亏她是抓着护板，被浪头给抛了出去，否则就会被倒扣死在竹筏里了。
母亲说，那次在南京城寻了半个月终于找到父亲，两人回家乡卖了10余亩地，总算偿还了那些上门逼债的人。因为这些年陆续将父亲名下的土地卖出，到解放划成分时，父亲和母亲的家庭成分划为中农。若是按我爷爷在世的土地来计算，他们怎么也逃不掉“地主”这个成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子女则成了“黑五类”的后代，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第三次是淮海战役运送军粮。
那是1949年元月初，已是寒冬之际，在苏北平原的淮海大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在这里进行国内最大规模的战役决战。战火在这里已经交织了好多天，所有的村庄都被炮火光顾了多次，大都成为废墟。层层的包围和反包围，参战的双方还在源源不断地投入兵力，战争的胜负仿佛在瞬间就可确定，可这个瞬间由于持续的时间过长，而令人感到焦虑。
那天下午6时，太阳已沉入裸露的大地，在运河边这个叫薛村庄的村子里，晃动着长鞭子的母亲正和一个比她年龄还要小几岁的解放军战士僵持着。母亲年轻的脸颊被刮来的夹着雪花的西北风吹的通红。小战士的脸也有点红，但那红不是被风雪吹的，而是因为说服不了母亲而感到无可奈何，或许还夹杂着一种愤怒。老村长的及时赶到使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原来母亲那时已加入了村里的青妇会，正在为部队准备干粮，而年轻的小战士则是运送干粮的。这本是正常的支前工作，可因为负责带队的小战士所在的运粮队带的牲口不够，需要借用几户老乡家的。当他进门时发现母亲家有头正拉磨的毛驴，想借用一下，但没想到母亲听了这话，扬扬眉说，借用可以，但她必须和战士一起去，完成任务后再把牲口牵回来。小战士说，送干粮的地方正打仗，非常危险，她不能去，解放军说话算数，他一定会将毛驴安全送回来。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老村长十分清楚母亲的心思，别看是头小毛驴，可一头牲口对庄稼人来说就是命根子。于是，老村长对小战士说，我们这里的人炮火见得多了，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相反，她可是在这里长大的，这里的沟沟坎坎都熟悉，还可以给你们带路。听了老村长的话，母亲朝小战士眨眨眼睛，仿佛说，这下没得说了吧。
母亲和小战士一起随着送粮的队伍趁着夜色出发了。他们一路无语，沿着被炮弹炸焦的土地匆匆而行，只有牲口的蹄声在空寂的夜里越发显得急促。在走了两个多小时后，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尽管河面不宽，但由于不时有炮火飞过，运粮的牲口收到了惊吓，蹄子还未沾水，屁股便拼命的往后挪，怎么也不愿下河，弄得几个牵缰绳的战士拼着老劲才拉住，急得带队的小战士跟前跟后也没有控制住，正当小战士一筹莫展的时候，母亲跑到了他的跟前说：“用东西把牲口的眼睛蒙住，它们就听话了。”“行吗？”“准行。”在小战士和母亲的一问一答中，被蒙上眼睛的牲口分不清东南西北，只好乖乖地被牵着渡过了河。
过了河，小战士靠近母亲低声说“大姐，谢谢您。”
第二天凌晨，运粮队准时到达部队。母亲牵回了自家的毛驴，说要立即回去。部队首长说：“等天亮了再回吧。”母亲说：“你们有任务，我在这里碍事，再说早点回去还得准备支前的事。”首长说：“也好，不过这么多牲口一个人是无法赶回去的，这样吧，还是让小张辛苦一趟，送你回去。”母亲这时才知道那个年轻的小战士姓张。
母亲和小张赶着牲口往回走，此时天已蒙蒙亮了。走了一夜路的他们并无睡意，母亲甚至还哼了几句当地的小调。小张也很兴奋，他告诉母亲，这一仗打下来离全国解放就不远了。说话间，两人过了河，隐隐约约都可以看见母亲所在的村庄了。母亲对小战士说：“我已经到家了，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小战士向母亲敬了个军礼说：“谢谢你，大姐”。小战士说完，正要转身往回走，忽然，呼啸而来的炮弹声在耳边响起，母亲呆呆地站着，正不知如何处置时，小战士瞬间将母亲扑倒在地。转眼间，爆炸掀起的气浪掩埋了母亲。当爆炸声停止，母亲爬起来大声呼喊“小张”时，才发觉刚才那个活蹦乱跳的年轻生命已停止了呼吸。
母亲说，小战士为救她而牺牲，当时她的眼泪像这河水一样止不住地流淌。她将小战士紧紧抱在怀里，一步一步向这个黎明前的村庄走去。
10天之后，淮海战役结束，全歼国民党部队55万人。而此后不到10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而那位叫“小张”的战士被埋藏在这河边，时至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全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家在何处，只有这河两岸的迎春花年年为他开放。
