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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篇13 抗震救灾
大概是震后第二天（或者更晚一些），父亲回来告诉大家：毛主席派陈永贵副总理来看望大家，直升飞机就降落在县一中的操场上，陈副总理带来了毛主席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的指示。
大家心里顿时有了希望，毛主席都知道了我们受灾的情况，他老人家一定能领导我们克服困难战胜灾难的。
同时，父亲告诉大家，咱们县里在向上级汇报灾情的时候，确认我县是轻灾区，并向上级保证自力更生抗震救灾，不向上级伸手，把物资、人力让给兄弟县。
事后回想起来，当时县里对灾情的评估和定性，有点儿软驴子拉硬粪的嫌疑。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也不足为奇。当时整个中国都在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都在拒绝国外的援助。这是一种精神在支撑。
事后多年查阅了相关资料，才知道震级超过八级，就是开放性地震，应该允许国际救援组织前来救助的。但是当时国内的政治格局不会允许外国机构进入，所以定为七点八级。
按照科学的观点，衡量地震除了震级（能量）的标准外，还有烈度（破坏力）标准，同一级别的地震，烈度可以不一样。唐山大地震的烈度应该在十二级（最强烈的）。
我们县遭受地震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定为轻灾区也只是和市区相比较而言的。但如果说当时的干部故意瞒报灾情，那是冤枉他们的。那时的干部组织性、纪律性和奉献精神，远非是今日我们可以想象的。
县革委会主任在唐山开会，住在地委招待所里。凌晨地震时候被压在废墟里，在被救出来以后，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只是催促救援的人员快去救别人。
最终他错过了被送往机场转移到外地的机会，延误了治疗，在滂沱的大雨中静静的死去。死时，身上穿着土布的小褂。没人知道他曾经是名震冀东的抗日英雄，没人知道他是高级干部。
二十年后，我认识了这位老干部的儿子。在谈到这件事时，我深深的为老人的遭遇惋惜，反倒是他的儿子出奇的淡定，只说了一句话：他们那辈人就那样儿，生是那样儿，死也是那样儿，就是为了一种精神。
其实我的父亲也是一样的，他把分到村子里为数不多的救灾物资，率先分给了受灾最重，最需要帮助的人家。他自己连一包压缩饼干都没有往家拿。二姐想要一双凉鞋，出去干活要趟水，他不允许（甚至是动怒了），最后大队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一把手电，说是让他夜间巡查用（我记得清楚是一把紫色的塑料手电）。
还有一个小事儿，我记得非常清楚。
地震第一天，村子里一户人家找到父亲请求帮助，要大队出具介绍信，他们要去唐山寻找亲人。而这个人正是在四清、文革中与父亲有过激烈冲突的人。
父亲没有迟疑，吩咐大队的人出具了介绍信，又安排副业厂的人赶紧发动柴油机，给他家打了几十斤面粉，作为路上的干粮。又嘱咐了他们兄弟几个路上注意的事项，打发他们赶快上路。
房子不敢住也不能住了。当务之急是要造一间简易的棚子。
哪里去找木料？把院子边上的几棵榆树砍了，粗的树干做檩条，细的树枝做椽子。凑来凑去还缺三根柱脚（支撑房顶的立柱），咋办？
正好院子西边有三棵洋槐长得很挺拔，间距也比较合适，因地制宜，把檩子绑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当起了柱脚。
椽子的上边，交错着铺上了树梢，编成笆片。这个工作应该是二姐完成的，她身体灵活善于爬高，胆子也大，很适合完成这项任务（当时大哥已经返回部队了）。只是她的手上胳膊上被树叶上的“洋砬子”给蛰伤了，疼得嗷嗷直叫。
树梢上面又铺了一层麦秸，用作保暖；麦秸上面，应该再铺上黄土，可大雨泡天，临时去哪里找黄土呢？把房子里的炕拆了，把旧的炕坯凿碎了做黄土；最上面，用炕坯和麦芒和成泥，抹成光面，防止渗水。
我们又在简易棚安装了窗子，搭了炕，抠了地炉子，总算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
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的棚子有半边是绑在树上的，每到风雨交加，树晃起来，我们的房子也就跟着晃起来，雨水顺着树干津津地渗下来，在屋里汇成了小溪。
但终究比地震时的暴雨中舒服多了。就这样，我们在简易房里一直住到第二年五一节，在这摇摇欲坠的屋顶下面见证了中国的悲喜交加。
后来人总结了唐山的抗震精神，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做了亲笔题词：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2016年纪念抗震四十周年的时候，大大再次谈到抗震精神，他如是说：
“在同地震灾害斗争的过程中，唐山人民铸就了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我们今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我觉得，这些题词和论述，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父辈们的精神风貌，正是他们的精神基因，也是我们最需要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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