这个故事，自我懂事起，母亲每年都会给我讲述一遍，每次讲述的时候，母亲的双眼都含满泪水。
母亲说，寻找小张的部队是她今生的一个心结。因为那场战役参战的部队太多，而部队驻防、换防频繁，打完淮海战役之后，听说小张所属的部队又去解放大西南。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新中国成立后，她多方打听，依旧没个结果。但她相信，小张的部队是不会忘记他的，他的战友也都不会忘记他的。运河边的村民们同样也没有忘记这个不知名的小战士。每年清明，小张的坟前会堆满这块土地上开放的数不清的野花。而以小张的生命为代价活下来的母亲，一生都认定自己的命是小张给予的。母亲从家乡到新疆后，她还经常让父亲写信给家乡的亲友，让他们定期到小张的坟前扫墓、烧纸。
直到80年代末，淮海战役在家乡修建了烈士纪念碑，小张的坟墓迁入烈士陵园，母亲的心才放了下来，她说，小张终于回家了。
2006年4月，清明前夕，母亲在她退休后第二次回故乡，她和父亲带着大姐到烈士陵园，为小张敬献了花环。
三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家庭是中农成分，加之父亲年轻又有文化，很快受到村里的重用，在村里当上了会计。父亲算账清晰，每笔出入让大家伙看的明明白白，村里的人都夸父亲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听别人夸赞父亲，母亲自然也是非常欣喜，而让母亲更为兴奋的是父亲不仅入了党，而且在1953年以干部的身份调往新疆，并进入了乌鲁木齐市一个区的保卫部门工作。父亲由于是党员，加之笔杆子、嘴巴也算厉害，很快成为机关秘书。
不久，母亲也从家乡走了出来，在父亲所在区的一家医院工作。此后很多年，我们自幼起就听母亲唱《小燕子》这支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这是因为母亲在这家医院当护士，而《小燕子》这支歌， 则是那个年代有一部叫《护士日记》电影的插曲。
因为母亲喜欢这支歌，她活着的时候经常哼，歌词我们自幼都熟记了，而当她被埋入深深地泥土中之后，每年在她的坟前，姐姐妹妹们在她的坟前磕完头后，都会唱小燕子这支歌。她们说，在地下的母亲是能够听见的。
只可惜我出生的年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1963年，也是父母亲最灰头土脸的日子，那时候，他们已从乌鲁木齐又转回了家乡。为什么干得好好的又转回家乡，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母亲的“下放”。
父母亲原本也可以不用回家乡。因为父亲是正儿八经以“干部”的身份调动过来的。“下放”是从母亲身上开始的。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国家为了克服连续3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暂时困难，决定精简下放城镇有关人员，而母亲由于来得晚，再加之她又不是专业出身，理所当然的成了精简人员。母亲的精简，让父亲很是有些恼火，他觉得和母亲条件差不多的人，甚至有的人比母亲来医院还晚，但此次并未在列入精简人员名单。于是和医院的负责人争执之间拍了桌子。那医院的负责人人觉得必须杀杀父亲的火爆脾气，认定一个小小的秘书敢于对他发飙实在过分，便将父亲拍桌子的事当作一个严重问题，由医院行文通告了父亲所在单位。父亲单位的领导得知情况后对父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令父亲深刻反思检讨。如果父亲写一检讨此事也就罢了，给上级领导，给医院都有台阶可下，可父亲是个犟脾气，他非但不承认错误，而且拧上一根筋，并且发出大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写检讨不可能，除非把我也精简了。当时父亲任职的单位也正巧有精简干部的名额，这时候谁都怕这名额落到自己头上，父亲这“豪言”正好给别人落下了口实，他可是自己主动要求“下放”的啊。于是父亲一时的逞口舌之快，让自己卷起了铺盖，和母亲一起回了家乡。当时，和父亲曾一起工作的同事，此前有的已调到别处，得知父亲和母亲的事情后，主动联系要他们离开乌鲁木齐，调到他们所在的伊犁、塔城等地，可父亲那时年轻气盛，执意要走，他认为凭自己的本事到哪都能讨口饭吃，活出个人样。
然而，回到老家的现实境况很快击碎了父亲可怜的自尊。因为这次返乡和以往他们回来探亲时高朋满座完全不一样，那时人们对他们是怀着羡慕的目光，讨好的目光，而此次回归是一种落了毛的凤凰不如鸡的状态。父亲想过去自己在村子里是十分有威望的，凭自己的本事至少能混个不用下田干活的差事。可当他拎着两瓶酒走进大队干部的家里，他喊着大爷时，换来的都是虚情假意的敷衍。这时候父亲可能才明白过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如果自己还在乌鲁木齐机关里工作，别人对他是不会这样的，可惜此时木已成舟，他心里即便是有一百个后悔，但也无济于事了。
虽然一个村子大都姓龚，因父亲这一支三代单传，在很多事情上是靠拳头说话。父亲自幼属于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人，根本不是和别人打架的对手，再加之无兄弟帮手，遇到欺负人的只好忍着肚子疼。母亲曾说那次回到家乡，最让她生气的是住在我家西头的一个他们称作二叔的一家。我们家这所宅院位于低洼之地，运河发大水倒灌时常常会将村庄淹没，因此，在爷爷家资充裕修建院落时，请人从外面拉取了大量的泥土抬高地基以防水患。而在父母离开家乡后，邻居无钱维修自家院落，又不想去远处取土，就带领自己的家人，长时间挖父母院落的地基。挖的久了，雨水浸泡，有的地方岌岌可危，随时都会塌陷。父母回家乡之后，那家人还不收敛，只不过不再用小车来取土，而是继续用筐子来挖土，有天晚上被母亲当场抓住。母亲不像父亲懦弱，遇到这样的事不会吃哑巴亏，见那户人家不仅不赔礼，还仗势欺人，便满村子里吆嚷起来，搞得那家人很丢面子，只好停止了挖土行动。直到18年之后的1983年，父母亲回到家乡老家，那6间正房还在，只是通往园路欧的仅有一条不足40公分的小路可行走，院落已不在，其余地方全塌陷成了深坑。不过，不远处邻居家的墙基倒高高垒起。陪着父母亲的亲戚说，你们走了，那家人也就更无所顾忌了，过去还偷着用筐取土，到后来直接用小四轮拉土了。父亲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倒是母亲显得很豁达，她说，都让他取走好了，我们死了，就埋在新疆了。如果他们家想用那几间房，让他们扒了也好，闲着也是浪费。
父亲问母亲，你这次为什么不计较了？
母亲说，计较什么呀，这些年到了新疆，到了西戈壁，才觉得人的目光要放远一些，人一辈子争来抢去的，到头来还不是一把黄土。再说，哪里黄土不埋人啊。我生养的儿女都在新疆生活，我们死了也不可能回到运河了。等闭上眼就埋在西戈壁，逢年过节儿女们还可以到坟上陪我们说说话。
在父母从乌鲁木齐回到家乡的5年时间里，唯一使他们感到欢欣和喜悦的是我的出生，因为是我们龚家第四代单传的男孩，他们的兴奋无可言表。这也让母亲认为老天爷是公平的，虽然他们离开了城市回到了故乡，但上苍还是赐给了他们传宗接代的生命延续。这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安慰是异常强大的。
我出生在那个年月，是和贫困相伴的。母亲说，那个年月人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奶水呀。我生下来又好哭闹，像个欠饿的讨债鬼，整天就趴在母亲的乳房上吸吮。那时吃不饱饭的母亲的乳房哪会有奶水，而我的小嘴吮吸的是母亲的疼痛。而这种吮吸母乳伴随我到8岁，已上了小学二年级，那时候在西戈壁农场，母亲又生下了妹妹，而我会贪婪地和妹妹一人一个抱着母亲的乳房吸吮。那时候和母亲一起在大田地里干活的阿姨会取笑母亲，你看你把儿子惯得像个什么样。
在我出生三年后的1965年4月，清明刚过，母亲和父亲采取了对于他们人生来说又一次挑战命运的重大的行动，那就是离开家乡，第二次重返新疆。
这次离开故乡，不像上次父亲调干，喜气洋洋，满村皆知。而此次去新疆，大有逃难或者说大丈夫一去不复返的悲怆。一切都在悄然中进行。父亲在来疆前事先给原在机关工作的一个同事，现在昌吉某县局任局长的朋友寄了封信，看能否去落户或参加工作。那个朋友倒很爽快仗义，说西戈壁农场正大力开发建设，需要人手，他和那个场的领导认识，打个招呼过去没问题。而且事前局长的姐姐姐夫也去了那个农场。有了落脚之处对父母来说是件大喜之事，于是连忙购买车票，收拾行李，能带的东西尽量带走。此次一走，这个故乡何时能够再回来谁也不知道（从心里来说，父母也没有准备再回来的打算）。
只是在带一个重约10多斤的铁鏊子上，父母有了争议。父亲说，太重，去那么远的地方，背上它干嘛。母亲说，到了一个新地方，一家人总是要吃饭的，没有铁鏊子怎么摊煎饼啊。母亲不顾父亲的劝阻，扔掉了两件捆好的行李，将铁鏊子从家乡背到了西戈壁。你可别说，正是因为有了铁鏊子，在那个粮食极其珍贵和匮乏的年代，无论白面、玉米面、高粱面，在母亲的铁鏊子上都可以完成华丽的转变，让我们贫困的生活变得有滋味。
在从连云港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上，在西安火车站，还发生了我丢失的事情。我长大后大姐告诉我，那次火车在西安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都下车去买吃的，父母、二姐、大姐和我也都随人流下了车。当在站台买完东西火车启动时，母亲才发现我不见了。大姐说，母亲那时像是疯了一样，在车厢里一边哭一边大喊：快停车啊，我的儿子还在下面，没上车呢。听到母亲的哭声，车厢里的很多人赶过来劝慰，因为想让火车停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正在母亲哭天喊地的当儿，围拢在母亲身边的一个人突然说，刚才见过一个小孩哭喊着妈妈，从这节车厢往后边车厢去了，不知是不是你的儿子。母亲一听，立即从桌位上站起来，顾不上擦眼泪，就往后边的车厢跑去。当她路过一节车厢时，发现我边哭边喊着妈妈在抹眼泪。母亲一把把我抱在怀里，紧紧搂住说，儿呀，你是怎么上来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要是找不到你，可真会要了娘的命啊。
至于我是怎么从站台上的火车，至今还是个谜。父亲说，我是由大姐、二姐一路带着的，可大姐、二姐没有把我拉上火车的印象，而当时3岁的我又不可能自己从站台上爬上车厢。是哪位好心人顺手把我拉上车就不知道了，总之，见到失而复得的我，母亲一路上再也不舍得让我离开她的怀抱了。
四
在西戈壁农场，我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了近30年。30年很多事走远了，但有些和母亲相联的事如长在自己脑海。
第一件事是家里3次搬迁地窝子的经历。
靠着父亲老战友的帮忙，父亲和母亲没费什么周折就来到了西戈壁这个紧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农场。
因为初来乍到，又是拖家带口，最为关键的是父亲的老战友给这个农场的场长打了招呼，所以我的家很快被安排到西戈壁四队。因为连队无多余的空房子，四队领导临时让我们家住在了队部的地窝子，这也是我对地窝子的第一次认识。
论住宿条件，这里当然比不上家乡，但这里唯一的好处是根据劳动力和孩子的年龄每月定量供给粮食，可以勉强填饱肚子。能够吃上饭，对于那个年月的父母来说已经很感激了。我们在这个地窝子住了4个多月。到了当年的秋天，父母决定自己搭建一个地窝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建地窝子，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一是父母来时是春季，落完户就要参加劳动，没有时间准备搭建地窝子的材料；二是搭建地窝子仅凭父母两个人是无法完成的，而他们刚来西戈壁认识的人又不多，况且生产队暂时提供了住宿的地方，这样就拖了下来。但是住队部毕竟不是长远之计，于是父母在劳动之余便向别人打听搭建地窝子需要准备些什么，并按照别人的指点，砍了几棵梧桐树，所以这个地窝子搭建得很仓促。就是因为仓促，却几乎要了我们姐弟3人的命，这是母亲一说起来就非常懊悔的事。
那是第二年的7月底，西戈壁的土地被太阳晒暴了。那些一眼望不到边的条田里的麦子正一片一片地垂着金黄的麦穗等待收割。生产队的劳力基本上都是披着星星出门，伴着月亮回家。那个季节家家户户是不开火做饭的，全部由生产队的大食堂供应一日三餐。当然，那时候的大食堂也没什么好吃的，很少能见到米饭、白面馍等细粮，大都是玉米面发糕和高粱面饼子。油水很少的煮菜可以随意自己取。由于那时肚子里缺少油水，人人饭量都大得惊人，每顿饭吃上一公斤发糕和高粱饼子的人不在少数。大人去出工，家里的孩子只好在地窝子里玩耍。肚子饿了去大食堂记个账就可以拿到吃的了。那时我们姐弟三人的年龄分别是12岁、7岁和4岁。因为连队还没建立小学校，故父母去割麦就将我们姐弟三人放在地窝子里。那天午后，按照原来的习惯，我们都会在铺得厚厚的麦草铺上睡觉，可不知为什么，那天7岁的二姐老是睡不着觉，不是说这儿不舒服，就是说想到外面玩，大姐怎么也哄劝不住。在两姐妹的争吵过程中，大姐突然发现地窝子的屋顶往下漏沙子，并且伴随着“吱吱”的声响。二姐说不会有老鼠在上面打架吧？大姐说不会吧，老鼠打架不应该有这么多沙子漏下来吧。说话间，大姐发现屋顶的沙土漏得更多更快了，屋顶吱呀的声音也更响了，她说声不好，连忙从床上抱起还呼呼大睡的我，并随手拉着二姐的小手跑出了地窝子的门。就在大姐刚把我们带出地窝子的门时，地窝子的屋顶就全部塌了下来。那塌陷下来的沉重响声和高高扬起的灰尘使生产队没下地干活的人全部赶了过来。有的人边看还边叹息，直到看见我们姐弟三人远远地站着在发呆，仿佛才缓过神来说，这几个孩子命可真大，前几天上边有个生产队的地窝子就发生塌陷，把一对双胞胎活活闷死在里面呢。母亲在麦地里不知如何得到家里地窝子塌陷的消息，她扔下正割麦的镰刀，疯了似的跑回地窝子，直到把我们三个孩子上上下下都摸了个遍，像是才清醒过来。她说多亏老天爷啊，看来我前世一定做了许多善事，老天爷才这样待我，没让我断子绝孙啊。好多年后，每每提到此事，大姐说，那天从来不信什么的母亲跪在地上虔诚地向老天爷磕了三个头。
当天晚上，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架。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母亲发那么大的脾气，这倒不是因为父亲未能及时从塌陷的地窝子中将铺盖和能用的物件搬出来，而是母亲责怨父亲为什么当初搭建地窝子时未能选择结实些的材料。母亲说如果今天几个孩子有个好歹，有个闪失，我会跟你拼命的，我也就不活了。总之，在母亲长时间的唠叨声中，父亲完全丧失了反驳的机会或者说丧失了反驳的勇气，只好低着头一根接一根地卷着莫合烟。
没有地窝子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出事后的第二天，生产队长抽调了连队几个壮劳力，用生产队唯一的一辆马车到邓家沟海子边，砍伐了几棵几人才抬得动的粗大的梧桐树，决定为我们家重新搭建一个地窝子。这个地窝子选择在离生产队队部不远的土岗上，那里地势较高，土层属红黏土，虽然不好挖，但比沙土结实。当时那里已经有了几户人家。我们家的地窝子紧挨一户姓孟的安徽人家搭建。这次我家新建的地窝子由于帮工的都是懂行的人，再加上房梁也选择的是结实粗壮的大树，用邻居孟师傅的话来说就是牛踩上去也不会塌下来。母亲对这次新建的地窝子看来也是非常满意，一是比原来的要宽敞，二是处了个不错的邻居，三是为地窝子的事她没再向父亲埋怨。
我们和孟家在那个当时看来还挺满意的地窝子又住了4年。4年之后，随着连队“生产要好生活也要好”的逐步落实，西戈壁四队在东干大渠的东面，地基和墙角墙头用砖，中间用土块建起了几排新房。那可是西戈壁有史以来最豪华的房子啊。对那几排新房，每个路过的人都看得眼红，盘算着自家能不能分上。最后的分配方案是按每家的人口数来分，以前在渠西边已分配到土块房的人家此次不参加分房。这样，我们家虽然来得晚，但因为人多，很幸运地成了第一批搬迁户。搬家那天，所有分到房子的人家那高兴劲儿胜过过年，只是搬家后我们和孟家不在一排房子住，成了前后的邻居。
第二件事是母亲挖渠时点燃的一场大火。
挖大渠是连队里最重要的活，因为大渠底宽一般在2米，深度也都在两米以上，渠道两边长满了芦苇、芨芨草、毛冰草等，不把这些草连根铲掉，挖的大渠就不合格。那年母亲和另外几个人分挖的一段渠，各类杂草特别厚稠，镰刀和铁锹就在这些杂草面前好像无能为力，母亲看着大家伙砍杂草实在吃力，就用火柴将这段大渠边的杂草点燃了，她想把这些杂草烧除后她们就好挖渠了。谁料想火被点燃不到几分钟，猛然就刮起了西北风，火随风势，那火很快从渠边窜进了离渠道不足10米的防风林带。那林带是西戈壁人栽种的第一茬树，当时的每棵树都有人的胳膊粗了，大火在林带里肆虐狂舞，所过之处，绿油油的树枝立刻变成了黑黝黝的如焦炭般。母亲说，那是她最为害怕的，最感到无力的事，甚至比在淮海战场上推着独轮车耳旁呼啸而至的炸弹都感到恐怖。因为那不是一棵、两棵树，而是整整3000米长的一条林带啊。而且对处于西戈壁的农场来说，绿色树木的重要性是其它地方的人所感受不到的。因为正在挖渠，渠里没有丁点水，即便有水在那么大的火势面前，也是杯水车薪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母亲说她当时只想往火海里跳，被旁边挖渠的人死死拉住了，她说她当时死的心都有了，烧毁了这么多的树木，不要说赔不起，就是能赔得起，对这种“毁林”事件也不仅仅是靠“赔”就能解决的。
那场风刮了整整一天，那把火把3000米长的一条林带烧了个干净。看到在大火滚过之后还有些孤零站立的黑黑的树干，母亲那晚没有回家，她呆呆地跪在林带旁，她的眼泪在大火疯狂燃起时已经哭完了，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只是紧紧地抓住我们几个孩子的手。
当天晚上农场保卫科就来了人，把母亲和与她一起挖渠的几个人叫去问话。然后保卫科的人又和连队的干部紧急碰头，商量对这件事的处理意见，因为这么多树被毁保卫科的人也作不了主，此时必须上报农场领导，最后由农场决定。
母亲那几天真是惴惴不安，不要说吃饭，连水都没喝一口，晚上睡觉时紧紧抱着我。母亲后来告诉我，这件事她想了无数个结果，最害怕的是进监狱，那样我们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她说当时她和父亲说了，如果真要我们赔的话，我们这辈子哪怕不要一分钱的工资，栽一辈子的树都愿意。
后来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连队只让我母亲在全连职工大会上作了一个检查。事后母亲得知，这事多亏了徐姓连长。徐连长对场部保卫科的人说，谁也不愿意惹这么大的事，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些毁坏的树，我们连队可以全部补种，对所犯错误可以责成其本人检查，不要什么事都上纲上线。保卫科的人说他们只是奉命调查，至于最后的处理决定权他们说了也不算。连长和指导员在送走保卫科的人之后连夜去找了农场的场长和书记，把大火烧毁林带的事前因后果又都重述了一遍。场长和书记是徐连长在部队的老上级，听了徐连长的话之后觉得有理，便同意了连队补种树苗的意见，但最后要求徐连长必须保证每棵树都要成活。母亲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跑到队部，她差点给徐连长下跪，她说这世上好人还是多啊。
自此以后，母亲特别爱种树，不仅对那条新栽种的防护林常常去看护、管理，就是在我家房前屋后也都栽满了树，特别是在她点火的大渠边种下了好多的柳树。当母亲去世几年后，我回到生活过的那个连队，有的老职工对我说，那些大渠边的柳树还在，算算那些树龄都有50岁了。
母亲离开人世后，老徐连长还活着，但只能拄着拐棍走路了。有一年五月，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我在农场的公园里见到他，老徐连长还叫着我的小名，我们说起以前的事，我说母亲活着的时候说这辈子他都很感激你的。老徐连长笑着说，你妈那人可真叫厉害，骂人的话都不带重复的，但干活可真是一把好手啊，挖大渠，打埂子，有她别人休想得第一。夏收割麦子24小时连轴转，交公粮200斤的大麻袋和男人一样扛起来风一般地抬腿走。当说起那年的那场大火时，老徐连长说，都是些陈年旧事了。你看看现在农场的树，再不是那些胡杨、榆树、沙枣树了，全是些开花的树。现在的生活，是我们过去的梦啊。
还有件事是打土块盖房子。
从渠西边的地窝子搬到东边的平房，从居住环境上来说有改天换地之感，但随着我和两个姐姐的长大，搬了新房的第二年，家里又添了个妹妹，分到的一间半平房是无论如何也不够住了（半间房是因为和隔壁邻居共同分一间房，一家为南，一家为北）。而那一间房因火墙横在屋子的三分之一处。进门的地方为厨房，火墙内就是用土坯垒的炕。两个姐姐占了半间房，父母和我还有妹妹只有在一张大炕上睡觉。那时我已上了小学，虽然感到不方便，家家条件都差不多，有些家庭子女多的，同样是一间半房，居住条件还没有我家宽敞。母亲看到连队有些人家依墙而修建房屋，便决定打土块也盖一间房解决住宿问题。
母亲干活是把好手。无论是庄稼地的活，还是一些平常的家务活，父亲在她面前只有甘拜下风，而且母亲无论做什么都是雷厉风行，不犹豫、不拖沓，认准的事也都是毫不含糊地落实。
从我1970年9月上学开始，直到1978 年8月初中毕业，家里自搬到东干大渠的平房后，我觉得每年夏天家里都在盖房子。先是东头接了一间房，那间房虽然有5米宽，10米长，因为未有横梁，而是从房的中间2.5米之处，砌了一道7米多长的墙，以好搭建唯一一根4米多长，20多公分粗的松木。那还是母亲在东干大渠的出水口守了将近一个多月时间从湍急的大渠里捞上来的，这成了这间房唯一的主梁。这是我家盖的第一间房。因为房梁的缘故，这间房的布局变成了S型，来串门的邻居说，进了你家像走进地道战。因为有了这间房，原来大房间的火墙便可以靠着墙砌了，省出大半个空地，房子也变得敞亮起来，炉子则放到新建的S房，我在S房也有了一个睡觉的空间。尽管房间冬天依旧寒冷，躲在被窝里不愿穿衣服起来，但有了独自的空间，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开心的。
除了东边建起的S房，在与邻居家的分界线处，又盖起了堆放喂养牲畜的饲料房，在门前距正房10多米之处的地方建起了两间厨房。厨房背后又垒了个鸡舍，因为家里养了几十只鸡，所以要为鸡找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母亲对这种盖房子的工程可以说始终乐此不彼，好像盖上了瘾，在我初中毕业参加工作后依然没有停止下来。再后来，大姐要结婚。因为姐夫在部队工作，所以要有一个临时安身之处，于是在母亲的带动下，我们全家上阵打土块，在S房的东边又盖起了一间宽度为3米多的房子给大姐做婚房。
1981年，也就是母亲要退休的那一年，她见我住S房实在太憋屈，又全家总动员，沿着大房子和S房屋后又建起了两间新房。
在完成了这两间房后，母亲一不做二不休的又将属于我们家的地方砌起院子（这也是我们连队住家户的第一个院子），她还在院子里开了块菜地。母亲说，退休后，她的日子就是整天侍弄这块菜地。但母亲这个想法并未能实现，因为过了不久，父亲因为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而被兵团农六师作为“特殊”人才而转干，调到农场政治处工作了。随后不久，我们的家就搬到了场部。而这所浸透了母亲多年汗水的院子，也就留给了已结婚的还住在连队的二姐。
五
父亲和母亲几十年的婚姻生活算不算爱情我不清楚。
这辈子，他们之间也没少磕碰过、吵过、骂过、打过，甚至也提出过离婚的字眼，但过不了多久，两人又会和好如初，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
母亲有一年春节曾给我们说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她和父亲成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按运河边过年的风俗，家家户户大年三十到初二，都要吃饺子。因为爷爷死后家里已被逼债的人弄得缸里都没有了粮食，母亲用自己陪嫁的一点私房钱让父亲去街上买点面粉，割点肉回来，年总是要过的呀，而且这是他们成婚的第一个年头。可吃过早饭父亲就出门了，左等右等都不见父亲回来。直到天已傍晚，她听到门外有一阵咚咚的声音，打开门一看，只见父亲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鼓，正满脸兴奋地用两个棒锤在鼓上敲呢。母亲问，面和肉呢？父亲停下正敲的棒锤，指着鼓说，换了它了。母亲这个气呀，瞬间就爆发了，她顺手拿起墙边的扫帚就朝父亲打去。父亲一见情形不对，撒腿就跑。正是年关将至，村里许多人家都在准备过年，见一个小媳妇拿着扫帚满村追打丈夫，都跑出来看热闹。由此，母亲也就落下了“厉害媳妇”这个不知是褒还是贬的美名。事后，还是父亲的二姐得知消息后送来了饺子，才使两个小夫妻过了这个难忘的春节。母亲讲完后，抹了眼泪说，现在想想，你们的父亲那时还不到14岁，还是孩子啊。
我认为母亲之所以喜爱父亲，还是因为父亲身上所蕴含的文化。尽管母亲不识几个字，但她欣赏文化，喜爱有文化知识的人。父亲因为自幼聪慧，是我们老家附近有名的过目不忘的神童，春节写对联，送福字，小小年龄，满村大门上贴得都是他写的字。母亲自幼许配父亲，应该说她的心里对这个未来夫君是满意是欣赏的，以致后来，随着儿女的出生，生活目标的确立，她所想到的是如何使这个家庭过得幸福。下放之后回故乡的打击，使母亲心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就是不混个人模狗样，绝不会再回家乡。而父亲在西戈壁工作以来，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也干过记工员、出纳、保管、统计、会计之类，但在每个岗位上都待不长久。论工作业务能力父亲是没得说的，但多年来他为人处事不够圆滑，特别是遇到原则上的事，钉是钉，卯是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这也成了他被屡屡被“免职”的主要原因。想想，哪个领导喜欢比自己聪明的下属啊。
直到1978年底，我初中，二姐高中毕业参加了农业连队的工作（此前大姐在15岁时就早早参加工作），父亲再一次被下放到大田地里干活，而他感到空留一肚子墨水再也无用的时候，脑海里忽然一闪，决定写一部以家乡抗战时期生活的长篇小说。
母亲这时对父亲的关心化作了怜悯，她自认为父亲一生应该是做大事的人，可惜命运不济被困在西戈壁了，或许写书是这辈子唯一能改变他出路的机会了。连队冬季干活，主要任务是搓草绳，母亲说我们几个人把父亲搓草绳的任务承包了，以便父亲能够腾出时间安静的写书，并且吃饭时专门给父亲开小灶（无非比我们多吃两个鸡蛋）。就这样，一个冬季，父亲就完成了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
第二年小说顺利出版，母亲也光荣退休。
说到母亲退休，还要补充一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母亲到第一次来疆时的医院，找回了6年工龄，这对于她来说也算是意外之喜。因为多了几年工龄，意味着多拿一些退休工资，用她的话，这可真是没想到的事。
1982年5月，父亲和母亲在离别故乡17年之后，又回到了故乡。这一次回故乡，他们颇有些荣归故里之感。因为龚湖村出了个作家，而这个作家是当年连夜狼狈逃出村庄的人。
那时父亲的身份变了，他成了新疆兵团文联委员、农六师文联副主席，当地的宣传部门派出人员陪同采访。
那次母亲在故乡串了好几家亲戚，有些凯旋、显摆之意。而村子里的那些曾经冷眼看过父母亲笑话的人，此时有的不好意，有的则全然不记得当初的作派，此时反而显得尤为热情，令父母大张嘴巴一时还反应不过来。那一次，从母亲的笑脸中可以感触到，她这辈子嫁给这个男人，虽然承受了很多的辛酸、眼泪，甚至委屈，但现在父亲因为一本书而获得荣誉，而由此改变的命运让她感到所有岁月之苦之累的承受，也都值了。
母亲对父亲的夸赞，一辈子都没有什么新鲜词汇，说且作为一个运河边大字不识几个的女人，她也说不出那些红袖添香、柔情蜜语，用得最多的就是“死鬼”二字。“死鬼”是什么意思？在母亲去世后几年有一次在内陆开笔会时，正巧碰上徐州的一位作家，我让他给我讲讲其意。那位作家笑着说，这是徐州女人对男人亲昵方式的一种表述。表面上是嫌弃，但从嘴里冒出的又代表一种娇嗔，比如“看到俺家死鬼了吗？”“这死鬼又不知跑哪鬼混去了，一整天没见到人影。”甚至洞房花烛夜，也可说“你这个死鬼呀”。
“死鬼”一词，或许是母亲对父亲的最高赞赏。
六
当母亲又一次躺在医院病床上，面对母亲那日益消瘦的脸，我依然坚定地相信母亲能够战胜病魔而站立起来，因为在我心里母亲的形象始终是高大的、坚强的，是什么东西也压不垮的。尽管母亲已近八旬，满头白发，但作为大运河的女儿，母亲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母亲这些年对待生活磨难给予的坦然和韧力，使我的血液和骨子里都能时时刻刻体会到那种刚强。
但这一次，我忽然切实地感觉到母亲的苍老和无助，甚至连说话的语调都失去了往日的利朗。母亲真的老了，真是被病魔折腾得没有力气了，还是刹那间觉得我真的是长大了？其实，当若干年前我的女儿都已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在别人的眼中，我早已到了人生的中年阶段，可在母亲的眼中，似乎我还是没长大的孩子。很多次当我回到农场，回到家中，母亲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的身体依旧会亲自擀锅面条，然后用筷子捞出满满一碗，看到我大口大口吃下，她才会长长地出一口气，才感到心满意足，好像她完成了一次重大任务。
20多年前，我出版过一本散文集，在家里放了几本，母亲对来家里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的，总爱拿那本书炫耀，而且指着我的名字给别人看，并满脸自豪地说，这是我儿子写的书，比他父亲还有出息呢。
母亲对女儿的疼爱不需要言语，这来自生命中的点点滴滴而成为永不湮灭的印记。孩提时代，由于贪玩，我身上穿的衣裤常常不是今天被撕裂了口子，就是明天被刮得拆了线，最可气的是有次从连队沙枣树上跌下，整条裤子从裤脚直撕到裤档。害怕母亲的责骂，自己找了根细铁丝当线把裤腿“缝”了起来，没想到这个秘密还是被母亲发觉，因为当第二天早晨我再穿裤子时发现裤子上的铁丝不见了，拆线的裤子已缝好并洗干净了。我不知母亲那天看到裤子时的心情是何模样，是苦笑还是心疼。很多年后有一个春节，母亲那时已退休，我问起件事，母亲笑着说早忘了。你小时候干过那么多调皮的事，当妈的怎么能件件记得清呢？我知道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母亲是不会忘记的，因为儿女所有的顽皮和欢乐都装在她的心中，而包容和宽容是她的天性。
长大了，参加工作后。终于脱离了母亲的视线，离家乡也越来越远，逢年过节回去，同学、朋友便又嚷着相聚去了，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虽然内心也想与父母多在一起聊聊，谈张家长李家短的事，但这种愿望被自己的随意和不经意带走了，而且总认为还有下一次，下次抽出时间一定多陪陪父母。
躺在病床上的母亲不爱说话，或者是她想说但也无力了，她嘴里不时发出难以察觉的呻吟，额头上还不时地沁出许多的汗珠。我一只手用毛巾给她擦汗，另一只手紧紧握住母亲的手。我能感觉到母亲握住我的手的温暖，而且我体会到母亲希望我就这样永远地握下去。望着母亲，我不知用什么方法能够减轻她的痛苦，嘴里只能轻轻地呼唤着妈。
病房的夜晚很安静，不到夜里12点，灯光就全熄了，唯一能感觉到的是插入母亲鼻孔中氧气瓶的声音。那晚护理母亲几天的姐姐和妹妹们回家休息去了，半夜时分，我感到母亲在床上辗转，我打开灯，问母亲哪里不舒服。母亲摇摇头，脸上是那种欲言又止的神色。我忽然记起二姐曾说母亲夜里要起夜，又赶紧问是不是要去卫生间，母亲很难为情地又摇摇头。我掀起母亲的被子，摸摸床单才知道，原来床单早已被尿湿了，母亲的睡裤也早已湿透了。我要帮母亲脱下来洗洗，母亲说不用，等天亮你二姐来再说吧。我鼻子一酸，什么也没说，帮母亲重新换了一条干净的睡裤。当我拿起裤子要去洗时，母亲又说，你是男人，洗衣服的活还是留给你姐姐妹妹去做吧。听了母亲的话，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为掩饰，我故意把卫生间的水龙头声音开得很大。这是我活了40 多年来第一次为母亲洗衣服呀，而从生下我起，母亲就一把屎一把尿地为我洗过多少次呀。
此后不到10天，病魔夺去了母亲的生命。而一生只为母亲仅洗过一次衣服则成了我永远的痛。不知哪位哲人说过，有些遗憾，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弥补，而有些遗憾，却是失去了，再也无法弥补。
其实，做父母的既不求儿女的高官厚禄，也不求儿女奉上的山珍海味，他们从不会向儿女索要什么，在他们心中只要儿女平安幸福，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了。
好好地生活，好好地爱我们的父母吧，趁我们还能为父母做些什么的时候，再忙再累，也要挤出点时间回到他们的身旁。对于父母来说，能够常常有儿女围在他们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
七
母亲姓薛，名怀英，逝于公元2008年11月19日，享年80岁。
现如今，这红柳滩再也不能成为坟场了，几年前，农场新建了陵园，西戈壁所有死亡的人有了长久的安身之处。红柳滩这里，坟场曾经有的繁华和落寂，随着这里坟茔不断迁往陵园人数的增加，坟茔的默默无声塌落，这红柳滩最终又会成为西戈壁一块良田。而母亲的坟茔之所以未迁往陵园，那是在等待父亲的百年之后。父亲这人活得很明白，对死看得很坦然，他今年已九十有二。在九十岁时已写好了自己的悼词，甚至连追悼会上用的遗像都准备好了。他说，这辈子能活到现在这个年龄，已经很知足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候你们母亲骂我“死鬼”的召唤。
或许到那一天，母亲就要离开这红柳滩了。到那时我们做儿女的会把父亲和母亲安葬在一起，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去享受人间未完的幸福和快乐。
龚培德，编审，新疆《法治人生》杂志社执行主编，新疆报告文学会副会长，乌鲁木齐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新疆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中短篇小说、散文刊发于《北京文学》《清明》《湖南文学》《安徽文学》《散文选刊》《青年作家》《读者》《作家文摘》等。作品入选《2017年中国精短散文》，2019年高考文学类阅读试卷。出版长篇小说《帝国之花凋谢上海滩》《西域谜案》《卧底》；散文集《我在雪山草地等你》《邓家沟纪事》《父亲母亲》；报告文学集《折翅的红蜻蜓》《新忏悔录》《准噶尔的黄丝带》等300余万字。其“西戈壁系列”作品颇受文学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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